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在哲学与法学之间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2006-12-6,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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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在在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

  ——黑格尔(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页7,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987。)

  

  各位学弟学妹:

  大家晚上好!

  

  今晚很高兴能在隆冬时节借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机会来到北京,又一次回到母校,并能在此作一个所谓的学术讲演,实际上是我赢得了一个好机会能与学弟学妹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非常感谢湘平博士刚才对我的一番介绍,过于溢美啦,实在是愧不敢当!其实自从我1992年离开母校离开北京后,我因为各种原因经常来北京回母校,但并没有想到要象今天这样正式地作什么学术讲演,因为这二十多年来虽然没有停止过学术上的努力,但真是自觉没有什么学问,所以每次经过母校的时候,仅限于看望一下老师与朋友而已。去年八月份我经过北京去长春时,照例回母校看看,与沈湘平博士相见,叙谈之间,湘平博士提出下次路过时可否给学弟学妹们作个讲座,谈谈自己的一些学术思想与人生体会什么的,或许对各位学弟学妹有所帮助。湘平博士的说词使我感到有一种责任,就是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一些体会感想说一说,或许对各位有所参考。这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一个缘起。所以我要对湘平博士深致谢意!当然,我也要对同学们的到来深致谢意!

  我今晚的讲题是《在哲学与法学之间》。这个讲题是有一来源的。1998年,我在武汉大学跟随我国两位著名学者杨祖陶教授与邓晓芒教授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回返理性之源》,回到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湖北大学哲学所时,湖北大学成立了法学系,它与哲学所一起,属于当时政治与行政学院下面的一个建制。我后来揣测,时任院党委书记的江畅教授可能是因为怕我感到受了冷落,于是任命我作法学系副主任,我曾经在《杨门十三载记略》中谈到江兄此一决定完全改变我的生命航向,也就是从体制上从哲学到法学了。没有想到一入侯门深似海,根本就无法回头了,1999年我的博士论文《回返理性之源——胡塞尔现象学对实体主义的超越及其意义研究》在武汉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时,我写了一个长长的“跋”,题目是“从哲学到法学”,还有一个小标题“思维进路的自我寻绎”,其意图是追溯自己的致思取向,如何从哲学到法学,这篇“跋”的最后一句话中就包含了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我的宿命本来就是:在哲学与法学之间。”所以,“在哲学与法学之间”实际上成了我告别哲学走向法学的一个契机,同时也是我近十年来心路历程的一个写照,其实更是一个痛苦与焦虑的主题。

  

  一、两个鱼塘各冷暖

  

  今晚我要以“在哲学与法学之间”这个大的主题为背景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依次是(一)两个鱼塘各冷暖,(二)当代中国思想的觉醒,以及,(三)法哲学是当代哲学的核心。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无关系,但它们却实际上连缀在一起的,将它们连缀在一起的基本线索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从哲学到法学以及从法学到哲学的学术思想经历。我首先简单讲讲第一个问题。

