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与中国法学的自主性

——在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法学论坛”上的讲演(2006-11-9,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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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因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讲座里面,就是指的我们中国民族的灵魂。所以,这个西方知识引进运动,它到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形式和质料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它的这样一个无灵魂的性质,使得我们整个当代中国学术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赋予这个僵尸以生动的灵魂,就是使它活起来,使得取自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在中国获得一种生气,获得一种灵气,就像我们歌乐山下的灵气一样,是吧?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中国人就可以从沉沉的睡梦中醒来,度过知识论上的漫漫长夜,成为中国人。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重大的使命。但是我也要在这里强调的。我在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个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的空间其实是非常窄的,也是非常艰难的。它艰难在哪里呢?我从中国秩序原理里面,看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们古典的社会里面,我们中国是有道统的,有道统就有学统,那么就会对政统进行强有力的制约。比如说,如果我们到了曲阜,我们就会发现,“三孔”就是孔庙孔府孔林屹立在那个地方,二千多年不倒,它可以看着中国天下的王朝治乱循环,王朝都象花儿一样凋落去。但是作为道统之象征的孔孟之道,也就是三纲五常却始终屹立不倒。而一些学者,前仆后继的,为这样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代不乏人地进行辩护。那么,我们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刚好是相反的。我们今天的学术为什么难以得到发展?今天我们直观上看,我们中国学术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的依附,我们今天中国的学者,都在那里申报课题啊,对不对?申报课题干吗?想多拿几个钱哪,是不是?当然想评个教授什么的,是不是?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权力严格地控制了当代中国学术。这就是邓正来讲的规划学术的时代。按照我的理论来讲,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处的困境是什么呢?困境是,政统完全吞噬了道统和学统,而且要命的是,政统冒充着道统。所以我们整个的学者就处在这样一个惶惶不可终日,不知所归的困境里面。有些学者到处演讲,今天讲科学发展观,明天和谐世界,后天讲以人为本的法律观,说来说去,其实政府说什么他就跟着后面跑。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当代中国的学术的成长就是永远不可能的了。所以我觉得当代中国学者有个很大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是双重的。第一方面,要重构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在家天下之后的这样一个道,同时呢,又要为这个道而辩护,这样形成学统。这样一来,才会对政治家的活动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制约作用。这是我讲的这个当代中国学术,就是学统建立不起来的原因,关键就在于道统的缺失。所以我在讲当代中国学术的灵魂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当然有人可能问我:“什么叫灵魂呢?”我在这个地方讲,灵魂就是,我意识到我,就是我等于我,对不对?我在吸收西方知识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依然在西方知识的结构里面意识不到我们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没有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没有自主性,所以自主性跟自我意识跟对自身的意识是一样的。许章润教授讲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到底包括什么内容我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他的思路是对的。按照我这个地方的讲法,就是说知识的灵魂被重新获得,被重新赢回来。那么从总的情况下来看,我认为当代中国学术获得了很大的成长。如果我们将今天的知识体系与古代的知识体系进行比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事实,但是我同时也认识到当代中国学术固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它是没有灵魂的,是一具僵尸,它没有自主性,还处在自我意识的丧失状态。那么我们今天当下每位学者的任务就是赋予它生命,按照我的总的构架就是在中国秩序结构里面重新使“三统”学说得到复活,重新来构造我们自己的这种生存的意义。当然我这个地方不是讲的“世道人心”,我觉得许章润教授讲“世道人心”的时候讲的太柔弱了,没有力量,就象苏力温柔地想起校园一样。我觉得当代中国学术必须要发展出强硬的法哲学来,才能面对我们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才有可能来应对这样一个丛林式的政治社会。按照赵汀阳先生的说法,西方知识因为缺乏天下的维度,它不可能为当下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而谋划,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中国学者的用武之地可以说是不期而至了。当中国学术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内在灵魂的时候,当代中国学术也就超越了西方学术的局限而获得了自己广阔的发展空间。

  最后,我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法学的自主性问题。中国法学作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构成部分,与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一样,当代中国法学也有一个自己灵魂或者一个自主性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来讲一讲当代中国法学怎么来赢得自己自主性的问题。当代中国法学作为中国学术的一个构成部分,并非是本土的产物,它也是在西方知识引进运动的过程之中开始去建构的,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但是中国法学必须是中国的。我们知道梁启超先生说过,中国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我认为中国法学的使命就是,它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对中国秩序及其内在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因而它必然是中国的,否则就不是中国法学了,就像有人说的西方法学在中国,没有中国法学,它是西方法学在中国。那么我们要发展中国的法学,我们就必须要对我们中国的秩序结构和它的内在意义进行研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在知识论上对西方的臣服,当代中国法学的品格在性质上是西方的。我们可以检点一下当代中国几代法学家们的工作,比如说老一代的法学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法理学家,因为法理学家是法学世界的哲学家,所以对法理学家的考察根本上就是在考察法学本身)比如说象大家尊敬的沈宗灵教授、孙国华教授,当然也包括前不久来到贵校讲演的李龙教授在内,他们的学术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只是开启了西方法学在中国的先河。中年一代的法理学家们,比如说我在开头特别提到的贺卫方、夏勇、许章润、范中信等西政学人,当然也包括78级11班的班长邓正来,邓正来他自称是11班的班长,我觉得这一些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沈宗灵教授包括孙国华教授一代人所开启的那样一个引进西方知识体系的工作在当代中国进一步得到了弘扬。