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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们总是把斯宾塞作为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创始人加以批评。这类批评有一定的根据。斯宾塞确实把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作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进化的普遍规律，并由此出发理解生物进化和文明的进步。但是，他同样极为清楚地表达了文明人的社会生活从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的生活这一伦理观念，认为公正和善行的伦理意义要远远高于征服和奴役。他由此探讨了文明生活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他将平等的自由这一公正的原则作为第一条道德原理，对妇女和儿童的平等权利、对公民的平等的政治权利进行了申辩。他对亚当•斯密同情理论加以发挥，将同情作为公正的意识、良心得以形成的根据的做法，表明他继承了英国同情主义伦理学的传统，表明他并不认为人性只有利己的一面。事实上，正是根据同情理论，他实现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有机统一。斯宾塞思想的这些方面，还有待学术界进行认真研究和清理。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标签”
彼得•狄肯斯（P.dickens）曾指出，人们可以在以下三种含义上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概念：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伦理和宗教，即把进化论运用于人自身；把人类社会组织本身也成一种有机体，像其他自然有机体一样，似乎也经历着发展变化；一种“作为迫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从将人类以生物性为基础的行为看得过于简单的观念出发来制定政策，如某些种族优生学所提倡的。他认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会遇到任何麻烦，因为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我们的伦理和宗教确实是同我们的进化相联系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陷入严重的困境”，因为把人类同有机体进行类比，能否成立往往会引起学者的怀疑。但是，只有第三种含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才“遭遇最严重的困难”，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获得了一个极坏的名声。①
一提到斯宾塞（Herbert Spenser），人们总是首先把他当作第三种含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创始人。尽管斯宾塞确实曾明确把社会比喻为有机体、并且试图运用他本人所理解的进化论来对之进行解释，但是，人们并没有对此过于计较。人们对他的批评，首先和主要是从上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第三种含义上进行的。人们通常认为，斯宾塞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论，可以归结为“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理论。该理论在社会和人类身上的具体运用，势必会不恰当地引申出为“强者”——生存竞争中的“适应者”——进行辩护的伦理主张，似乎凡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经受住了考验——不管运用什么样的具体手段，道德也仅仅充当着手段——的竞争者，都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这里似乎隐含着一种自然主义的“谬误推理”，即直接从生存竞争的事实，推论出了一种“适者生存”天然合理、为了“适应”可以不择手段的价值理念。人们普遍认为斯宾塞主张处于生存竞争之中的人们可以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
人们还认为，斯宾塞所说的生存竞争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社会团体内部的个体之间，也发生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乃至种族之中。当斯宾塞认为不同的民族、国家乃至种族之间的关系也遵循残酷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原则时，这里实际上已包含了后来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等思想要素，并为这些东西奠定了“科学基础”；当斯宾塞认为在某个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受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原则支配时，人们认为，它提倡了一种与同情伦理学和利他主义伦理学有着本质对立的“道德观念”。
