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中国学者研究朝鲜战争的最新成果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评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4 次 更新时间:2003-12-05 2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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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  
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同时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

   毫无疑问,作者的这一结论是对西方学界有关“朝鲜战争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策划、而由金日成直接发动的”的所谓“共谋论”提出了质疑。通过上述研究作者强调指出,“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和中苏结盟问题的时候,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半岛冲突的认识和政策开始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甚至给中苏同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才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根本看法。因此可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只是同盟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中苏两国才在事实上形成了同盟关系。这就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一论点和结论无疑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对从本质上理解和认识朝鲜战争的起源提供了合乎历史真实的视角。

   至于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有关苏联没有履行派遣空军的承诺这一关键问题,作者通过研究也提出了客观而公正的看法。作者指出,斯大林虽然一直答应为中国部队提供空军援助,但他在关键的时候决定推迟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并且拒绝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这当然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不满。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说斯大林完全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是有些牵强,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说不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而只是到最后才明确这种援助指的是掩护中国军队的后方。这足以展示斯大林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圆滑的外交语言。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显然是缺乏经验的。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也可以说明,虽然中国和苏联已经结成了同盟,但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把毛泽东推上了战场,却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有关中国出兵决策对中苏同盟关系的影响,作者指出,从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毛泽东最终做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并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主要方面说,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后,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主流。

  

   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

  

   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囿于史料的限制,对朝鲜战争时期中苏的全面合作关系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作者在第五章《迈上新台阶——在战争中全面合作的中苏同盟》中以及在《余论》中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和《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以及《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等专题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档案文献以及口述史的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究,其论点和结论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瞩目。作者强调的是,从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看,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战争到和谈,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指挥,甚至在战术运用和后勤供应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都征求并且尊重斯大林的意见。

   作者从中苏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这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和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面合作的同盟关系。毛泽东决定中国出兵以后,斯大林做出的最快反应就是立即命令苏联空军投入掩护中国军队后方和运输线的战斗,而没有等到两个月以后。不过,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同时,在战役的指导思想的研究上,作者分析了国内战争的经验对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的军事指挥上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即通过运动战大规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朝鲜战争初期的战果更使他相信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他仍然主张采取这样的战术。当毛泽东把这一看法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毛泽东则接受了这一意见,此后的战争便是以阵地战为主了。另外,作者通过两次战役后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个案,论证毛泽东和斯大林在战争指挥上的协调和同意。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建议部队进行休整,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这时。斯大林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

   作者通过大量权威的具体数字,系统论述了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论点。他指出,俄国档案文件显示,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中国空军的援助,如用米格-15替代米格-9,从而保障中国在空战中的机型性能不低于美国的“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作者还通过口述史,论证了通过朝鲜战争中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配置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这一历史的考证对我们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历程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对朝鲜停战谈判,作者的解释是: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主张。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共同说服了金日成。

  

   朝鲜战争以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作者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而《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通过其立论的严密、论据的翔实以及作者对史料掌握和运用的娴熟于心和成竹在胸,不仅反映出作者本身严谨的治学经历,而且再一次展现了作者驾驭史料的功力、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缜密的分析能力,充分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严谨求实的学风。《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一书中论述的所有问题,都是作者近年来根据最新解密的多国档案文献所进行的深入研究;正是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使得该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利于提出和重新探讨朝鲜战争研究中的某些结论,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朝鲜战争的研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作者为中苏同盟的兴衰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在作者看来,虽然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分裂因素,特别是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存在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势必会将对斯大林的怨气发泄到苏联未来新领导人的身上。由此结构,作者提供了朝鲜战争和中苏同盟兴衰两者之间互动的动力、进程和后果。毫无疑问,作者这一有关朝鲜战争研究的力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国际冷战史新研究”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化,特别有助于丰富对朝鲜战争和中苏同盟演变的认识和理解。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都标志着中国朝鲜战争研究的新发展和新视景,相信所有研究和关注朝鲜战争研究的学者和读者,都无法忽视这本著作所兼具的史料基础与必将产生持久学术影响的观点和结论。

  

  

   (本文作者戴超武,历史学博士,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①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良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② 近年来由沈志华编辑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主要包括:《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1996年;《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三卷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第48辑,台北,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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