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从偏好到快乐:较全面的福祉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2 次 更新时间:2009-02-09 09: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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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进入专栏)  

  

  

   今天是我第一次到天则研究所。虽然我认识茅老师已经很久了,但以前还从未到过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所以非常高兴。也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再到北京来。我在北京只呆到本月28日,不敢呆到31号,因为31号回去恐怕不吉利(众笑)。

    我先讲个故事。昨天下午,上帝召见三个人,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主席江泽民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上帝讲,我召见你们这三个地球上最重要的人物,是要你们回去对地球上的人们宣布,下星期我就要把地球毁灭了。昨天晚上,克林顿连夜召开高峰会议,当部下进入会场时发现情形不对,因为克林顿跟以前不一样,拼命地抽雪茄。然后克林顿宣布,我有一个很好的消息,一个很坏的消息,很好的消息是原来上帝真的存在,很坏的消息是下星期地球就要毁灭了。同时江泽民也召开高层会议,人们进入会场时也发现情形不对,因为江泽民很紧张,紧张地忘记把头发梳理好。江泽民宣布,我有两个很不好的消息,第一,原来上帝真的存在;第二,地球下星期就要毁灭了。比尔·盖茨也回去召开会议,但是情形却不一样,因为他高兴地跳来跳去像个小孩子,他宣布,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消息,第一,我是世界上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第二,千年虫问题已经完全、彻底解决了。(众笑)下面我们开始讲正题。

  

    我从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开始,就是搞福利经济学的,但是我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只探讨关于人们偏好或者效用的问题,而没有真正探讨福利或快乐的问题。偏好和福利是有差异的,我们待会儿会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福利,就会和只探讨偏好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进程,就是开始经济学只探讨生产、消费、分配等比较客观的东西,然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研究偏好和人们的效用这些比较主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只研究偏好还是不够的,因为偏好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像生产和消费并不是我们最终目的一样。生产和消费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效用,但效用我认为还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福利,或者福祉。那么福利是什么?我认为福利就是快乐,如果不考虑时间长短可能造成的微小差异的话,幸福和快乐是一样的。而快乐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你工作可能是为了赚钱,也可能是为了给社会作出贡献,但为社会做贡献最终也是为了他人的快乐。所以我认为快乐就是终极的目的,要问快乐本身是为了什么的话,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快乐就是为了快乐,无法继续追问下去了。那对自己来讲快乐是个什么东西?我认为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享受。但不是所有的感受都和快乐有关。我可以感到这个东西是青色的,但青色既没有让我高兴也没有让我痛苦,那么这就不属于心理学上叫做“Affective”的东西,但快乐和痛苦就属于“Affective”的,它会影响你,使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任何词下完全的定义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讲到这里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有快乐有痛苦,享受不管是物质上的吃喝玩乐,还是精神上的例如你的孩子成绩考的很好让你很高兴,都是快乐的;痛苦也可以是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实际上痛苦和快乐都是精神上的,只是说造成痛苦和快乐的原因分为物质和精神的。所以,快乐的时候就是正的,痛苦的时候就是负的,因此在快乐和痛苦中间有个零点,上面的面积减去下面的面积就是一个人的净快乐。

  

    但是有人说,我们经济学不是研究快乐的,这属于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对此我想,当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效用、偏好不是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而是属于心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这种自己给自己加上的限制我认为是影响经济学分析的发展的。我这个观点同样也是个人的观点,不过我认为,从我个人的观察和跟朋友的交谈、以及包括我本人和其他人所做的一些研究,通过生物学的道理,都可以说明我这个观点不是特殊的,而是一般的、大家都持有的观点。我甚至认为,最终而言,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以快乐来衡量的。不过从这篇文章来说,你不需要同意我的这个哲学家会认为是极端的观点,只要同意我所说的快乐或福利、福祉是重要的就行了。

  

