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法治的根基

——在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世纪大讲坛”上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3 次 更新时间:2009-02-10 11: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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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致谢辞

  前几天正在开政协会,突然接到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余保才同学的来信,原来保才他们已经将我去年十二月在民族大学所作的一个讲演的稿子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了。我很高兴,回来看了,竟有三万字,心想可累坏了保才几位同学,在这里我要对参与我的录音整理的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王锐、余保才、洪涛、晋闯四位同学深致谢意!拿到整理稿后,我又根据我原先准备的一个稿子作了一些修改,就成了目前这个样子。这个讲演稿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立此存照吧。但如果没有保才等同学的努力,也就没有这样一篇东西。由此我想到,人间的许多事大多是偶然产生的,并没有什么必然性。最近一年来,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我在全国各地先后作了六次讲演,深感讲演之不易。以前知道,学然后知不足,现在进一步体会到,讲然后悟有限。以前常常感到讲台上的人不过如此,而自己上了讲台何其惶恐。可见台上台下是大不一样的。这大概也是我不想轻易讲演的一个原因吧。讲总要讲点什么吧,可是常常发现没有什么好讲的。或者发现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鲁迅先生说,我沉默着的时候,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则感到空虚。不过讲演到底是逼出了自己知识的限度,使自己从原先自以为是的充实到直面无法回避的空虚,这当然是对自己知性的考验,同时也是对自己知性的推进。因此我要对促成我讲演的朋友们再次致谢!

  

  在这个传统、集体、记忆、价值和语言的整体都被无情地打碎的变化过程中,重建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努力从何开始?

  ——张旭东(转引自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144。)

  

  现在的学者被洋人的知识弄晕了。

  ——陈明(李泽厚 陈明:《浮生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00。)

  

  要有真正原创性的东西,那还得靠自己。……我寄希望在这个西学热的基础之上,能够有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出来。

  ——李泽厚(李泽厚 陈明:《浮生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00。)

  

  如果不了解印度佛学,就无法设想宋明理学和道学的出现;如果不了解西方哲学,也就无法设想中国今天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哲学了。

  ——王太庆(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778。)

  

  “哲学”要么助纣为虐,继续为“诸神”穿衣服,最终为“诸神”的道德之身穿上“铠甲”。今天不是有人为“自由之神”穿上了战争的“铠甲”吗?所以这“哲学”早已死亡。……哲学要不助纣为虐,它的最后使命就是 “听从召唤”给“诸神” 脱衣服,最后脱去“民族服饰而还原“无形之神”。哲学,有这个本事和勇气吗?

  ——张志扬(萌萌主编:《“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上海三联书店,2006,页80。)

  

  我讲梁漱溟比较诚实,我就希望学习他的诚实。梁漱溟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中学不行,西学也不行。”我现在愿意重复梁漱溟的话:“我李泽厚呢,西学不行,中学也不行。”这是老实话。不是矫情,但是梁漱溟讲他一个特点:愿意想问题。我也愿意想问题,其实想得也不多,但想得认真比较执着,不轻易改变,不玩世不恭,也不玩学问,如此而已。

  ——李泽厚(李泽厚 陈明:《浮生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页179。)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晚我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美丽的相思湖畔,并在贵校新近设立的“相思湖世纪大讲坛”上作一个学术报告。首先我要对玉成此事的贵校的研究生余保才同学深表感谢!对在座的向忠诚教授、杨凤宁教授及同学们深表感谢!

