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开启的思的可能性之现象学考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0 次 更新时间:2009-02-08 12: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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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一个世界的隐喻一经消失,这个世界便告灭亡。

  一个时代变为另一个时代,其余的一切都被弃置一旁。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隐喻》

  (转引自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序言,页1。)

  

  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

  ——唐德刚(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113。)

  

  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

  ——邓正来

  

  引子

  

  十多年前,本人辗转京汉沪,东西问询,上下求索,终不能如预期之所获。七年前,怅然南行,只身来到文化偏僻之境南邕城,职业上也从哲学的鱼塘蹦到法学的鱼塘。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忘记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文化追求。在孤独里,在寂寞里,在深夜里,我认真清点“五四”以来的文化逻辑进程,我借助鲁迅、顾准、邓晓芒等贤达来思考。寒暑易节,倏忽七载。一日正值午夜,阒然无声之时,我终于获得一个“洞见”,即“五四”的逻辑正在终结,或者说,“五四”的逻辑正在完成,我将它概括为“从国民性批判到人性批判”,我于是准备撰写一部著作《从鲁迅到邓晓芒——从国民性批判到人性批判》来阐述它。

  然而,正在我带着几分兴奋准备开始我的工作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闷雷,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横空出世。我发现,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仿佛一下子惊呆了,一时间慌忙中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很快,鹦鹉学舌之声骤起,当然其中也夹杂着质疑声,甚至于叫骂声。我也感到面前骤然升起一轮红日,匆忙间也开始阅读它,试图理解它所隐含的可能意义。

  不过,现在来评价正来教授的大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显然太早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德国式的论述方式我们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消化才能理解,而且,还因为它本身是一部尚待完成的作品,它的未定形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品格。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遵循苏力教授的教导,“可别成了等待戈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对它所建构起来的问题,甚至于对它所建构问题的方式,进行认真而持续的思考与讨论,从而显露它的内在意蕴,它对当代中国法学,甚至于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含义。

  结合着我对晓芒师著作的潜心研读,现在将它和正来教授的大著两相比较,我感到自己获得了灵感。我认识到,如果说晓芒师的全部工作是致力于批判中国古老文化强大的磁力的话,那么正来教授的全部工作(不仅仅《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则是深入反省西方文化的强大磁力,“两邓”的工作,对我来说,正好构成一个问题的两极,这一个问题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中国人如何长成为一个人?为了显目起见,我将晓芒师的工作概括为“邓晓芒律令”,其中心是“离母”,相应地,将正来教授的工作概括为“邓正来律令”,其中心是“弑父”。邓晓芒律令挡住了一切试图无条件回归中华古老传统文化的可能性,而邓正来律令则挡住了自五四以来一切唯西人马首是瞻的可能性。两者合起来,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自己思考!只有自己的思考,中国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反过来,也只有成为一个人,当代中国人才能自己思考!那么,我由此认为,凡是违背这两大律令的学术工作,要么是误导人的,要么是没有意义的。我在此可以举出我的几位湖北同乡的工作作为参照,如江山先生、夏勇先生,如舒国滢先生、郑永流先生,这四位在当今学界也算是有了一点小成绩的,但在我看来,前两位因为违反了“邓晓芒律令”,因而走不出“恋母情结”的困境,后两位则因为违反了“邓正来律令”,因此超不出“慕父情结”的阴影。所以我想对我的这四位同乡说一句,如果你们几位兄长想名留当代中国学术史,想对当代中国的法学术做出一点贡献的话,决不可自以为是,尚需继续努力!

  上述所言当然只是一个参照,但是有了这样一个参照,那么,在我看来,就可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揭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内在意义了。而这种意义,则不一定是正来教授所意识到的,甚至于是他所反对的。在这里,我谨守解释学的如下原则,作品成,则作者亡。所以用不着事事去请教正来教授的。我希望其他学友也如我这般,套用一句时髦的说法,我们要认真对待《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基本理路的现象学重构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具有强烈的反思性,在我看来,基本上可区分出这样三个层次,即,(1)它通过系统地批判考察了当代中国法理思维的四种样式(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与法律文化论,当然不限于这四种,如正来教授就说季卫东先生的程序论就没有讨论),(2)进而洞察到其中隐而不显的且起着宰制作用的一个语式,就是传统与现代之争,可以表述为中国如何实现法制/法治的现代化?(3)它进一步通过分析揭示出这一语式所具有的强大的遮蔽功能并深刻地展示出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秩序(法律秩序)?这样一来,就回归到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上来了,它暗示着,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就是要论证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世界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

  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难读,或为当今中国学界所罕见,自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它涉及到众多问题以及艰深的思考还有叙述的繁复之外,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难点是人们很难把握它的“理论层次”,以及由此而显露出的意义。当然,在正来教授的内心里面,其实它的理论层次是明朗的,然而作为读者可不是那么轻松的。这意味着,每一位读者(赶紧强调一句,这时连正来教授也只能是一位跟我们一样身份的读者了,免得他作为我们的判准)完全可以也只能从他/她自己的角度作出自己的解读。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性的说明,那么我开始着手自己的解读工作。我必须预先告诉大家我的方法,因为本人对现象学有一知半解,因此我就试图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解读正来教授的这一宏文。现象学,按照我的理解,主要是从康德到胡塞尔一脉的先验哲学的路数,简单地说,就是不断的通过还原揭示出事物何以如此的根据。现象学繁复晦涩,是一个迷宫,一个人倾其一生之力也不一定有一得之见,即令胡塞尔这位公认的现象学大师也常犯迷糊,他说过只有在他理性非常清明的时候才知道现象学是什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他也弄不明白现象学是什么一回事的。胡塞尔可能是在故弄玄虚,也可能是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且不用去管它,这里我运用公认的现象学方法来进行重构正来教授这部大作的理论层次。现象学方法在我看来最核心的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又可以区分为两种,一是本质还原方法,一是先验还原方法。本质还原就是指直观到一个事物的本质,先验还原指的是必须还原到主体性上面去,在胡塞尔看来,主体性是万物之最后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出身之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应对西方文化全面的危机是应运而生的,它将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一揽子地收入自己的视域,分析它的内在结构,探讨它之所以危机的根据,如何克服,等等。正来教授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自己运用了现象学方法,然而在我看来,实际上是运用了现象学方法的。

