魏敦友: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与中国法学的自主性

——在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法学论坛”上的讲演(2006-11-9,重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1 次 更新时间:2009-02-10 11: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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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有我们赵树坤老师的一篇文章。

  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关于中国问题意识,在中国的学法界已经提出了。邓正来老师他提出了,今天我也感觉到另一个人,他也有中国问题意识。当然,包括刚才魏老师所提及的中国法学界的很多人,自己标榜的问题意识,可能是“假问题”或者是“伪问题”。我在想,魏老师今天所说的西方的学术之于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一种问题的意识,这个问题是西方人给我们的。但是,西方人的问题意识——包括康德、黑格尔这些让我们读不懂的书里边,实际也包含了一种问题意识——当然肯定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意识,而是德国人的问题意识,但是通过德国人,他们展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类的问题意识。这点我是比较赞同的,我们现在的确缺少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因为我在《现代法学》做编辑,虽然中间出国了一段时间,但回来后我仍然觉得,包括法理学在内,中国人投来的稿子实际上经常是没有这种问题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搞“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笔谈,是因为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我在编者按中就谈到:这是中国近年来,整个学术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我是这样定位的。当然什么才是中国的问题,我就发现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提出来。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是朦朦胧胧的知道,但是我们都没有去做。我们还是在大而化之,在说我们要怎么样,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现在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比如刚才魏老师说的:中国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这个的确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如同天上的月亮,我们是摸不着的。我们必须要找一个路径进去才行。我们在座的都是博士生、硕士生,我觉得如果我们写这种东西出来,起码法理是不能答辩过的。这个太空了,它总得要有个什么东西,得落到一个地方去,这才是问题。而不是像(陆)幸福刚才说的:‘你讲问题就是问题了,讲中国就是中国了’,不是那回事儿,总得落到一个地方去,探讨一个问题,实质是在拎出来。所以从这点来讲,我的确同意他(魏)——中国人没有问题(意识),我也经常感受到这一点。就好像,前两天北大的一个博士生寄了篇文章给我,后又打电话让我帮他看一下,我说:“你这个水平好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吧。”今天,某个学校的一位副教授问我他的一篇论文怎么样,我说:“你的这篇文章只是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又把它罗列了一遍。我觉得讲课可以,但是做为论文,不具任何意义,因为没有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作为一名编辑,业余的,我劝告大家:如果你们要文章,特别是投稿等,一定要有问题,有问题你才能够响亮。我特别讨厌那些:什么若干问题研究。刚才魏老师所谈的,我意识到,看起来很小,其实还是大话。这样对我们的学术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是无益的。

  刚才魏老师提出的中国学术的三个方面。第一个:端正态度;第二个:重新开启想像之门;第三个:实践,就是不断的写。我觉得这些,除了后面的有可操作性,在实实在在得做一些事情之外,前面的是没用的。这个和我们党中央经常所说的:只要我们怎样、怎样,我们只要……。就和我经常对大家开玩笑所说的,有个师弟当“最低”人民法院院长,让我给他出个招,我就给他说:“只要苦干五年,为把我院办成最高人民法院而奋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像中国的一些,只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团结起来一心,我们就会怎么样……,这些话,我们开始发现,是没有意义的。以至于这种话到一定的时候,你们注意到:中国的标语学,只要某一个标语说到深入……的时候,就表示差不多了,没有了。如“深入的端正态度”、“深入的开启想象之门”,我觉得这个从大面上讲,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还是没有实际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时候我真的觉得,真理和大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一个层面上的,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老是找不到真理呢?就是它太虚了,就如同大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你说他说错了吗?没错啊,今天魏老师讲的都对啊,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把握不着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该回归到真正的问题上,当然,由于魏老师今天这种大话,给我们西政勾勒出来的这种前景实际上也是大话,刚才我想,今天其他不是收获,最重要的是解决西政问题——西政向何处去,好像刚说了,你们听到如何解决没有?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太大了。我们才发现,当落到西政的时候,这个大话解决不了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说我们只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团结一心、以情动人,然后我们就能阻止、保证每年外流的那一个两个具代表性的优秀人才,我们能阻止他吗?以至于把我们这些不优秀的就留在学校,让优秀的走掉了。这个问题,从这一点上讲,实际是不能解决的。我觉得这个时代或许需要大话,但是我倒觉得还是需要真正实际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找一个问题,所以我还是喜欢胡适那句话:“少讲主义,多谈问题”。当然,我想,我不好提问题。你那么空洞,现在还让我提问题。我不是考你,我们探讨一下,你能不能把你那个中国问题意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这个表述你把它简单一下,简单得让我们听得懂、抓得着,就像施明德在“倒扁”的时候,他就很优秀啊,他就不要搞这些,四个字,一个手势,“阿扁下台”,很简单。特别像这种煽动者啊,我们这种煽动,他这种是启蒙式的,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做,而不是拿很多……当然你今天跟我们讲,我们好像迷迷糊糊,我估计,我告诉在座的各位,多数人你们不要抓,这句话实际我们是把握不了的,我们要怎么把握的就是阿扁、下台,我下台。(笑声,掌声)

  赵树坤博士:

  非常感谢张老师!下面有请魏老师作回应!

