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湘林:论东亚发展模式及其内在原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39 次 更新时间:2002-03-30 13:31:00

进入专题: 徐湘林  

徐湘林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二战后东亚地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功多被认为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采取合理发展战略的结果。本文认为东亚的成功有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等更为内在的原因。正是这些原因保障了合理发展战略持续性和阶段性实施的成功。

  关键词: 发展战略 权威主义 国家自决 行政能力

  

  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日本、韩国和台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日益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研究这一地区经济“奇迹”的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政府干预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充当的积极作用。他们发现这一地区,尤其是韩国和台湾,经济的重建以及其后的快速增长与其强政府的干预有着直接的关系。[1] 一些人甚至已经对西方正统的发展理论提出质疑,因为根据这些理论,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只应该扮演一个间接的、作用有限的角色。[2] 在东亚地区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相关性。随着这一结论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使得东亚地区的政府如此积极地追求工业现代化和快速经济发展的目标?又是什么因素确保了该地区政府干预获得成功?

  根据古斯塔夫 保潘尼克(Gustav Papanek)的概括,西方对东亚地区经济奇迹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解释派和经济战略解释派。前者强调日本、韩国和台湾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文化传统,诸如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民族精神,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人际关系;而后者,也可称为“理性”解释派,则强调东亚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采纳的“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3]两者各持己见而漠视对方的见解。其实,东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不能单纯地解释为文化的影响或者是政府对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如果把日本、韩国和台湾三者的经济发展经验看作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我们就不能机械地分割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除去那些特别的历史事件和机遇(如冷战期间美国的扶植和大量援助)之外,社会文化遗产、经济的处境和政治结构以及体制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正确的发展战略要获得成功,还必须依赖于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因为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来说,战略发展不应该是一种为解决眼前困难的权益之计。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持续性和阶段性的过程。它的成功要求政治精英有强烈的、持久的发展动机,有相应的政治以及经济干预能力。换言之,发展政策的连贯性、政治的稳定和政府贯彻这些政策的能力是战略发展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切又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

  基于上述的认识和理解,我将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东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以期更好地了解政府干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回答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首先,我将阐述政府干预和战略发展计划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接着我将讨论权威主义政权在政治稳定和启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我将探讨工业化和快速经济发展期间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国家自决的意义,第四,我将讨论行政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结论部分,我将总结权威主义政权在东亚发展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一、后发展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和发展战略

  

  对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在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和干预经济发展是完全必要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国家的权力并由政府来推动。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对欧洲近现代工业化的经典性研究说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那些后来者来说要更加困难而且更加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例如,单从资本的积累来看,当英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工业化进程仅处于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阶段,其对原始资本积累的资金数目要求不高而相对容易实现。当德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正处于以化工为主的重工业阶段,其对资本积累的资金数目要求要高得多而非单个和少数投资人所能承担。因此,政府的干预和支持就显得更为需要。[4]

  实际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问题仅仅是政府如何干预和为达到什么目标而干预。查默斯 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比较美国和日本政府与工商界的关系时提出两种政府干预的模式。第一种是以美国为典范的“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模式,其特征是政府干预主要涉及造就和维持市场的经济竞争。第二种是以日本为典范的“计划理性”(plan rational)模式。其特征为政府“给予旨在组建本国工业结构和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的工业政策以最大的优先权”。[5]

  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日本的经济发展自始至终受益于国家的强有力的指导和支持。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一直十分强调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从1925年开始,为追求工业的高增长,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控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在微观层次上,通产省的经济技术官僚制定了详尽的“工业理性化政策”,其内容甚至渗透到个人企业中的操作细节。政府在这个层次干预的目的是要将企业的利益(追求最大利润)和国家的利益(工业化和国际竞争力)结合起来。在宏观层次上,政府制定了作为发展战略的“工业结构政策”,用以选择和促进战略性工业的发展。根据“工业结构政策”,政府决定全国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生产的比例,轻工业和重工业或者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优先顺序。这些政策和决定通过政府的控制手段和行政上的诱导得以贯彻执行。[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迫切希望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的困境。首先,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重工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阶段。这使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资金技术严重短缺的困难。其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地阻碍工业化的发展而急需改变。其三,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即有赖于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又面临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的强大压力。为摆脱这些困境,由国家制定和推动战略性导向的发展计划,改革内部社会关系和经济条件以及调整外部国际关系就成为必然。