  上个月底正准备赴北京开会的时候,突然接到保才同学的电话,告诉我广西民族大学设立了“相思湖世纪大讲坛”,准备邀请各地知名学者来做报告,并告知我获邀其中,对此我深感到荣幸。当时我就想啊,想到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希望,希望我们广西民族大学的“相思湖世纪大讲坛”能够真正荟萃国内各路学术英豪来到这里,希望在美丽的相思湖畔做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并希望“相思湖世纪大讲坛”能够引领广西的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为它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带来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今天之所以愉快地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来作讲演,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些考虑的,除了过来向朋友们表达上述的几个希望外,我想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在凤宁老师的盛情邀请之下来这里作了一个讲演,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正规,只是凤宁教授一个灵机一动的安排,但是没有想到凤宁教授这样一个安排竟开启了我思考问题的一个新的方式,即以讲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记得去年的讲题是《法治的中国道路》,在那个演讲里我主要阐述了中国应该怎样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考虑自己的法制问题,在那里我对整个中国将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法制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时间真快,转眼一年过去了,我认为,一年来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有一些进步的,我发现正象我的朋友说的,你怎么到处去作演讲,刚才贵校电视台在采访我的时候,我也说到,我发现自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啊,我到处去演讲,迄今我到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过演讲,上个月9号的时候在几位好朋友的安排下在西南政法大学作过演讲,西南政法大学是咱们忠诚教授的母校吧,很高兴能跑到忠诚老师的母校做演讲,人特别多,那次我特别开心!这个月6号呢我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演讲,算是我的母校吧,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边,我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有了一些进步,所以说正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的思想再重新确立一下,同时也是将一年来的所思所想,向同学们做一个汇报,也期望同学们给我一些指教,那么我也希望朋友们能从我今晚的演讲里面能够感受到我一年多来,思想的确是有一些进步。我个人认为和去年在这里的演讲比起来,我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应该说思想更加深刻。在这里先做一个广告。下面我就逐渐的进入正题,对我这样的一个广告加以验证,至于真的是否有进步,那还要同学们加以评判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法治的根基》,我将以法治这样一个当下十分热门的话题为契机,全面、细致、冷静的批判和反思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知识状况。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话题里面依次阐释三个问题:第一,“苏力的困惑”与当代中国思想的觉醒;第二,“五四”的内在逻辑及其终结;第三,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建构。我将在这样三个小的话题里面阐释我所理解的法治的根基,将中国法制放到这样一个辽阔的背景下和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量。

  

  一、“苏力的困惑”与当代中国思想的觉醒?

  

  我讲第一个问题是“苏力的困惑”与当代中国思想的觉醒。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特别喜欢用一些当代学者的名字给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以及一些知识现象进行命名。八月份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参加法理学讲习班的时候,中途讨论,一个年轻的朋友在讲台上讲我的这样一样命名他很喜欢,比如说我讲到的所谓“季卫东陷阱”就给他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不用说,这使我很高兴。稍后在河南开会,遇到一个从事出版的朋友,他得知我的这一做法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写出一本书来。不过我当时没有同意他。因为我目前对出书不感兴趣。我的这样一种癖好是如何形成的,我昨天想了半天,一下子也弄不清楚了,我记得最早我提出所谓的中国政治史上的所谓的“黄炎培难题”,大概在四五年前吧,去年我受邀在我们民族大学,那时还叫民族学院呢,作演讲,我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就把我平时零零星星想到的都系统的表达出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的那篇小文章《法治的中国道路——在广西民族学院的讲演》。除了这个“黄炎培难题”之外呢,我还讲到了“费孝通困境”,讲到了“梁漱溟-谢遐龄诅咒”,讲到了“孙中山-章太炎悖论”,而且,更重要的,我走到全国各地有朋友们谈到,说你这个讲的很好,就是前面所说的“季卫东陷阱”,这个“季卫东陷阱”主要是描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中国人有规则但是不守规则,还有一种力量在背后起作用,规则竟成了一个摆设,就象一个陷阱一样。就象我们评职称一样,规则虽然摆在那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你不站起来说话人家就把你灭了!(众笑)这个现象我认为是季卫东教授首先仔细描述了的,所以我就称之为“季卫东陷阱”,以示对季教授的敬意。前不久,我又命了一个名,是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范忠信教授的名字命名的,叫做“范忠信迷津”。我写了篇很长的文章,有同学可能知道,我写的是《范中信迷津——解读范忠信教授的“厦门讲演”》。我在这篇文章中讲什么呢?我的主要意思是讲范教授对中国的司法状况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据西方的司法概念来批判中国,这本来是五四以来的一个基本思路,但我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就陷入到迷津里面去啦。范教授是我们忠诚教授的一个师兄吧。范中信教授是我们中国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他不象有一些学者完全依附于政治,对于一个法学学者而言这在今天很了不起啊。他跟季卫东,当然也包括苏力,也包括夏勇啊,贺卫方啊等等这样一些人,应该说是我们当代中国最新锐的中年学者,我们今天要做学术,就要从这样一些学者已经取得的成就出发,认真吸取他们的成绩,同时也要严厉地批评他们,超越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我们的知识推向前进。我在西南政法演讲的时候,我就希望朋友们对范忠信、贺卫方、范忠信、许章润、夏勇等进行批评,这几位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出来的最优秀的学者,更新一代的学者要以他们为基础,但一定要超越他们。我甚至说,这关系到西南政法大学未来的学术前途。我们虽然地处偏远,也要自觉地参与了这样一个法学学术批评的事业之中去。

