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5 次 更新时间:2009-02-08 12: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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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儒宾  

  

  内容提要:先秦没有道家的概念,道家的概念及系谱是两汉的史家整理先秦文献时建构出来的,根据司马迁及班固等人的解说,庄子师法老子,隶属道家。两汉史家对道家的解释有一理路。但由于庄子本人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师承,在自叙性质颇浓的《天下》篇中,庄子说自己的学问和当时诸子的学问,都出自“古之道术”的分支。老子和关尹两人属于同一系,自己则独立一宗,庄子的学派遂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庄子与儒家或庄子与孔子的关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庄子与儒家(或孔子)的关系有几种提法,明代流行的“三教合一论”是建立在真常惟心及随俗应机两个前提上的论述。魏晋玄学的“老庄不及孔圣论”以圣人体无(体化)、老庄言无(化)的方式,会通两者,这是“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的翻版。第三种立场则主张庄子本为儒者,没有会通的问题,此一说法肇始韩愈、苏轼,明末的觉浪道盛、方以智及王夫之则为此说之集大成者。

  本文在较宽松的意义上,继承明末的庄子儒门说而来。本人认为明末的“庄子儒门说”固然可视为庄子学在明末清初的发展,是道盛、方以智、王夫之的庄子学。但此说也可视为庄子文本意义的揭露,是meaning与significance很好的结合。本文将分别从(1)人格典范:内七篇里的孔子;(2)风土文化:庄子、宋蒙与殷商文化所源自的东方海滨文化;(3)创化论:比较《庄子》与《易经》、《中庸》的论点;(4)庄子论“物”与“庸”。由上述四点入手,说明“庄子儒门说”是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

  关键词:儒門、孔子、莊子、殷商、物、庸

  

  庄子,不知他何所传授,却自见得道体,盖孟子以后,荀卿诸公皆不能及。

  

  一、一条明显而又受忽视的线索

  

  明末清初曾有一股将庄子(约公元前369 –公元前286)迎向儒家阵营的思潮,为方便定位起见,笔者称之为“庄子儒门”说 。明末庄子儒门说的首倡者当是一代高僧觉浪道盛(1592–1659),集大成者则为方以智(1611–1671)。至于以同情庄子闻名的王夫之(1619–1692),他虽不用其言而有其意。围绕着道盛师徒与王夫之这三位不世出的儒佛龙象,还有钱澄之(1612–1693)、石溪(1612–?)等人作为奥援。明末清初这股“庄子儒门说”的思潮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明中叶后原本即有相当浓厚的儒道或儒庄同道说,广而言之,“三教合一说”更可以视为明中叶后极重要的一股思潮 。方以智《药地炮庄》时常言及的袁宏道(1568–1610)、袁宗道(1560–1600)、管东溟(1537–1608)、焦竑(1541–1620)等人,或其亲人如方孔照(1590–1655)、吴应宾(1565–1634)、王虚舟(1668–1743)等人,无一不是这股思潮的拥戴者。明末的“庄子儒门说”虽然是将庄子推向儒家最彻底的一种主张,但却不是惟一主张庄儒同道的思潮。

  明中叶后的“三教合一”思潮与明末清初的“庄子儒门说”的关系很深,如更往前推论,类似“庄子儒门说”的论点在儒家传统内还可找出源头,一般常上溯到韩愈(768–824)、苏轼(1037–1101)。韩、苏是唐宋时期的大文豪,其角色介于文人与学者间。文人论道,通常带有些业余的嗜好之意味,不能太当真。但此次不同,他们的观点算是足以自圆其说,因此,颇受到后人重视,如言:(1)庄子之学出自田子方,田子方则为子夏之徒,所以庄子有孔门的传承之印记。(2)《庄子》一书虽多非薄周、孔之言,但这些语言就像禅子之呵佛骂祖一样,阳挤而阴助之,不能只看文字的票面价值。(3)《庄子‧天下》篇言天下学术,诸子皆各自成家,亦各有所偏,庄子皆一一评骘之。惟独儒家诸子不在评述之列,对孔子更是一言不发。这显示庄子视孔子及六经为诸家之宗,不与诸子百家为侣,其地位大不相侔。韩愈、苏轼援庄入儒之言的语气虽强弱不同,但上述的论点却有理路,其论证大体也为明末的儒者所继承。