    我们先谈偏好或效用与福利或快乐的不同。现代经济学是把效用代表偏好,而我用福利来代表快乐。所以有时我讲偏好和福利的不同,有时我讲效用和福利的不同,有时我讲偏好和快乐的不同,都是一样的。比较古老的经济学有时把快乐跟效用等同,但我现在是用现代经济学的用法,把偏好和效用等同。而把偏好或效用同福利对立时,这二者主要有三点区别:

  

    第一,当一个人“无知”,或者说信息不足的时候它们的不同。例如我以前有幸去樊纲家里吃饭,吃完饭后他驾车送我回家。我说现在坐出租车也很方便,他说的确如此,但当时他买这辆车时不知道现在会有这么多出租车,否则就不买了。那时他以为买了车以后会给他带来快乐,因为更方便了,所以当时他的偏好是买那辆车子;但事后却没有增加他的快乐,事实上他的快乐反而因为买车而减少了。这就是因为无知(众笑)。所以樊纲这种偏好跟他的福利是不一致的。由于无知或信息的不足造成对将来的事件不能完全预测、从而偏好和福利不一致的情形,是大家所公认的。

  

    第二个使偏好和福利不同的,是偏好虽然可能大体上照顾自己的快乐,但在某些程度上他也可能会照顾其他人的福利。这就会造成不同。当然,如果你做一些对社会、对国家、对其他人有利的事,也可能会感到快乐,所以纵使是利他的情形,也不一定会带来偏好和快乐的问题。但是,当你捐一万块钱给慈善事业时,你自己的消费由于这一万块钱的损失所减少的快乐,如果大于你捐这些钱所带来的满足如社会地位的提高、别人认为你是个好人等时,才是对你快乐真正的减少。如果你认为虽然我的快乐减少了,但其他人的快乐增加了,这就会有差异。我在1999年一篇文章里曾经举例证明了这个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在无理性的情形下,偏好和福利是不同的。如果你偏好某样会减少你的福利的事情,但这种偏好不是由于樊纲这样的“无知”(众笑),也不是为了他人的福利,那么我就把它叫做无理性的。加上按此定义的无理性,就概括了所有的偏好和福利的差异。你可能认为这样定义无理性是可以争议的,但若是你接受了这个定义,那么这三个方面就概括了所有的差异。

  

    有的经济学家谈及或接近过这个问题。例如诺奖得主海萨尼,97年就强调我们不应只看重偏好,还要避免无知的影响。还有的经济学家讲到即使经济增长很高,快乐也不见得高,应看到社会发展的社会成本。而对于会计的国民所得是不够的,必须考虑空气污染、环境等,有一些经济学者也提到这方面问题。经济学家一般都不考虑无知的情形,也假定人们是有理性的,这种简单的假定在许多情形下是必要的,而且使我们的经济分析能够得出比较明显的结论。但如果在一些无知、无理性比较重要的情况下,这些假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就必须进行修正。

  

    这篇文章所主要强调的是,在现代的物质主义社会里,就有一些天生的原因或后天影响——如广告、电视等,使人们倾向于过分追求物质、金钱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其他一些对于快乐更重要的东西。即使不是生物学家,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像蚂蚁、老鼠、松鼠这些动物,都是由本能来储藏食物的,这种本能使它们更加容易生存,在冬天或食物缺乏时可以用这些储藏来维持生命。同样地,我们人类也有这种累积物质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大体上是能够帮助我们生存的,就是说,我们物质越多,在困难的时候就越容易生存下去。但是,当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我们所累积、储蓄的物质已经相当高了,这时候如果还继续累积物质的话,就可能会减少我们的福利。虽然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例如西北乡下有些地区连温饱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强调这一点有点超前,但我认为与其亡羊补牢、事后补救,不如未雨绸缪、事先就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还有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全世界而言的,不只是针对中国的。另外,现在到处都有的广告,从电视到报纸、杂志,都鼓励人们拼命消费、买东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会使人们过分强调金钱,而忽视了其他对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使得人们对于更高的所得有不可满足的需求。例如美国前几年有一个调查,问的问题是“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会够用”,答案是,越有钱的人回答的数目越高。所以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永远不能得到满足。