  今天呢,我想以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来命个名。这就是我要讲的“苏力的困惑”。上个月我去北京出差,应邀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作一个演讲,我在准备做演讲稿的时候,我想到了“苏力的困惑”,我当时很高兴,终于又命了一次名。不过在北京师大讲得比较简略,所以我今天就算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吧,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看看“苏力的困惑”究竟包括包含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做法学的大概都知道苏力吧,苏力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了,2001年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在烟台大学,是去参加一个法律教育的会,期间烟台大学校长离郭明瑞教授宴请外地学者,我在上厕所的时候见到了苏力,聊了几句,记得我对他说,我最初读你的书还以为你与苏童是兄弟呢。因为苏力是江苏人,苏童也是。苏童是一个著名作家,是我的校友,不过比我高四年,我八四年去北京师大上学,他正好毕业走啦,他是八零的。苏力与苏童当然不是兄弟,因为他们都不姓苏,苏童姓童,苏力姓朱。与苏力的交往主要是读他的书。我有一天写了一篇小文章《长不大的苏力》。这篇小文章主要是批评苏力在人格上的不成长。后来我偶尔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的bbs上看到了我的这篇《长不大的苏力》,点击率非常高,当然多是骂我的啦。比如就有一个朋友这样骂我,广西大学是一个什么狗屁大学,呆在这种学校里的人居然还敢写文章!你懂苏力吗?回家好好读书吧!我当然对这种咒骂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报之一笑了,而使我深感奇怪的倒是,我的这篇小文章怎么跑到这里面去了呢?过了好久我才知道是我从前的一个学生李琼捣的鬼。很多年前我还在武汉市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教过李琼,李琼这名字象个女孩子,他的确长得十分清秀可爱,而且非常聪明,敢于思想也善于思想,那时他还是一个本科生,一转眼就长大成人了,正在北大经济学院读博士。我还在网上读到他写的一篇小文章《我与魏敦友》,文字异常优美,给了我许多的赞美,令我深感惭愧,自觉学不精专,迄今一无所成。也不知道这李琼是从哪里看到了我的那篇小文章,就顺手将它放到北大法学院的bbs上去了。这个蛮有意思。不管怎样,我觉得苏力之所以能够激起我们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是因为苏力有思想,或者说他对许多问题有十分敏锐的感觉,不过说实话,有时我觉得苏力好象没有什么思想,只不过是有大堆书而已,但是他有很好的感觉,我认为正是这种感觉使苏力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对许多问题的把握能够激起我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所以说关注苏力,批判苏力并不是说不把苏力当作一回事情,刚好相反,苏力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中年学者。

  言归正传。现在讲我用苏力的名字命名的“苏力的困惑”。苏力先生在1996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我们都知道,这本书就是他的成名作。这本书就是《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他在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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