  有关明中叶后的“三教合一说”以及唐宋儒门文人的“庄子儒门说”,由于论者已多,旨义已显,本文不拟再讨论 。笔者仅再补充两点,以作为道盛、方以智、王夫之等人的说法之背景。首先,如论“庄子儒门说”的源头,应该还可以再往前推到魏晋时期。魏晋玄学深受老庄影响,此自是事实,玄学一般常被归类到道家的领域内,魏晋玄学也常被定位为新道家学说。但另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也不宜忽略,此即玄学家通常主张会通孔老,而且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的境界被定位高于老子(约公元前571 –?),王弼(226–249)的“圣人体无”之说即是典型的代表。在庄子身上这种解释模式也出现了。郭象(265–311)注《庄》,只要涉及尧、孔之处,不管《庄子》本文如何说,郭象都以“寄言出意”的方式,解释庄子之意仍衷情于儒门之圣人,表面的文字作不得准。庄子本人更是位“虽未体之,言则至矣”的哲人,意在圣人,而去圣人一间。所以《南华真经》其书等于为圣人的圣言量背书,就像经学中“传”与“经”的关系一样。郭象“寄言出意”的解释模式再下一转语,未尝不可视为“庄子儒门说”的一种变形。

  “庄子儒门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理学家一般如何看待庄子?明末儒门思潮的意义还是要放到儒家思潮的脉络下定位。理学家一般护教意识较强,批判异端之念较烈,程朱系统在这点上更是明显。但我们如翻阅主要理学家的著作,从北宋五子、南宋的朱、陆,到明代的陈、王、罗(整庵)、刘(蕺山),不难发现他们所说的异端,主要指的是佛教,道教是连坐法的陪祭品,道家则是额外附奖。朱子(1130–1200)与吕祖谦(1137–1181)合编《近思录》,此书被当作学子晋阶用的基本教材,此书的卷十三为“异端之学”,此卷共收录北宋儒者言论十四条,其中的异端几乎都指向佛教,独占了十条 。《朱子语类》搜罗朱子平日言论,算是最齐全,此书论异端处,几乎也都将矛头指向佛教。我们大概可以笼统的下这样的判断:理学家除了陈白沙(1428–1500)、王阳明(1472–1529)等少数人外,对佛教的世界观都很有意见。即便陈、王等人,他们的宽容大体也只是消极性的一语带过,而不是有所证成。至于罗整庵(1465–1547)、刘蕺山(1578–1645)批判佛教之严厉,更是不在话下。

  道家与道教相对之下,殃及的烽火少了许多。道家如果以老庄著作的内容为代表,那么,道家比起道教来,所受到的批判更少。理学家虽然一般会佛老或佛道联用,也联带一起批判,因此,老子或老庄自然不会被视为同营的同志。然而,老庄比起道教或佛教来,不一定会列在理学家排斥的黑名单之上,至少不会是第一波的首犯。程朱甚至对老子的某些章句,如“谷神不死”章等等,还有赞美之处 。但对老子流为《阴符》,流为阴谋,如《老子》第三十六章所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之说,则批判甚厉。老庄相对之下,庄子的罪名又轻了许多,理学家一般说来对庄子算是相当友善。宋明大儒如果偶有批评庄子处,大抵在其人放纵、不守规矩这些细目上,严重的罪名不多。至于邵雍(1011 –1077)、陈白沙这类被划归为曾点之统的学人看待庄子,更是视同家人看待,基本上不太忌讳将庄子引为同道。后人对邵雍、陈白沙的理解,往往也反过来将他们引为庄子的同行。以理学家护教意识如是之强,我们如要找出几位反庄的代表人物,或反庄的代表性论点,还真不容易。

  如果我们将明末清初的“庄子儒门说”放在纵深较远、背景较广的框架下考量,可以发现道盛、方以智师徒当年提出有名的“托孤说”时,虽自觉石破天惊,时人也大多认为这是不世出的伟论。但我们如果衡量他们所处的文化氛围,不得不认为:他们的创见其实是奠基在亲和性相当浓烈的文化氛围上的。庄子这位高士在绵延流长的中国历史中,一向是被视为隐逸生涯与逍遥精神的象征,他身履方内,心在方外,结果方外的佛道常引他为同调,方内的儒家人物对他也无甚恶感。两宋之后,不时有儒门中人呼应苏轼的论点,希望庄子能早日脱掉道袍,重新列名儒籍 。更极端者,甚至主张庄子与孟子相反相成,两人共同曲折的完成了保存并弘扬儒家价值的使命 。笔者认为理学家对待庄子基本上相当友善,此事值得留意。

