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的第一张牛皮终于被炮制出来了：中国各类型智库数量超过美国。这是《信息时报》近日报道的。

不错，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确实有许多带“研究”字样的机构，据说2008年达到2000个，而美国智库的最新统计是1777家。但中国的这2000家机构能够被称作智库么？

首先，级别最高，庭院最深的那些研究机构，其实是秘书性机构，主要职能是给各级各类领导人写讲话稿，写各种文件和报告，或者以领导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其次，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主要工作则是按照领导意图为实行中的政策寻找论证。还有，被称作“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那些部门，从事的大多是奉命研究，而不是委托研究，经费来自官方的文化宣传部门，而不是经济职能部门，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不是操作性和实用性。很多大学研究机构，在意的也是研究经费的瓜分，而不是研究成果的价值。

任何一个研究机构要称得上“智库”，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民间性，第二是独立性。民间性有两个含义，一是研究机构是民间组织，而不是官方的分支机构，二是经费要来自民间机构捐款，而不是政府拨款。政府可以资助智库，但不是事先拨付，而是事后购买其研究成果。所谓独立性，就是事先没有官方授意，事后不受官方审查，表达不受官方限制。

除了上面两个特性之外，从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上看，智库还必要有“前瞻性”。为什么中国研究机构在一系列全球性和现实性重大研究领域，频频马失前蹄？据报道，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至12月份的1.2%；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中国主流研究机构大部分都相信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2008年7月份，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47美元，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惊呼，油价年底将突破每桶200美元，可是，到了12月底，每桶油价跌至35美元……没有独立性，就没有前瞻性，在国际研究中跟着西方主要智库跑，在国内研究中，跟着长官意志跑。这样的研究只能是“马后炮”，而且是被官方御用的马后炮。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虽然缺少前瞻性的研究机构，但并不缺乏前瞻性的研究人员，没有这样的前瞻性研究，中国目前的进步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在中国要进行前瞻性研究，必须有敢死队员的精神。研究界最早的敢死队员之一，是众所周知的顾准，他对希腊城邦的研究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驱。上世纪80年代，周扬和王若水是敢死队员中最勇敢的两个。他们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为今天的民本主义和和谐社会留下了遗传基因。

元旦前在蔡定剑召集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上，中国法学界的名家郭道晖先生提倡大家要发扬在刀锋上做研究的精神，主张研究走在现实前面至少半步。前些年，在法学界别说突破一个观念，就是突破一个字的一个偏旁也要冒着砸掉饭碗的危险，那个偏旁就是“刀”旁，和“水”旁。在一个重要文件中郭先生把传统的“法制社会”，写成了“法治社会”，结果受到指责。在中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被批判的人可能从此万劫不复，但被批判的东西却可能成为文化遗产。今天，提出“法治”的人已淹没无闻，但“法治”这个词却已深入人心。这种情况，真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刀刚不如水性柔。

只有到了前瞻性研究不需要敢死队的时候，中国才会有真正的智库。非民间不独立的研究机构，不是智库，而是“翰林院”。翰林院里的专家学者，不管你有多大神通，也只能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悟空，在桎梏里，而不是在智库里。智慧是长江大河，只有自由开放，才能一泻千里，奔向海洋。如果说“翰林院”是水库的话，真正的智库则是大海。智慧的景象是：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