  与胡塞尔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收入自己的视域非常相似,正来教授将当代中国法制/法治建设从1978年到2004年这26年的发展历程收入自己的视域,并同时将它命名为一个时代,这是一个缺失“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时代,是一个受“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深深支配的时代。当正来教授这样叙述的时候,我认为他实际上是在进行现象学的本质还原。当然所见或有不同,比如我就从这个历程中看到的其实不是“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对中国法学的支配,相反却是“西方法律现实图景”对中国法学的宰制。何以作此言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法学根本就没有把握住“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它不过是得到了一点“西方法律现实图景”的皮毛而误以为这就是永恒不变的所谓“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了。根本不是!不过即使如此也不碍事,因为“西方”从来都是中国人“想象中的西方”,正如伯尔曼所说,“西方是不能借助于罗盘找到的。”(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996,导论,页2。)其实正来教授也是有所意识的,如他在该文的第一部分在进行论题的建构时,他引入了一个“参照性的历史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西欧在17、18世纪在建构自己的法律制度时自然法思想的作用。在正来教授看来,自然法思想实际上就是西方法律制度的理想图景,虽然人们无法给出自然法的确定含义,但它作为一个理想图景成为建构现实的法律制度的内在的动力。有意思的是,正来教授仿佛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这样做的意义,然后转就向我们如是说,在西方,现实的法律制度的建构是有“理想图景”作为支撑的,它就是自然法,而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却没有自己的理想图景,而是以西方人的理想图景为自己的理想图景。我觉得正来教授在这里误解了自己已经开放出来的主题,他在不经意之间将自己的重大发现遗漏了,我认为,正来教授的重大发现是,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的建构是以一个“他者”为判准的,这个他者根本不是正来教授所说的自然法,而是现实的西方法律制度。所以以愚之见,正来教授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其精确的表达仿佛是“西方法律作为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为什么正来教授所描述的这26年的中国法学缺乏反思性与批判性,仿佛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好的,就可以不加限制地拿来就用,如权利本位论者、法律文化论者及法条主义论者所以为的那样,或,仿佛西方的东西大服水土,然后用中国的东西稍加敷衍,就好象万事大吉了,如法律本土论者所做的那样,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中国法学,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的言说,并没有站在西人所谓的自然法的理想图景上,根本没有参透西方人的自然法思想的内在含义,中国法学所得的,不过是西方自然法作为理想图景所开放出来的现实的法律制度的一点皮毛而已,它根本就没有进入到自然法思想的里层,甚至于它根本压根就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也提不出的样的要求。甚至于,连正来教授都仅仅将自然法思想作为探讨当下中国法制/法学的一个参照,却将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从手边滑掉了!按照我的想法,如果当代中国法学不想在整体性的危机中丧失掉自己,那么它必须开启自己的自然法图景,而不是仅仅将自然法作为一个参照。我这样说,不知正来教授以为然否?

  当然我从现象学视角所看到的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初步,我进一步看到(通过现象学本质还原),正来教授揭示出当代中国法学内在的支配性因素,这就是正来教授所说的“现代化范式”。在正来教授看来,26年的中国法学/法制的发展深受这种现代化范式的宰制而不自省,仿佛这种范式是天然合理似的!正来教授在当下中国法学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它首次系统地深入地彻底地对这种现代化的范式进行了批判,而在我看来,其实现代化的范式不仅是26年来的中国法学/法制的主宰性力量,而且应该说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支配性力量。它构成中国人走向世界结构融入世界体系的基本症侯。正来教授看到,这种现代化范式本质上就是西方化的。这种说法我认为它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化本质上说就是西方化。正来教授的此种说法我可以用晓芒教授的说法来加以印证。晓芒教授说:“五四时期和今天都有一些保守主义者出来勉力将‘现代化’和‘西方化’区别开来,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邓晓芒:《新批判主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序,页6。)在我看来,这种自欺欺人背后的逻辑就是不能直面事物本身,它通过论题转换的方式将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化而引入中国文化当中,从而使现代化获得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正当性。此种做法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法学/法制的做法。这种做法所导致的后果是,它对现代化范式本身缺乏最基本的反思与批判。

  当我看到正来教授着手批判现代化范式的时候,我借助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还原看到,正来教授实际上在进行现象学的先验还原。先验还原意味着,必须还原到先验主体上去。也就是说,必须还原到事物的最后的根据上去。我看到,当代中国法学/法制缺乏对现代代范式的批判,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中国法学/法制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本身,这就必然导致当代中国法学/法制的总体性危机。正来教授在当代国文化语境里所作出的批判,在我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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