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中苏秘档里的朝鲜战争

————读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6 次 更新时间:2003-12-05 2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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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 (进入专栏)  

  

  五十年前,朝鲜半岛上迷漫的战火终于平息;五十年后,当年战争造成的影响依然如故。国际社会面对朝鲜半岛的核危机束手无策,令人心焦。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要寻求核危机的来龙去脉,不能不讨论半岛的安全形势,而这一安全形势的形成是和半个世纪前那场不仅把朝鲜南北两方,而且也把中国、苏联和美国卷入其中的战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争?战争为什么又会有那样的后果?在战争结束初期及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国的政治与外交立场基本上决定了各国学者的立场,于是乎,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变成了学者们之间的又一场战争,一场事关战争决策者是非功过的书本上的战争。现在,距战争的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当年的战争秘密随着美国档案的解密、苏联文件的出售,中国文献的公布,韩国资料的编纂,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一个全面、客观、深入研究朝鲜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大量的研究文献从华盛顿、汉城、莫斯科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遗憾的是,作为战争主要一方的中国,却迟迟不见以多国文献为基础的、高水平的个人学术著作。

  

  最近,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的出版,终于弥补了这一遗憾。在国际学术研究的激烈竞争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国内学者的出色成果。坦率地讲,国内学者以往研究朝鲜战争的成果,很难登上国际的学术舞台,一方面是西方学者的一些偏见,但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研究和写作上的不足:文章写得跟党史讲义差不多不说,仅仅那几条干巴巴的材料——不是来自经过编辑和删节的重要人物的文选,就是出自缺少文献资料说明的回忆录,就让人小视。说到底,历史学是史料的科学,没有过硬的材料、特别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不仅很难让别人信服,就是作者自己也感到底气不足。因为,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都知道,一项实证和规范的历史研究,其成功的首要条件便是新资料的发掘、积累和使用。正是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先生的研究国内无人能够出其右。为了收集相关档案文献,近十年来,他自费奔波于华盛顿、莫斯科、汉城之间,往来于大陆港台三地,花费了无数金钱、精力和时间。他所编辑的三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台北,2003年),共收入700多件档案,其数量之多,选材之广,为该题目国内外之首。在国内外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中,像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而且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及文献者,如果他不是唯一的一位的话,也是仅有的几位当中之一。

  

  (一)斯大林为什么会给金日成开绿灯

  

  虽然沈志华先生重视史料,掌握着极为丰富的文献,但他并没有掉进故纸堆和书袋之中,没有像西方和朝鲜半岛一些学者那样纠缠于谁打响了朝鲜战争“第一抢”这一表面问题,而是将目光集中在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更难以研究透的问题上:“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

  

  正是有着如此明确的问题意识,作者才能够跳出朝鲜半岛来讨论这场战争。因此,他的研究便有了一个宏大的视角:“如果美国不卷入这场军事冲突,朝鲜半岛发生的充其量是一场短暂的内战;如果美军不向三八线以北进攻,这场战争早在进行到三个月的时候,就以三年后的结果终止了;如果中国不出兵,这场战争也就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朝鲜战争了。”

  

  于是,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便成为朝鲜战争国际关系的研究,苏联和中国的作用和角色成为作者考察的对象。由于军事与外交活动的高度机密性,更由于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也就自然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没有什么比研究这样的领导人更为困难的了,但是,作者却知难而进,爬梳整理各种历史文献,结合外交的现实结果,勾画出朝鲜半岛国际关系的清晰轮廓,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二战结束时,斯大林为什么会在苏联红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的情况下,鸣锣收兵,接受美国慌忙提出的、以三八线为界与苏国分占朝鲜的建议?以前的相关论述对此都语焉不详。通过分析斯大林接受美国建议的回电以及苏联考虑占领日本北海道的计划,作者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这一解释应该说是符合斯大林的一贯外交风格以及这一时期苏联政策的基本走向。只是由于美国极为强硬地拒绝了与苏联分享占领日本的权力,致使斯大林鸡飞蛋打,白白让出了可以拿到手的整个朝鲜半岛。这无疑为他后来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留下了附笔。

  

