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地主窝”里的清算风波——兼谈北方土改中的“民主”与“坏干部”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0 次 更新时间:2009-02-04 12: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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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而北方土改的主要革命对象也相应地锁定为乡村中的“封建”代表——地主阶级。然而,1946年中共决心“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后,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民主”的革命旗帜下,群众运动的烈火也烧向了自己的乡村政权基础。共产党控制下的乡村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不好,乃至为非作歹,早已被群众视为“新封建”。而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区乡干部滥用职权,占好地、好房窑,“窃夺果实,与民争利”,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乃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的土改清算就是一个例子[①]。

  * * *

  绥德、米脂一带是陕北的米粮地,而米脂城东四十里的杨家沟则是名闻陕北的“地主窝”。清代乾嘉年间,迁居到杨家沟的马氏逐渐崛起而成为地方富户大族。这个庞大的继嗣群体聚居在杨家沟,维持了“八代的荣华富贵”[②]。其中,老三门里的一支户气最旺。自其先祖嘉乐建堂号“光裕堂”,子孙后代各家均自建堂号,以堂代名。因此,“马光裕堂”后人也被村人称作堂号(财主)家[③]。到1940年代初,杨家沟的241户人家中就有堂号地主50余户,占总户数的20%以上。当时全村1300多垧土地(垧为当地计量单位,1垧约合3亩),地主占有1170余垧,占全村土地总面积的94%。不仅如此,杨家沟地主在周围几个县的数十个村子里还有典地与买地约两万余垧,每年的地租收入达六千石之多。[④]1942年9月至12月,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曾选定杨家沟的大地主马维新(光裕堂五门,堂名衍福堂)进行地主经济典型调查。[⑤]

  土改时期,杨家沟属于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习惯上称作“警区”)。1930年代中期,杨家沟附近开始“闹红”。杨家沟地主籍助同治年间为防“回乱”而修筑的扶风寨抵抗,并从绥德请来国民党一个连驻扎守卫,才躲过了“土地革命”。1936年春,国民党占领绥德地区,何绍南出任专员。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将米脂划入八路军绥(德)米(脂)佳(县)吴(堡)警备区,三五九旅的一个营随后进驻米脂。同年12月,米脂划归陕甘宁边区。1940年代初,何绍南被挤走,共产党控制了绥德分区,开始公开活动。杨家沟成了“红地”。1944年1月1日,米脂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马继棠(杨家沟马氏后人,但不是光裕堂子孙)出任县长。米脂县下辖9区59乡487村,杨家沟在行政上划归何岔区六乡。[⑥]

  《五四指示》以前,杨家沟已经开展过“双减”(减租减息)保佃的运动。《五四指示》以后,杨家沟又被作为边区的土改试点,在1946至1948年间,先后进行了几轮土改[⑦]。

  

  从减租到征购

  

  1940年代开始,在公粮负担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压力下,杨家沟地主经济急剧衰落。以马维新(时为米脂县头号公粮大户)的收支情况为例:1940年的时候,收入为98.63石米,支出则为253.35石米。其中,近半数的支出用于交公粮(121石米),足见负担之重。当年,马维新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粮食127.89石。[⑧] 曾给地主家驮过租子的刘树旺回忆:“马维新不晓是一百多石租子了嘛!(可是)公粮大了,(租子)驮的啊,讨的租子啊往米脂送了。送得给仓库,要下公粮往仓库上交了嘛。”[⑨] 同时,中共推行的减租政策也对地主的经济情况打击很大[⑩]。1945年秋,绥德分区专员杨和亭曾亲往杨家沟推行“减租”保佃,死租按二五减(即原定一石租子改交两斗半),活租则三七分成(即一石收成由农民得七斗)。[⑪]一方面是大幅的减租,另一方面则是沉重的负担,地主们开始迫于压力而出卖、出典土地,日子江河日下。[⑫]

  饶是如此,到1946年时,杨家沟仍有大、小地主63户,此外在邻村寺沟还居住着马氏地主14户,共计拥有土地8240垧[⑬]。

  《五四指示》下达后,陕甘宁边区试行公债征购土地的办法,即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定额的土地,然后承购给农民。为此,边区政府还组织了三个征购土地工作团,分别到庆阳王家塬(陇东分区)、绥德贺家石、米脂杨家沟(绥德分区)等地进行试点。[⑭]

