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寻找增长与快乐的最佳配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7 次 更新时间:2009-02-09 09: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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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进入专栏)  

  


   过去20年中,东亚经济奇迹令世界瞩目,各种赞誉性的研究铺天盖地。相比而言,反思和提醒性的研究则比较匮乏,或缺乏深度。印象中比较突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的研究,他发现东亚的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资源投入。而资源是有限的,投入维持不了很长时间。根据他的研究,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复归》中预言,东亚经济奇迹将会破灭。后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证明,东亚靠高投资而不是高效率的增长方式存在重大隐忧。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发展方式,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这是令人欣慰的。什么样的增长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增长?什么样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比较好地解决贫富悬殊、失业增加、部分地区社会矛盾激化、部分群体受挫感、无力感加剧、反社会倾向、精神问题和自杀率上升等等问题?

  

   对上述问题,知识界一直也在探寻。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快乐与经济”的命题,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称之为“快乐鸿沟”(happinessga p,也作“幸福鸿沟”)。

  

   他指出:“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对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最低。这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比如,终极目的、价值问题,经济成长的代价问题,经济成长而人们不快乐的理由何在?如何来改善?可以采取的公共对策有哪些?”

  

   黄教授的这些反思,对于“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无疑是有帮助的。为此,记者与黄教授进行了联系,并在5月4日通过越洋电话对其进行了专访。

  

   《南》:经济学家喜欢谈growth(增长),认为GDP多有助于我们过更好的生活。而您的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是happiness、welfare、quality-of-life这些词,那么您认为经济增长和快乐之间是什么关系?

  

   黄:happiness、welfare、quality-of-life,这些词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快乐幸福。经济增长和快乐的关系,应该分几个方面:在人均GDP很少、很贫穷的时候,增长是可以带来快乐的。收入越多,快乐也比较多。对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来说,经济发展能让他们欣喜欢跃。但是,温饱问题解决了,人均GDP到了3000、5 000美元之后,这个关系就递减了,不怎么存在了。第二,每个人都多赚钱,不等于大家的快乐都增加。人与人都在竞争,比着多赚钱,多消费,买更好的汽车,更大的豪宅。绝对收入是增加了,但相对收入并没有增加,于是继续攀比,拼着挣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竞争和攀比的结果,是有了更大的房子却更难收拾,是要花更多时间去工作,是要减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是要影响自己的健康。

  

   《南》:很多人说,现在勤力一些,趁年轻多赚些钱,是为了将来无忧。

  

   黄:人的基因里确实有一种动物的本能,像蚂蚁、松鼠一样为未来储存物资。在货币社会,这种本能就表现为拼命赚钱,凯恩斯把这种本能叫“兽性(Animalspirit)”。它确实有用,可以使我们降低因物资匮乏死亡的概率,也有助于我们的长期快乐。但是,在物资基本上不匮乏、在赚钱不能显著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与快乐水平时,还去牺牲亲友关系、甚至危害健康去拼命赚钱,也就是去选择那些降低自己快乐的事物,这就肯定是无理性的表现。在中国香港,在新加坡,不少人每天工作16、18小时,没有尽头,永远说是“牺牲现在,为了将来”,其实哪里有快乐,哪里值得?是在牺牲整个生命。美国前几年有一个调查,“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会够用”,越有钱的人回答的数目越高。可见在物质主义、拜物教的影响下,人们永远不知足。更有人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去走私或受贿赚钱,就更不足道了。

  

   人们无理性地拼命赚钱,也有很多时是由于“无知”和受商业广告鼓励人拼命消费的影响。例如,人们争着买汽车,以为买车很方便和快乐。但事实上很多人买了车,并没有增加他的快乐。像台北、曼谷等大城市,都是骑虎难下,私人汽车就是这头老虎,不但交通拥挤,停车困难,而且空气污染严重。如果更早、更好地发展公共交通,采用对汽车大量征税等控制方法,现在的情况就会不一样。

  

   多年前我看过报纸上的一个新闻,天津有一个青年月收入只有600余元,全部储蓄只有五六千元,却想拥有一部手提电话,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省吃俭用,再向亲友东挪西借2000元,才买下一部9000多元的“大哥大”。电话不是用来做生意或工作,这青年骑着单车,带着“大哥大”宝贝到各个朋友家中展示。由于两年多省吃,营养不够,结果半途晕倒,送入医院。像这样超出自己能力去追求高档品,绝对是得不偿失。

  

   总的来说,我认为,如果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它们已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重要。

  

   越帮助他人越快乐

  

   《南》: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不是难以衡量?

