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中国问题”的法哲学解读:一个知识人的视角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讲演(2006-5-20,广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2 次 更新时间:2009-02-10 11: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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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尊敬的各位博友、各位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深感荣幸,趁珠江三角洲法律博友会聚会之机,来到美丽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除了亲见各位神交已久的博友之外,还能在这里作一个学术报告。其实严格说来,我的报告可能不能算作是一个学术报告。因为朋友们会发现,我的报告可能是零碎而不系统的,幼稚而不成熟的。虽则如此,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我的感谢。首先我要深深感谢促成此次博友聚会并安排我进行此次讲演的修文辉先生。当然我要对法律博客的主持人王琳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于我来说,正是法律博客之缘使我得以结识一大批知识界的朋友们,我也从一个知识的独立者进入其乐融融的法律知识殿堂。我还要感谢一位兄长,他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谢晖教授,我与法律博客结缘要归功于谢晖教授的推动。我于去年七月参加完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举办的“西方法哲学讲习班”之后,受谢晖教授之邀请,拜访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其间谢兄给了我他的法律博客的网址并嘱我在法律博客注一个册,以便在网上留言。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律博客。回到南宁后,几次欲注册都不成功,最后终于在学生的帮助下成功注册,就这样我自己成了一名“博友”,大家中的一员,在法律博客所营造起来的法律知识大海里求知的一员。我为成为大家中的一员而深感高兴,因为其实我来自于另一个知识的国度,我于1998年前的十五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学习哲学,8年前,从武汉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因为一个十分偶然的原因,我来到了法学的知识国度,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是一个孤独的求知者,我常常把自己描述成徘徊在哲学的鱼塘与法学的鱼塘里面的一条小鱼,有时也把自己打扮成法学丛林中的一名“游击战士”。朋友们对我今天的报告完全可以从一个法学游击战士的立场来看待。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中国问题”的法哲学解读:一个知识人的视角》。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其实是经过了一番审慎的考虑的。最初没有想到作报告,只是承诺参加法律博客大会,文辉先生提出希望我做一个学术讲座,我犹豫再三,因为学养不够,对于许多问题多是一知半解。禁不住文辉先生盛情,遂决定试以今题清理自己多年来的思绪,希望诸位有以教我。我们知道,“中国问题”之发生实际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而当下中国之文化与思想依然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依我看,我们只有对作为整体性的“中国问题”进行深刻的解读,才能切入当代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内在命脉。我今天的演讲将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相当于一个引子,即追问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内在动机。第二个部分是呈现出“中国问题”在近百年的逻辑发展,我将主要围绕“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这一主题进行。第三个部分是考察古典中国的秩序原理及其内在困境。第四个部分则是回到现实中国展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可能途径,核心是“主体性中国”的问题。第五个部分是一个余论,讲讲网络对于“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意义。

  

  一、追问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内在动机

  

  我先讲第一部分,即《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内在动机。大家知道,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至第4期共四期分别发表了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达17万字的长篇论文,已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围绕着邓正来教授这篇论文的讨论正在逐步进行。我已写出数万字参与讨论。今天我想将邓正来教授的这篇论文与我这里讨论的“中国问题” 勾联起来,因为在我看来,邓正来教授的这篇大作实际上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之下也就是全球化背景之下重新提出“中国问题”,并将近百年中国知识人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的路径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这就有可能使“中国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从而使“中国问题”的内在意蕴得到进一步呈现并使之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

  在我看来,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基本立场是知识社会学的,并在这一立场基础之上初步阐发了他的知识-法学的主张。这一点其实邓正来在文中反复加以了强调,但我认为,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朋友们似乎还没有深刻地意识到。所谓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根本上就是对知识的性质的揭示。知识,这里主要是指社会科学的知识,并不是中立的,实际上,知识不仅仅描述世界,也不仅仅控制世界,更重要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是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它所描述/控制的世界以正当性,所以知识在根本上具有一种正当性赋予的力量。但知识在自身的言说中会有意无意地遮蔽这一点,知识社会学就是要通过对知识的批判而使得被遮蔽着的问题呈现出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知识人应该具有的立场,我们作为知识人,就是要对知识及其性质进行不断深入的剖析与持续的批判,而不能当然地接受某些知识从而陷在一种不思不意识的状态之中。我认为,当邓正来用这种知识论的立场观察中国法学的时候,他意识到,当下中国的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知识类型,在本质上是西方的。这就表明,当下中国的法学作为中国法学,其实是一个假相,中国法学并不存在,存在的不过是在中国场域中一个改头换面了的西方法学而已。我认为,邓正来的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揭示出中国法学在知识的性质上的非中国性,而知识的性质恰恰在这里被深深地掩盖着。认识知识的性质就是要反思,或者,揭露在知识类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安排的,也就是谁支配谁及其正当性问题。