  

  四、回应

  

  魏敦友教授:

  非常感谢幸福、学平以及永和老师对我严厉的批评!下面我尝试性地试着做一些回应。这些回应不一定有效,但是我会做出很强硬的表示。首先回应一下学平博士的问题。学平一上来就说错了,他说柏拉图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改成“我爱我师我更爱师叔”,是不是这意思啊?(笑声)所以我要从柏拉图开始批评起,这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老师、学生与真理》,在这篇文章里,我严厉批评了亚里士多德,我说亚里士多德这句话是胡说八道。如果说柏拉图有问题,柏拉图唯老师的马首是瞻,老师说什么他就记录下来,这是不好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就更是胡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句话就把老师和真理摆到对立面上来了。实际上老师和学生是一起的,你怎么能把老师跟真理对立起来呢?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严厉批评了亚里士多德,我在那里面讲到了老师和学生可能的三种关系,一个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关系,一个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一个是我的老师杨祖陶和邓晓芒之间的关系。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就是学生唯老师的马首是瞻,老师说啥就是啥,你说得好,你说得好,空话也是好的,是不是?亚里士多德正好相反,他把老师跟真理对立起来,他实际上用真理的这样一个巨石来打老师,把老师打死了,就像刚才永和老师用空话来指责我一样。永和老师可能没意识到,在空话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生命的真正的经验,比如说永和老师说你魏敦友没经过86、89年的事吧,实际上我是89真正的见证人,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以89为背景而展开的。(笑声、掌声)我曾经在追溯我们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把知识分子分成三类,分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三类人,这三类人在各自的背景之下从事自己的写作活动。第一,五四一代人,这就是鲁迅、毛泽东这帮人;第二代人就是四五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就是像李泽厚、刘小枫、邓晓芒这帮人;我是哪一代人呢?我是六四一代人。六三的晚上六四的早上,我在离天安门很近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了熊熊的烈火在燃烧,我看到了我周围的同学倒在血泊之中。没有比六四事件更令我直观到中国问题了,六四是我们六十年代中叶出生的一代人的永远的痛,所以我是六四一代人,这正是我从事写作的一个背景,我从事所有的研究、思考与写作,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让我们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好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所以我所有的学术,我拼命的努力,包括写出垃圾文章,也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掌声)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要强调,抽象的语词背后,隐藏的是人的痛苦,来重庆之前,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中间说,心中有痛,笔下才有文。看起来是大话,但实际上是痛苦的凝聚。(掌声)

  学平讲了半天,我发现他没有把问题提得很清楚,我来说一下吧,学平讲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批评我过多的从知识论上面来论证生存的问题,合不合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知识和生存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实际上也就是语言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生活着,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生活,这是两回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但是我们把它升华到语言的层面的时候它就成为逻辑了,可能我们后人去看逻辑的时候是空洞的,但是正像邓晓芒老师在《思辨的张力》一书里面所揭示出来的,在这种空洞词语的背后,其实是有着鲜活的经验的,当我们指责它空洞的时候,是我们眼睛瞎了,没有看到在这空洞的背后活跃着的痛苦的灵魂。(掌声)所以知识的问题也好,生存的问题也好,是内在的,勾连在一起的。从知识论上,它是两个问题,但是在人生的意义和秩序上面,它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是使我们的经验得以秩序化得以结构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人才会做这件事情,上帝不做这件事情,自然也不做这件事情,只有人有自我意识,他把他自己和他的世界分开的时候产生的痛苦他才会去描述,他才会去讲,人生是不断的期待以及人生不过是一连串的告别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只有人才会从知识上来讨论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人才会将我们的问题拿到知识的祭坛上面来加以空洞的抽象的讨论,只有人才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有人在指责逻辑空洞抽象的时候,说逻辑的合法性怎么来论证生存的合法性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指责我认为它本身是缺乏合法性的,也就是说,这是人的命运。我研究了现象学,当我们把很多的问题放到括号里面去的时候,那么真实的生命呈现出来了,比如说当我把西政放到括号里去的时候,大学的体制问题就出现了,大学就出现了。当我把大学放进去的时候,国家的这个层面就出现了。它是一步一步地这样一个呈现出来的这样内在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的工作,我们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将我们的生活放在知识的前面加以语言化、结构化。而我们后人呢就是通过语言的考古,通过知识的考古,使得知识背后的生命、秩序、意义得以呈现出来。这就是讲一个逻辑的问题。所以学平讲,生存的问题跟知识的问题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个意思。(众笑声)或者是说嘛,你过于谈知识的问题了,但是我要到这里强调的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上升到知识的!也就是说生存的经验。我们今天讲法治为什么讲得晕头转向啊?本来讲法治,按照西方的讲法,应该是干吗呢,西方的这个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这个控制国家的权力啊,是不是,为什么到中国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法治讲什么呢,哦,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广西大学、依法治西南政法大学,依法治我们每个人了。法治法治变成啥了你?你这一套法治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有啊,这是统治人民的这样一种策略啊,对不对?西方它这个控制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仅仅这样论证是不够的,对不对?这几天我在法之理上看到一个朋友给我留了言,对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位朋友认为我讲得那一套东西啊,总的来说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东西,这个到我们国家,人民受到欺侮的时候啊,我们国家肯定软弱无力。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有思考的。我们中国的确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是政府过于强大的时候欺负老百姓,过于弱小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呢保护老百姓。后来有朋友们跟我说,国家弱小的时候,它更加欺负老百姓。的确是这样。这要比做西政的话,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体制,是不是?我们普通的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在它面前的话,仅是一只苍蝇,被他随便踩走的,所以啊,在我的讨论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存问题啊,它最终,作为一个学术知识者来讲,我们必须要从知识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于是生存问题就转化成知识问题了,转化为逻辑问题了,它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十年前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抽象的语词下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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