  

   黄:我不觉得快乐不能衡量。比如,今天我从早到晚,多数时间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如果我牙疼,被人欺负了,孩子生病了,我的快乐就是负的。如果我欣赏了风景,有了知识上的成就,那我的快乐就是正的。长期都比较快乐的话,就是幸福。

  

   《南》:但有的人对快乐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黄:当然。不同的人,能力、智力、体力、欣赏知识的水平不同,其对快乐的理解是有差别。但是,不管他通过什么途径,最终他都是需要快乐的。在需要快乐这一点上,人与人是没有差别的。

  

   《南》: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富人,可是他们并不快乐,有的还自杀了。你认为这是为什么?除了受各方面的压力,没有安全感,跟他们缺乏更高层次的信仰有没有关系?

  

   黄:根据研究,有信仰的人是比较快乐的,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

  

   佛教、印度教和道教都强调知足常乐,儒家文化也有相通的地方,但更重功利。在东亚,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已日渐衰微,与之相比,佛教、印度教在印度却全民信仰,深入人心。这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印度的收入远低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快乐程度却比别人要高。从政治信仰上说,我少年时在马来西亚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学生运动,冒着被开除和逮捕的危险,可是由于觉得做的事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就很快乐。一个人有社会责任感,就会快乐一些。那些喜欢帮助他人的人,也会快乐一些。越看重金钱越不快乐,越帮助他人越快乐。另外,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像朋友、家庭的关系。

  

   《南》:有人把为所欲为当成快乐,说快乐是他自己的事情,怎么办?

  

   黄:确实,有些人为所欲为,这是他的偏好,但往往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且从生物学上解释,会存在这样的人。例如在艾滋病流行的地方,仍然跟来历不明的女性上床,可能一时享受快乐,但长期来讲肯定是在减少快乐。对这样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介入,即使西方最自由的国家也介入了。像吗啡和海洛因,是很容易成瘾的,对人的健康危害很大。可能年轻人不小心短期吸上了,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这种情形就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

  

   《南》:中国不少人求职,换工作,高薪是第一考虑,您怎么看?

  

   黄:收入太低当然是不行,但是小康之后,选工作就不要把薪水当成第一要件。我认为兴趣很重要。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讲课,写文章,工作过程中就是一种快乐,而不觉得很辛苦。所以,在选择工作时,除了薪水,你还要考虑兴趣,考虑是否离家太远,工作时间是否太长。

  

   《南》:不少中国人说,我们地大物“薄”,人口多,压力大,所以才不是那么快乐。

  

   黄:也不能这么说。人口密度和快乐之间的关系很不确定。非洲人口最少,但也不是最快乐。英国、德国人口密度都不小,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和西欧爆发,就是因为那里人口密度大,有利于分工的形成和深化,但也没有说人多就不快乐。美国东北部的人口密度也不小。

  

   《南》:自由是不是快乐的前提,知识和教育是不是快乐的前提?

  

   黄: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也不完全。滥用自由就不行。知识分子在像“文革”那样的特定时期,不能讲真话,很压抑,反而会出现“知识越多越痛苦”。

  

   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

  

   《南》:您在解释东亚快乐鸿沟的原因时,归结为高生产高消费,竞争太强,教育压力,过分强调大同、秩序等。可是如果没有这些进取的精神,高储蓄的积累,还有东亚的经济奇迹吗?

  

   黄:是的,如果东亚不是这样的发展,GDP增长是会降低一些。但是还是会有相当的增长。而现在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与社会、人民幸福之间的最佳水平,过犹不及,是一种不协调、不快乐的增长。

  

   我认为,东亚的经济应该朝着更适当的方向来发展。首先,环境质量的保护应该摆在第一优先考虑的位置。我们需要一个洁净的增长环境,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第二,我们希望增长能真正地带来更多快乐。这不仅需要大力节制私人的攀比消费,更应在那些能切实改善福利的领域,如公众健康、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领域,提高公共投入。此外,还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经费以用于更多新领域的探索,例如人们不快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疾病,那就应该在药物的研究上投入;等等。

  

东亚一些地方鼓励人民消费,而我的观念是鼓励投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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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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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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