  从韩国和台湾的例子来看,自50年代初开始,为改变在日本的殖民统治期间形成的初级商品生产经济结构和建立本地的工业基础,两地政府先后实行了进口代替工业化发展策略。这一发展策略在初期相当成功。到了50年代中期(台湾)和后期(韩国)进口代替策略的弊端呈现出来。高通货膨胀、高贸易赤字和高汇率造成经济增长停滞。政府不得不采取关税保护、进口控制和多种汇率的对策。[7]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屈于美国的政治压力,台湾(1958-1962)和韩国(1964-1965)分别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同时,为应付美援终止给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为彻底解决进口代替策略产生的经济危机,两政府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改进口代替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策略。在推行出口导向策略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政府不仅控制了公共事业和其他基础服务,并直接从事工业生产,尤其是在重工业和合资企业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还对私人投资进行指导、规范外国投资和鼓励出口。由于控制着绝大多数的银行和财政机构,政府实际上控制了国内工业集资所需资本的主要来源,并以此为手段来指导经济发展方向和实现政府发展目标。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迫使东亚地区不得不进行另一次工业结构的转型。尤其是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的韩国和台湾,工业化的深化和技术提升成为最主要的政策问题。为推行工业结构的转型,政府在继续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扩大在重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从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积极支持并主导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在台湾,政府则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政府规划了十大工程项目并予以实施。这些项目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本土基础工业,如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等。[8] 同时,政府还在建立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联系和防止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及其资本对本地工业的渗透和控制等方面充当了重要角色。[9]

  

  二、权威主义和经济发展动力

  

  对许多美国研究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学者来说,权威主义似乎是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政治体制。持续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政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政治和行政能力都很强的国家或当局来实现。只有强势的政权才能在社会的变革中维持政治的稳定和实施广泛的政府干预。换句话说,官僚-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被认为是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其目标的最好途径。例如,吉尔默•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在对拉丁美洲工业化过程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国家的重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国内的军人政权和官僚-权威主义政体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10] 海因•贝根(Hyng Baegim)在其韩国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11]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与其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相比,权威主义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如专制和藐视人权,似乎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强调,权威主义政治可以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因为“首要的也是最显然的理由就是要保持政治的稳定和其体系的可预期性”。[12] 不仅如此,工业化和经济飞跃需要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行为准则相应地改变,因而会产生社会与国家或当局之间的紧张。而权威主义不但可以提供政治的稳定,而且可以制定独立的政策目标,改变社会的行为,进而改变社会的结构。[13]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战后持续的权威主义政权在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确实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在毁灭性的内战和随后的政治动荡之后,韩国的军人先后建立了朴正熙(1961-1979)和全斗焕(1980-1988)的集权统治。这一个时期也正是韩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美国学者爱德华•麦逊(Edward S. Mason)和他的研究小组在对韩国60-7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专门研究后指出:

  自1963年以来南朝鲜进入到一个以经济快速增长为特征的时期。这个时期政策和体制变化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权威的和高度集权的政府。这个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加快经济的增长。就是这个政府维持了政治和社会的高度稳定。她所提出的目标和政策没有遇到严重的和有组织的反对。这使她能够发起并实施政策的转变。这对民主制的政府来说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14]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工业化以来到1945年战败一直是权威主义的国家。虽然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控制下实行了民主改革,但她长期一直处于自民党一党的统治之下,并保留了及其强大的不受监督的政府。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把这种政治体制称为“软权威主义”,并认为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所取得的长时期的经济优势是一个“真正的多元主义”政治体制所不能获得的。[15]

  对许多西方观察家来说,他们从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中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政治精英的强烈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这几乎是一种与权威主义并行存在的现象。一般说来政治稳定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并不是构成经济发展动力的必然因素。也就是说,权威主义并不自然地产生追求经济发展的动机。那么,就东亚模式而论,什么是连接权威主义和经济发展动力的纽带呢?为什么东亚政治精英会有强烈的经济发展动机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文化、环境和合法性几个方面作一番探讨。

  与拉丁美洲的权威主义政治相比,除了权威主义的共同特征之外(如少数精英垄断权力,对社会的强政治控制,新闻管制和不容忍政治反对派等),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更具有家长式的色彩。有些学者从文化的方面解释说,东亚政治精英的强烈发展动机植根于该地区文化传统中的整体意识和伦理道德。卢西恩 派伊(Lucian Pye)在比较中发现,在亚洲地区,政治领导人深深地关切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经济繁荣。他们动员社会资源和公众舆论去实现整体目标。他们压制可能淡化国家意志的言论。政府则自视为民族命运的化身,自视有责任管制奇端异说并去教导每一个国民如何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此外,政府颂扬政绩,重视科学技术,鼓励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扶植合法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徐湘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徐湘林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7.html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专刊)一九九六年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