比如说你仔细去看一下贺卫方讲了些什么,不管他讲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制度等等,试图在中国想干嘛啊,就是想将西方的制度在中国得到复制,总的来说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基本看法,包括许章润也是这样,他讲“世道人心”,什么是“世道人心”,讲的很柔弱,他没有一种很强硬的中国气派在里面,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在法哲学上面要发展出一套强硬的中国法哲学,中国法哲学,这是中国法学的使命,我认为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子的使命。这就是说包括邓正来在内的这样一些西政的著名的学人,第一流的思想家吧,应该说当下的,他们共同建构起来了中国法学的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那么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它们在性质上是西方的,正像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里面所指出的,正是因为它在性质上的西方性,所以它没有办法来引领我们中国在进入世界结构进入全球化结构之后我们当代中国法学法制的发展。当然可能邓正来是一个例外,我刚才点到了西政的老师,邓正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政的学生,他是处在川外和西政之间的,所以说我觉得邓正来本身的身份也有一种象征意义。邓正来有可能是个例外,他很可能是中国法学从一个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领航员。至于象贺卫方、夏勇、范忠信、许章润几位,则很难做时代的领航员,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比如说夏勇讲的中国民本哲学,我觉得是无根的。最近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范忠信迷津》的长文,我在那里指出,在知识谱系上,因为它的西方性质它不可能关心中国问题。前面提到,许章润认为提出中国理想图景是一个胡扯的问题,是一个stupid的问题,是个foolish的问题,愚蠢的问题,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说你根本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像苏力讲,不要紧问这些问题,法院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纠纷吧。所以我就说苏力的法学思想很有可能塞壬的歌声,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过于相信苏力的话,我们中国的法学和法治可能会完全走向迷途,这个是我对苏力的总的判断。我对苏力有过认真的研究,我认为苏力的法学总的来讲它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但是苏力的法学表达因为他的文词很美丽,所以他是美丽的庸俗唯物主义,比很多当下盛行的一些法学家的市侩的唯物主义要好,所以我对苏力的评价是很高的。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应该说到了这样一个时代,随着我们自我意识的觉醒,自主性的追求,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呼吁,我认为当代中国法学的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因为这也应和了西方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也应和了我们必将要从我们中国知识论上的漫漫长夜里面走出来,这是我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判断,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知识论的研究。我们为什么这样考虑问题?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如果说我们仅仅承认法治,仅仅承认宪政,我觉得是不够的,我们要对它进行反思。我觉得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必须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劳动。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艰苦的踏实的工作,所以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下我们怎么来迎接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第一,我认为就是要端正态度,端正态度就是说,因为我在前面讲到了我们随着西方知识引进运动形成了中国知识和西方知识在知识论上的一种主奴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树立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要强烈地挑战这种学术上知识上的主奴关系。去年邓老师给你们讲过黑格尔的主奴关系,我把这样一个结构化的分析引入到中西知识论的关系的分析上来。这是我今天早上想到的,我为我这个想法而高兴,我认为我这个想法挺好。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基本的态度,就是试图挑战中西在学术知识论上的一种“主奴关系”。主人和奴隶,我们都知道,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部分里面所讲到的,是最为著名的篇章了。随着霍布斯的丛林原则起作用,于是你打我,我打你,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有些人胜利了,有些人失败了——失败者就承认胜利者是主人;胜利者也承认失败者是奴隶——所以奴隶和主人之间,有一个承认关系!我们中国人在知识上面,我很惊讶的发现,中国知识跟西方知识也有这样一种主奴关系!也就是说,在知识的这个战场上面,中国人近代以来失败了!所以承认西方知识的主人地位!那么,西方人呢?包括黑格尔在内,他也认为,中国的知识是浅薄的,只是一个初级阶段的知识!比如说:他认为孔子的说法,(仅仅是)一些乏味的教条,是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当然,他(指黑格尔)这样想也有一些道理,邓(晓芒)老师也在论证(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认为)有一种内在的中国秩序结构!(只有)当我们把秩序结构打开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新的情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首先要挑战这种学术上的主奴关系——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宣战,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前一辈人宣战!比如说,向李龙教授宣战,是不是?(众笑~~)当然,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要向贺卫方教授宣战,是不是?要向张文显、邓正来、徐显明、夏勇宣战!我们要向许章润教授宣战!我们宣战不是简单地说他说得不好;我们宣战要说,他说话的根据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简单地说,你这句话说得不对,不是这样来说,(而是)我们要找出他说话的知识论的谱系是什么。只有当我们找到他知识论的谱系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来制服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要挑战学术上的这样一个主奴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第二点,这是走出知识论上的主奴关系的核心环节,没有这样一个环节,我们要走出学术上知识上的主奴关系可以说只不过是梦想而已。我认为,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重新开启想象力之门!重新开启想象力之门——我认为——是我们彻底地走出学术上的主奴关系的重中之重!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学术,基本上没有想象力!我们要么屈服于西方;要么像蒋庆那样回到孔子;基本上(都)没有想象力!我们讲法治,为什么要搞法治?因为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搞法治(吗)?一点想象力没有!(众笑)我最近在研究一本书——赵汀阳先生的《天下体系》,我认为赵汀阳的这本书很好,其中就讲到:中国跟西方有不同的想象力,文化就是一种可能性!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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