  

    那么我们不得不问,所得高是否会使人们感到快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所得和快乐的正相关是很低的。例如新加坡的人均所得是印度的80多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也有16倍,但是它们的快乐水平刚好一样,而且都比日本和法国这两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高很多。还有其他一些指标。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可能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等。例如为什么在日本和法国的情形下快乐水平降低了?法国是因为戴高乐讲过一句话:“只有傻瓜才是快乐的 ”,所以人们在问及快不快乐(是根据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设计的一些指标,如问你是非常快乐、快乐、不快乐还是很不快乐,或者用0-4的数据来表示等)时,不敢回答自己是快乐的(众笑)。日本人可能是因为跟华人有些类似,不愿夸大自己真实的快乐,所以往往只回答“还可以”。

  

    下面我们再用同一个文化、同一个国家来比较。这一比较也说明了快乐和所得之间有一点正相关,但相关度很低。调查资料显示,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2%左右。而把所有的客观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所得、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都加起来,也只能解释快乐的20%左右。若从这些因素在扣除婚姻因素的话,相关性就更低了,因为婚姻对快乐是有很大关系的。图中显示的是美国1972-1989的调查资料。从上面可以看出结婚的人认为自己快乐的在40%左右,没结婚的只有23%左右,两条线相差很大。也就是说,结婚的人比没结婚的人快乐许多。(盛洪:没结婚这条线好像是往上走的(众笑))只有一点。而且这只是证明一个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并非结婚使你更快乐,而是快乐的人比较容易找到一个人跟你结婚。所以结婚对快乐是重要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点(众笑)。研究婚姻对快乐的重要性,在所有的国家里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二者正相关。

  

    另外,在所得很低时,提高所得得到的快乐较多;当所得达到一定点时,所增加的快乐就会减少。如果考虑到这种边际快乐随所得上升而下降的话,那末开始的消费水平不应太高,要逐渐改善来增加长期所获得的快乐。不过,如果一开始所得过低,也会影响快乐,比如会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影响他的健康,从而影响以后长时期的快乐。从这一点来看,有钱人的孩子与其说有“Advantage”不如说有“Disadvantage”,如果从小就让他享受较高的消费水平,那他以后的消费水平就很难超过现在的消费水平。所以聪明的有钱人不应给孩子太多的钱。如果在这方面假定人是有理性的,并具有充分的信息,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到长期的效用,而不只看短期的效用。但是,我们从这个研究中可以看出,多数人并没有考虑、或至少没有充分考虑中长期的效用。他们没有考虑到现在消费对于将来的负效用,或者现在痛苦对于将来的正效用。现在我就做一个实验,假定你的一个朋友或邻居从北京飞到深圳,不幸的是,这架飞机注定要失事;你替他做个选择,假定他不会影响到家庭等而只是影响他自己,则你的愿意他死亡,还是严重残疾。(举手选择前者的人多于后者)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比例,我做过许多次实验,结果都是如此。对于少数人,恭喜你的选择是对的,大多数人都选择错了(众笑)。经济学者可能认为黄有光已不再是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者假定人们的偏好,如果偏好的就是好的,那为什么大多数人的选择是错的?我用一个数据来说明。根据心理学家对严重伤残者的调查,开始他们断手断脚或双目失明非常痛苦,他们的快乐从正常的水平狂跌下来;但有些人可能几星期,有些人可能几个月,他们都知道已无法复原,就只好接受这个事实,那么在给定这个约束条件下继续把效用或快乐极大化,于是就会从最低水平慢慢恢复,接近正常水平。当然不会超过正常水平,不鼓励你去把手脚砍断的(众笑)。而这时候他们就会庆幸当时没有死掉现在还可以快乐的生活。所以选择死亡的人是错误的,多数人没有看到这一点。

  

    此外,中国现在开始出现了福利彩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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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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