  根据俄国的档案文件,在整个1949年,尽管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状态,但莫斯科一直反对北朝鲜武力统一朝鲜。但到了1950年初,也就是他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的武力统一建议。目前提供这一变化原因的唯一直接文献证据,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即电报中称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变化,各国学者的解说不尽相同。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划线战略”将南朝鲜和中国台湾排除在美国太平洋的弧形防御圈外,等等。但是,作者却另辟蹊径,寻找出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与斯大林政策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根据这一关键时期莫斯科和平壤的秘密电文,细致地分析了苏联的政策,首先确定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时间是在1950年1月,并在4月与来访的金日成会谈中“最终确定”。接着,他便提出:“在这短短的1个月[1949年底1950年初]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显然,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胜出和中苏同盟的谈判,但他对这一事件对斯大林的影响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斯大林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安全,恰恰相反,它“使斯大林感到苏联[二战后]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作者的研究,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同意谈判并接受《中苏同盟条约》的,因为它使苏联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中苏条约获得的主要权益。“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为此,他进一步推论说,“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为了建立苏联与朝鲜之间直接的铁路联系,斯大林与金日成便商定修建一条连接阿吾地(朝鲜)和克拉斯基诺(苏联)的铁路线。这样,尽管与长春铁路相比,运输线延长了一些,但苏联铁路毕竟可以直接通到位于三八线以南的两个太平洋出海口。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虽然作者承认,这“完全是一种推断”,但显然,他是相信这一推断的。正是在这里,作者可能犯了一个“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的毛病。由于斯大林这样领导人的特殊地位和心态,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说明其转变的直接证据。因此,结合历史背景,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恰当地进行推理成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唯一途径。作者推断的问题在于太“抬举”斯大林了,把他的决策过于理性化了。应该承认,与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的决策过程相比较,苏联和一些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决策过程“制度性”不够,随意性太大,太依赖领导人的个人。就这一点而言,作者紧紧围绕斯大林来研究苏联的决策无疑是纲举目张,但是,斯大林真的会考虑这么远吗?真的会像作者推断的那样,他“完全可以预见到”胜败都会对苏联有利?这实在是令人怀疑,至少作者目前提供的史料和做出的推理都难以服人。

  

  实际上,在接下去的内容中,作者用充分的篇幅说明,斯大林对美国的基本估计才是问题的关键:即“第一,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第三,如果美国进行干涉,则需要中国站出来支撑局面。”笔者认为,这才是他最终给金日成开绿灯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显然,斯大林再恣意妄为,也不愿跟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他可能比谁都清楚,刚刚结束的与德国的战争是怎样地削弱了苏联的实力,自己庞大的军事机器是建立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他也清楚对手美国的实力: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它在进行两洋战争同时,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英国和苏联提供巨额的租借战略物质;战争结束后,它不仅可以将数百亿美元投入到马歇尔计划,而且可以用数万架次的飞机,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来打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维持数百万人口的日常生活达一年之久。正是对美国力量的清醒认识,让斯大林在可能涉及美国重要利益的领域小心谨慎,绝不轻举妄动,这从其战后外交的谨慎性和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他不愿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做法中获得佐证。正因为如此,作者也承认,“尽管斯大林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在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后,斯大林也只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而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因此,比较合理的“大胆假设”应该是,各方面的情报他相信,从美国的划线战略来看,美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争,同时,他也相信金日成的保证,战争会很快结束。

  

  即使斯大林真的像作者所云,他的动机是想通过控制整个朝鲜半岛来弥补中苏同盟条约中失去的权益,那也只能是在确定美国不会卷入的前提下第二位的考虑,显然,比起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这一根本安全利益来说,其他的考虑,包括恢复在远东的苏联权益都是次要的。对此,作者也毫不讳言:“如果斯大林考虑到苏联的决策将导致美国的干涉,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二)苏联“空军掩护”:何时、何地、何为?

  

  国内对朝鲜战争的持久兴趣在于,战争不仅把新生的共和国卷入其中,而且也让我们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统一国家的最好时机。中国为什么要卷入以及如何卷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不断追问的问题。沈著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彻底地超越了多少年了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抗美援朝英明决策论”这一高度政治化的主导研究范式,以扎实的史料将这一牵动无数人情感、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回归到学术研究本身。

  研究中国参战决策的第一个难题是苏联帮助中国的“空军掩护”(air cover)问题。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初,最早由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和有关彭德怀的传记资料中披露出来。当时的说法是1950年10月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做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派周恩来去苏联谈判军事援助。据说,中苏双事先约定,苏联出空军、中国出陆军共同援朝,但周恩来面见斯大林的结果却是,因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出尔反尔,以空军转场需要耗时数月为由,拒绝给中国军队以空军掩护。周恩来一气之下,表示中国也不出陆军援朝。1992年7月,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举行的中美关系国际讨论会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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