  我先讲讲“两个鱼塘”是怎么提出来的。我必须指出,这个说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位不曾谋面的兄长、现供职于南京江苏行政学院的刘大生教授的启发,这位刘大生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思想犀利,文章灿烂,而以法学边缘学者自居,自称草派“刘大虾”。我与刘先生有一些交往,不过只限于电子邮件。因为看到刘大生先生问“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宪法学家为何缺位”这个问题,我模仿康德的口气写过一篇小文《答复大生先生的问题:宪法学家为何缺位?》。心想大生先生以“刘大虾”自居,我魏某人将何以自处?一日,前思后想,忽然想到,既然大生先生自然称“大虾”,我则以“小虾”自许如何?南京有“刘大虾”,南宁有“魏小虾”,这不正好相映成趣么?又从小虾联想到鱼塘,于是想到自己本是哲学鱼塘里面的一条小鲫鱼,不幸成了法学鱼塘里面的一只小虾啦。此说也,其中有几分自叹学术身世的意思。所以此一说法实际上是我自己学术经历的一个写照。我其实还对自己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自己是“法学丛林中的一名游击战士”。我本来是学习哲学的,1984年9月我进入北京师大哲学系,于今已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于可以说,经过了多次重大的“转折”。当然,最为重大的转折要数从哲学到法学这种体制上的变化了。不过,其实在追求哲学的道路上我也经历过若干次转折的。这若干次转折我都将它们写在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时的“跋”《从哲学到法学——思维进路的自我寻绎》一文中了。这么些年来,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们,偶尔还谈起我写的这个“跋”,说是读了之后有些感动,这令我感到很安慰。的确,这个“跋”是我用心写出来的,而且是一夜之间写出来的,近一万字。它记述了我十五年(从1984年到1999年)追求哲学的心路历程。追求哲学实出于我的本意,二十多年前在选报高考自愿的时候,就只填报了一个志愿,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我没有听从班主任希望我报考当时热门的经济类专业,而一心一意报哲学。我上哲学系没有丝毫遗憾,因为按照我当时的理解,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我有太多的人生困惑需要哲学给予我解答了,其实我在读高一时就跟老师说我读大学要上哲学系,我要做哲学家。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上成北京大学,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在报考高考自愿时班主任坚决不让我填北京大学,这样就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选择很好,我今天以自己是北师大学子为荣,因为北京师范大学相对于北京大学来说要更平民化一些。我在北京呆了八年,其中七年是在北师大度过的,另外一年则到了当时的顺义县今天的顺义区,我是因为保留研究生学籍而去顺义工作一年的。顺义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顺义县城在潮泊河边,潮泊河掩映在茫茫森林之中,当时孤身一人,常常迷失在潮泊河的茫茫森林之中。大致说来,我在哲学上的思想上的变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喜欢黑格尔哲学,第二个阶段是喜欢海格尔哲学(中国哲学是庄子哲学),第三个阶段是喜欢胡塞尔现象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解释学。如果今天我事后来追循其中的逻辑因由,那么可以察觉到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不断地走向现实。所以,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在年青时代没有追求过哲学,那么这个人就没有过自己人生的年青时代,但是,如果一个人总停留在哲学,那么这个人则永远长不大,因为他只停留在理想的阶段而不能下降到现实中来。我的思维逻辑也许正好应证了这一说法,因为它正好表现出一个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过程。