国内学者普遍把斯宾塞当作这个含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创始人加以批评。例如，邓晓芒和赵林在其编写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他（指斯宾塞——引者）以生物学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所体现的进化论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乃至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关系都被他解释为生物界的单纯弱肉强食的关系，劣等人类必然要被淘汰，剩下来的就是优等民族，必然充当统治者，这就为后来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②在赵敦华主编的《人学理论与历史——西方人学观念史卷》中也写道：“斯宾塞认为，适者生存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人和其他物种一样，都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机体的适应程度不同，他们的生存空间也就不同，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环境者占有最大的生存空间，完全不能适应环境者只能被自然所淘汰。‘适者生存’的真谛是生存斗争，弱肉强食。”③
二、批评的主要根据
上述看法，当然并不是完全凭空强加给斯宾塞的。作为公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领袖人物，他确实运用其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理论为“强者”提供了一种合理辩护。
首先，斯宾塞确实把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作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进化的普遍规律。
他曾这样写道：“充塞大地的一切种类复多的生物，不能完全彼此相离而居，多少要相聚而居，——即要互相牵涉。我们所曾考虑的动作对于目的的适应，大部分都是在同族的和异族的分子间进行‘生存竞争’的因素；很普遍的，一种生物所作的成功的适应，也包含有同类的或不同类的生物的不成功的适应。为了使食肉动物可以生存，食草动物必需死；为使其后裔可得到抚养，弱的生物的后裔，必成孤儿。维持鹰及小鹰之生存，便包含着许多小鸟之灭亡；为使小鸟得以繁殖，其后裔必牺牲无数的蚯蚓和虫类为食料。同种分子间的竞争也相同，虽然其结果比较不明显。强者往往用武力夺去弱者之俘获品，独占了某些猎场；比较凶猛的，把其同类的别个分子，驱逐到较为不利的场所。”④动物界如此，原始时代的人或野蛮人也必定如此，因为在一个残酷的生存竞争的环境当中，不战胜别人就注定要被别人吞噬。因此最初的人必须具有一种性格，使他适合于从地球上清除那些危害他生命的物种和占据人类所需空间的物种。他必须有进行残杀的欲望。即使在具有部分文明程度的民族，也同样缺乏同情心。
其次，斯宾塞由这种普遍的生存竞争得出了一种观念：一种高级的物种在竞争中战胜低级的物种，或者高级的、文明的人种战胜落后的、野蛮的人种，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进步，并因此在道德上是合理的，至少是无可指责的。
在他这里，蕴涵着一种类似于边沁的功利主义的“推理”——摩尔有理由将之称为“自然主义的谬误推理”：边沁认为，既然人的天性都是趋乐避苦的，因此伦理学应该把公理原则即最大幸福原则作为基础；斯宾塞则认为，既然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在野蛮的状态必定要发生生存竞争，因此，所有的人参与这种竞争是必需的，也是合理的。原始人身上注定了要有一种残酷的好斗的天性，这正好是一种和他们的生存状态相适合的“道德素质”。在这一点上，他似乎非常看重人的道德历史性和相对性。不仅如此，他认为，文明人的出现，必定同样是在同野蛮人展开的残酷的生存斗争中实现的。因此，文明人最初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野蛮人的那种好斗的“道德素质”。
斯宾塞下面这一段话，最有可能使人产生种族主义的联想。他写道：“那些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会消灭人类中阻挡前进道路的部分，如同它们消灭猛兽和无用的反刍动物一样严厉。正如野蛮人取代了较低动物的地位一样，假如他作为一个野蛮人的时间持续得太久，也就必须让位于比他高级的人。而且，请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确是让位了。因为什么是一个征服者种族的先决条件呢？数量上的优势，或更强有力的本性，或改进了的作战方法；它们全都是进步的标志。……因此，显然，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主要是社会性的人对反社会性的人的征服；或者，严格地说，是更加适应的人对较少适应的人的征服。”⑤斯宾塞进而指出：文明中的那一阶段——强者强行排除弱者和野蛮压制的制度——在总体上属于有利的阶段，是自发而必然产生这些事情的阶段。意识不到灭绝较低级种族，或使他们受奴役，有什么不对，是以人们的同情心及其人权意识几乎处在最初发育阶段为前提条件的。因此通过清除地球上最不进步的居民，及用强力迫使其余居民获得勤劳的习惯，从而给文明以帮助，并不会使道德上的适应受到任何相应的抑制。斯宾塞对奴隶制也明确给出了一种理解和肯定，认为奴隶制有助于文明的进步。斯宾塞的这些言论，显然容易为后来的种族主义者甚至法西斯主义所利用。