  明末清初的“庄子儒门说”是有滋养此说的文化土壤的,也与提出者的生平经历紧密相关。道盛、方以智、王夫之他们看待庄子,多少有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胸中块垒之意,他们眼中的庄子曲折的反映了自己思想的影子。笔者完全同意:明末这些了不起的学人所了解的庄子思想,与他们本人思想若合符契,没有他们从九死一生中体证出来的独特论点,即没有类似“托孤说”这种论点的庄子。但笔者不认为明末的庄子学著作与其作者的平生经历之关系因为如此紧密,所以他们理解的庄子即是“投射”的结果,好像《庄子》文本可以被任意解释,此书只是反映诠释者他们自己心象的罗夏克墨渍投射(Rorschach inkblot test)之试纸一般。到底理论发生的机缘和其成立的理由不一定相同,本文将很严肃的看待他们提供的论证,希望从中找出庄子与儒门的密切关联。

  本文继承明末方、王之学的精神而来,但重点不落在明末庄子学的细部论证上面,本文可以说是“接着讲”的论文。笔者希望借着道盛、方以智、王夫之的洞见,利用我们当代较具胜场的神话、隐喻等理论,以及站在后出者立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机会看得较远的立场上,试图直接从《庄子》本文出发,更明白的解出此书原本即已半显半隐的语码。

  

  二、孔子在《庄子》内篇

  

  探讨庄子与儒家的关系,我们首先可以从一条最清楚的线索谈起,此即《庄子》内七篇中到底使用了多少比例的儒门之材料。笔者在此节所以特别将材料限定在内七篇上,不是认定内七篇才可以代表庄子的思想。事实上,笔者认为外、杂篇的文章颇多精金粹玉,只因名列外、杂篇,难免被排斥在外,或被视为内容较为冗杂。有关《庄子》一书的篇章之成篇年代问题,姑且不论 。本文之所以不得不将材料限定在内七篇,乃因庄子对孔子的态度内、外、杂篇有别,外、杂篇中个别的情况又不一样。但一般认为内七篇可代表庄子的思想,笔者认为在不影响外、杂篇的作者归属的问题下,不管就版本的流传或就文章内容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内七篇都是《庄子》一书中最重要的篇章,这一点应该可以不用怀疑。为避免著作权的瓜葛,笔者尽量依照共识,先对材料来源作了限制。

  笔者所以要在内七篇找孔子的材料,乃因笔者很难相信:一位严格意义的学派中人所宗之经会是他家之经,所宗之圣会是别派之圣,经典与圣人典范应该是检证学派隶属极重要的标准。实际的情况当然有可能更复杂,《庄子》一书就是极复杂的例子。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从内七篇寻找儒门最重要的象征——经典与圣人,至少是个可以运作的切入点。如果我们确认:庄子真的喜欢运用儒家的象征符号,而且其运用是“代言人”式的挪用,那么,这样的消息就不太寻常了。由于内七篇很少提到经典,本文很自然的会将焦点集中在“圣人”——孔子身上。

  首先,我们不妨分析内七篇的构造。《逍遥游》篇共有寄意之言六章:(1)鲲化为鹏,(2)汤问棘,(3)尧让天下于许由,(4)肩吾问连叔有关姑射之山之事,(5)惠子与庄子论瓢,(6)惠子与庄子论樗。《齐物论》篇有五章:(1)南郭子綦—颜成子游论丧我,(2)啮缺—王倪论知与非知,(3)瞿鹊子—长梧子论天倪,(4)罔两问景,(5)庄周梦蝴蝶。《养生主》篇有三章:(1)庖丁解牛,(2)公文轩见右师,(3)秦失吊老聃。《人间世》篇有六章:(1)颜回见仲尼请行,(2)叶公子使齐先问仲尼,(3)颜阖傅卫灵公太子,(4)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5)支离疏,(6)孔子与接舆。《德充符》篇有六章:(1)仲尼论兀者王骀之物化守宗,(2)申徒嘉与子产论安之若命,(3)叔山无趾与仲尼论天刑,(4)仲尼论哀骀它才全德不形,(5)闉跂支离无胀,(6)惠子与庄子论无情。《大宗师》篇共七章:(1)南伯子葵问女偊,(2)子杞与子犁、子来相与为友,(3)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与孔子,(4)颜回问孟孙才于仲尼,(5)意而子见许由,(6)颜回与仲尼论坐忘,(7)子舆与子桑友。《应帝王》篇共六章:(1)啮缺问王倪,四问四不知,(2)肩吾与接舆论圣人之治,(3)天根问无名人为天下,(4)阳子居与老聃论明王之治,(5)季咸与壶子斗法,(6)倏忽与浑沌。

  上述的归纳只是大体的勾勒,细部的出入容或有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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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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