  而从理想走向现实对我来说在职业上看表现为从哲学到法学的重大飞跃。不过这种职业上的飞跃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前已说过,我于1988年在武汉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湖北大学工作,正好湖北大学成立法学系,我于是到了法学系。但这种外在的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应合了自己内在的思想的变化。今天看来,职业上的变化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如果要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会依然留在哲学的体制内,而决不会进入法学的体制。因为哲学是你的基点,你可以从这个基点出发做法学的事情,但你一旦进入法学的体制,这意味着你失去了你自己立足的基点,会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无根状态。首先,你没有师承,你是孤独的。其实没有师承本来没有关系的,因为关键还看你有没有真学问,所以,第二,更重要的是,别人会在不同的场合下说你是门外汉,也就是你不懂法学,你对法学根本没有发言权。这种说法非常致命,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你发言的资格,你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可能朋友们会说针对法学的发言一定要出身于法学吗?当然不必,其实可能真正有意义的发言不一定来自法学的科班出身,比如我最近在杨玉圣教授所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读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童之伟教授怀念他的导师何光辉先生的文章《追忆先师何华辉先生》一文中提到,“记得那时他(指何华辉先生)躺在当时武大医院的病床上,精神尚好。我告诉他,《法学研究》搞了个复刊百期优秀论文奖,我的一篇文章评上了。他听了显得比较高兴,说我是能够搞点新东西出来的。他评论说,我能有些新想法,得益于原来的学科,如果一直在法学圈里做,思想容易被老的一套说法套住,跳不出来。他又告诫说,你原来不是学法学出身的,要注意弥补法律知识的不足。十余年来,我一直牢记着何先生的这些话,并努力照着他说的在做。”(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8350&type=1004)可惜的是,今天象何老这样有着真知灼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看重的是所谓的科班出身,而不是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正因此,冒然地从一个学科跨入另外一个学科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今天我觉得自己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童之伟教授虽然原先不是法学(宪法学)出身,但他到底承了著名宪法学者何华辉先生的衣钵,所以后来也算是有师承了,而我所学全是哲学,我不可能找到法学的师承,这意味着,我要在法学的世界里厮杀,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思想的力度获得别人的承认。但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孤独的过程,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徒劳无功的过程。我从1998年从哲学转向法学,从1999年从武汉到南宁,从湖北大学法学系到广西大学法学院,我在法学的体制中已经度过了近九年的时间,其中冷暖,唯有自知。去年上半年我还在准备离开法学的体制进入到哲学的体制,但没有成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一个新的体制里面对自己的意志是多么严酷的考验。总的来说,中国法学是非常保守的,法学作为一门现代学术建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是中国法学家基本上没有好象也不打算对法学知识进行认真地思考,而不对法学知识进行知识论的追究,这是中国法学最致命的。当然,知识社会学似乎有一些思考,但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只及于法学知识的肌肤,根本无法达到对法学知识的深度解读,因此我认为可能要发明一门知识历史学方能达到。而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了。

  当然,我也一直在尝试寻找进入法学体制的机会。去年,即2005年的七月间,我去东北长春参加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举办的“西方法哲学暑期讲习班”,这是我从哲学转向法学之后第一次比较多地接触全国法理学人。从七月离开南宁,到八月初回南宁,前后计有一月余。我将一路之上所写的小“诗”汇成起来,并取名《北行诗抄五十一首》,“两个鱼塘各冷暖”这句话,就是源于其中第十首《四十述怀》,《四十述怀》共有四句:“生平最爱瞎捣蛋,无头苍蝇到处窜。两个鱼塘各冷暖,风云变幻壁上看。”其中“无头苍蝇”原作“没有原则”,按照当时来自中山大学法学院的矫波博士的建议修改。“壁上看”原作“壁上观”,今天上午在中苑宾馆开会时根据彭庆山教授的意见修改。所以这四句话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呢。这四句话实际上是我自己学术形象的写照。它既写出了自己的性格,也写出了自己的窘境。就自己的性格方面说,我不满足于在一个学科或者哲学或者法学里面讨生活,我志在打通法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重新恢复哲学对法学的影响力,这种想法使我坚定不移地将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定位于法哲学。但同时我也深知,因为自己的学术背景的原因,注定了是一个学术的流浪儿,在哲学与法学之间来回的摆动真正成了八年前我选择从哲学的鱼塘到法学的鱼塘之后的命运了。不过在法学的鱼塘里面我也感到了不少的温暖,比如2001年我因为写了两篇批评山东大学法学院谢晖教授的小文章,居然有幸能作为十个特邀代表之一参加在烟台举办的全国性的法学教育的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法学方面的会议,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我在法学的起点还是不错的嘛。当然这得感谢谢晖教授。谢晖教授以他博大的胸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年可以说是我从哲学鱼塘闯入法学鱼塘八年以来最高兴的一年,因为今年有两件事令我深感意外,一件事是年头(二月份)忽然接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寇丽女士的电话,问我能否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上发表我先行发表在网上的一篇文章《音调未谐的变奏——解读八位博士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评论》,并说只要我同意将专门留版面刊发此文,弄得我受宠若惊,不久我的这篇小文就刊发于《政法论坛》的第二期上。第二件事是年尾(十一月份)我去重庆出差,中间应西南政法大学之邀作了一个讲演《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与中国法学的自主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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