再次，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讨论政府的“济贫法”和“卫生监督”等问题时，也表达了一些很容易使人感到他在主张弱肉强食的观点。
斯宾塞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鼓励自由竞争并听任失败者自己承担失败的后果。他反对由政府颁布济贫法，兴办慈善事业。他的主要理由是，虽然为同情心驱使所做的一切减轻困苦的行为具有双重效果，即一方面补救了要对付的特殊祸害，另一方面有助于人类塑造成某种形式，使之将来杜绝这些祸害，但是，依照法律实施的救济计划是大不相同的另一回事。这种计划不是为同情心所驱使的，而是试图用强力使人们大发慈悲，或者说，是从不情愿的人那里“勒索慈悲”，结果使接受者和出资人都感到痛苦：一方怀着不满和漠不关心，另一方怀着不平和经常反复的怨恨。他认为，其工作被济贫法这样强行干预地承担了的机能是同情，而济贫法部分地取代这一功能。于是，它也就延缓了人的“适应”的过程。
斯宾塞写道：“在整个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严格的戒律在起作用，这条戒律有一点残酷，可它也许是很仁慈的。在一切低级动物中保持的普遍战争状态使许多高尚的人大惑不解；归根到底，它们却是环境所允许的最慈悲的规定。……由于毁灭了所有这些动物，不仅使生存在成为累赘以前结束，而且为能够充分享受的年轻一代腾出地方；此外，对于食肉动物来说，它们的幸福正源于这种替代行动。请进一步注意，食草动物的食肉敌人不但除掉了它们群中那些已过壮年的，而且也把多病、残废、最不善奔跑和最没有力量的全都除掉了。由于这种净化过程的帮助，也由于在配偶季节如此普遍的争斗，阻止了因次劣个体繁殖引起的种族退化，并确保充分适应周围的环境，因而使最能产生幸福的素质得以保持。”⑥这些段落，很容易使人把斯宾塞的思想同后来的优生学，包括种族优生学联系起来。
斯宾塞把这种自然界的戒律同样运用于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竞争”，认为竞争的残酷性是人类通向最好的理想状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必不可少的严酷，如果让它起作用，就会变成对懒汉的猛烈的鞭策和对放纵者的有力约束。在他看来，人类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必须忍受那些痛苦。没有任何地球上的力量，没有任何政治家巧妙设计的法律，没有任何好心肠人改造世界的计划，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灵丹妙药，没有任何人曾经讨论或将要讨论的改革，能把这些痛苦减少一丝一毫！
可见，斯宾塞确实在将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的时候，引申出了一种为人与人、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残酷竞争，以及所谓高低人种战胜野蛮的落后人种、强者自然地淘汰弱者以实现“社会的净化”进行道德辩护的“伦理立场”。他的这种特殊的进化伦理学立场也确实很容易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欧洲中心论、种族优生学、法西斯主义等所发挥和利用。
三、 被忽略的方面
米歇尔•弗伊在其《社会生物学》中曾写道：“……斯宾塞的伦理学是一种完美的哲学思考，而不是他同时代的人所提出的那种庸俗的生物学主义。这种伦理学的推理方式与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威尔逊的‘基因伦理学’的推理方式是一致的。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有损声誉的标记阻碍人们引证斯宾塞的伦理学，但它仍是社会生物学理论未表现出来的本体论基础。”⑦
斯宾塞的进化伦理学之作为“一种完美的哲学思考”，绝不是指他从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理论出发为强者的特殊权利所作出的道德辩护，而是他在人类如何适应“社会性状态”的问题上所做的伦理思考。斯宾塞虽然肯定了不同的物种之间，包括人和动物，以及低等人种同落后人种之间所发生的残酷的竞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状态中，人们相互之间也存在如同在非社会状态——所谓野蛮状态——中所遵循的同样的生物学竞争规律。对他而言，所谓先进的文明种族或民族之所以必然会取代低等的、野蛮的落后种族或民族，归根到底，正是因为先进的文明种族或民族实现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生活”，于是，“显然，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主要是社会性的人对反社会性的人的征服；或者，严格地说，是“更加适应的人对较少适应的人的征服”。斯宾塞认为人的社会适应性也从属于生物学的适者生存的原理，这固然表明他的社会学理论的生物主义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