  邓正来教授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对中国法学主要是1978年至2004年这26年的发展作出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邓正来借鉴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对26年来主导中国法学的四种法学理论进行了充分的剖析。四种法学理论依次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主要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学者为代表的“法条主义”、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论”及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论”。邓正来教授指出,这四种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时代。这意味着,这四种法学理论在中国法学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有了这四种法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法学因此而能够与其他学术类别如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比肩而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邓正来认识到,上述四种法学理论,虽然它们的关注点不同,彼此有别,甚至相互冲突,但它们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在根本上又是一致的,无疑例外地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也就是说,这四种法学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两种假说之上,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二是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并进而在价值判断上确认现代社会优于传统社会,以及西方优于中国。如此,中国在当代的处境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这种转型的本质按照上面的假说,实是以西方的发展为标准的,因此,在知识的性质上,完全取消了基于中国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这实际上引出了全盘西化的结论。这四种法学理论无一例外地将西方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所生成的法律秩序固化为一种先验的结构,不加反思地当成中国法学的追求,其结果是,中国法学丧失了自己的“理想图景”,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法学在以“西方法律图景”(而非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为前设的背景之下,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中国法学需要自己的理想图景。这意味着,在理论上取消了中国人追求自己的,或者按照邓正来的说法,基于中国的法律秩序的可能性。中国法学在知识类型上对西方的依附注定了中国法学将丧失独立性的品格,当然也决定了中国法学在知识性质上的非自主性。

  邓正来教授进一步认为,中国法学丧失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品格,并不是中国学人被动服从的一个结果,相反,是中国学人主动共谋的一个结果,因为被动者只有作为主动者,一种依附性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才是可能的。但是邓正来教授同时指出,这样一个“现代化时代”实际上正在结束,而来临的是一个“全球化时代”。这两个时代对中国及中国学人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中国来说,如果说在现代化时代,中国虽在世界上,但并不在世界结构之中,因此,现代化时代的支配是非结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而全球化时代的支配则是结构性的和强制性的。在这种情势之下,邓正来教授提出中国应该超越“主权国家”而进入“主体性中国”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应该在政治上具有国家主权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中国有别于其他的国家,而且更应该具有主体性,即中国必须就何种社会秩序是可欲的、是正当的,根据中国的立场而形成自己的观点,而绝不能成为“不思的一大堆”,以西方,今天主要是美国的马首是瞻。在这种思路的支配之下,邓正来教授提出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中国,重新解释中国,以及重新定义中国。

  其实,中国法学在遭遇西方冲击背景之下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品格,其他学科也一样,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甚至于文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这意味着,邓正来通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追问,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中国整体性危机”的图景,所以我认为邓正来的思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全球化时代)重新激活了一百多年来纠缠中国学人的“中国问题”,在我看来,也就是将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根本上视中国问题本质上是现代化问题的观点击破了。我意识到,“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中国如何追求全球化的问题,这种问式恰恰遮蔽了“中国问题”最为内在的诉求,因为“中国问题”归根到底暗含着中国人追求什么样的生活秩序或法律秩序这样一个“理想图景”,中国学人话语下的现代化论辩甚至于全球化论辩实际上掩盖了这样一个“理想图景”,邓正来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它开放出来了,从而使人们进一步追踪“中国问题”的逻辑展开,并最终为扬弃这个问题作准备。

  

  二、“中国问题”在一百多年的逻辑发展

  

  我们通过对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解读,我们实际上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中国问题”在根本上也就是中国人应该如何生活以及什么样的生活秩序/法律秩序是更可欲、更正当的这样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邓正来的一个重要贡献,具体地说,就是他通过对当代中国法学场域中四种法学理论的细致分析,使这个长期被遮蔽、被掩盖、甚至于被人们遗忘的问题,以极其耀眼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出来,按照邓正来最喜欢的用法,这个问题“命令”我们去思考当下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及其结构的内在意义。但是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对这样一个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放置到一个知识论的视野中去把握。在我看来,“中国问题”在中国学人的论域中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合乎逻辑地将这个问题的论说结构呈现出来。

  在研究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过程中,我得缘而撰写出多篇论文,其中重要的一篇是《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一文。在这篇小文中,我立足于邓正来学术自主论的知识立场探讨了中国学人近百年的知识谱系及其内在逻辑。我在这里对上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加以申说并略加补充。

  “知识引进运动”本来是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的一个用语,邓正来用这个术语指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当然包括法律知识,为了论证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的正当性而对西方各种理论大规模的引进,其结果是,“它不仅表现为中国论者是西方各种理论的追随者,更意味着西方各种理论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图景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92。)我在《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一文中的工作不是去解说邓正来的基本观点,我给自己设置的任务是细心追寻这场起自晚清以来直到今天实际上并没有停止甚至更为加速的这场大规模的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引进的“知识引进运动”的发展进程。在《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一文中,我将这场波澜壮阔、蔚为壮观且历时一百多年的知识运动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梁启超所表达的“饥饿论”,第二个阶段是李泽厚所表达的“变奏论”,第三个阶段就是邓正来所表达的“自主论”。

  梁启超所表述的“饥饿论”形象地体现了在“知识引进运动”的起点上,中国学人是如何饥不择食的吮吸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伴随着西学的大量翻译,西方科学知识连同其关于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在很短的时间里,完全占据了中国知识人的心灵。

  但是随着这一知识运动的深入与展开,中国知识人发现,中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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