  为了防止地主随意出卖土地和转移土地,米脂县委指示各乡农会组成土地评审委员会,负责征购与承购的评审工作。县委还明确提出凡未经农会评委会审批的土地买卖原则上作废,规定今后一律由农会审查批准后方可买卖。根据县委指示,何岔区对农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区委指定各乡农会主任、干事,并“由党内布置保证当选”。

  土地公债的消息在杨家沟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连党员都不敢相信,通过党内反复解释才逐渐接受”。也有干部认为“土地问题提得太猛”、“地价太低”等。马维新听到消息后情绪很激动,对区委来人说:“我就是舍不得。毛泽东的边区一村一镇、一寸土地也不肯让人。为什么?舍不得。我也是一样的舍不得。毛泽东的边区是头颅换来的,我的土地是一点血一点汗◇来的。” [⑮]

  1946年11月29日至12月23日,米脂县委书记赵锦峰率领的征购工作团(内有延安工作团12人,分区4人,本县县区乡三级干部39人)在杨家沟开展了试办。到1947年初,杨家沟土地征购工作基本结束。结果,六乡77户地主(其中12户因家庭破落而免征,另有3户合为一家,故实际被征地主为63户)共留地1313垧,共征购地6950.1垧,其中本区乡共征购4299.6垧。[⑯] 1947年1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杨家沟乡征购地主土地的情况[⑰]。该报道中特别提到,杨家沟地主马阁臣(光裕堂长门长孙,堂名德仁堂)当时担任了征购委员,积极参加工作。他还说:土地分给农民种能够增加粮食,“对保卫边区有极大作用”。显然,当时杨家沟试办土地征购所体现的是一种“和平土改”的方向。不过,这个方向很快就被扭转了。

  2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对新颁布的《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进行修正。[⑱] 同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通报了陕甘宁边区试办土地公债的经验,肯定了公债征购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之一”。不过,通报中也指出“发动群众清算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办法”,而以公债征购相配合,则“更能发动群众”。通报中认为:“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⑲] 从通报中可以看出,“发动群众”是中共在“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前夕的重要战略考虑[⑳]。

  杨家沟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

  

  据杨家沟的堂号地主马师麒(光裕堂二门,堂名衍庆堂)回忆,试办土地征购到1947年春就“推翻了”,又“来了土地清算”[21]。杨家沟的征购试点为什么被“推翻”呢?康生在绥德分区所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中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西北局决定采用公债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后,康生即赴陇东的王家塬进行试点。前述试点经验通报,主要就是基于王家塬的试点经验。194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率中央土改考察团到晋西北帮助解决土地问题。随后,康生立即赶赴晋绥边区。

  2月8日,康生在去山西路上经过绥德时做了一个土改问题报告[22]。他在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条指示:“要使一切无地少地的农民都要得到土地”;“要使农民认识这是自己斗争的果实”。康生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后一点,即农民的“政治翻身”问题。他指出:“要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解放、翻身,这个翻身和农民得到土地同等重要。”

  康生介绍了王家塬的征购经验:“我们下去时,立誓要发动群众,用群众路线达到这一目的。用了这个办法(指征购),发动群众很好,边区条例成了动员群众的命令,成为合法了,群众有了公开撑腰的人。”但是,康生认为,土地征购办法的危险也在于“搞不好的话就妨碍发动群众”,“变成买卖关系,变成恩赐”。他指出:“如果找一个地主买地回来,又把地分给农民,就变成土地贩子,而农民觉悟未提高,这就是失败。”他认为警区征购工作的主要缺点在于“农民与地主直接斗争不够”,并点名批评了杨家沟的工作:“杨家沟的材料反映,地主与农民都向干部诉苦。为什么我们的干部不躲开一点,直接让农民向地主诉苦呢?”[23]

  康生引述刘少奇的话说:“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就是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的问题。”他指出:“如何使群众和地主直接斗争,刺破面皮,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这是动员群众标准,因为这样才算群众运动。”[24]他还要求警区必须以此为标准来检查干部“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并推荐了王家塬召开乡民大会向地主展开诉苦斗争的经验。康生明确提出:“消灭地主最重要的形式是乡民大会,诉苦清算。乡民大会好处:(一)农民会感到自己的力量,(二)地主也感到农民有力量,(三)能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四)容易分配和消灭村与村之间的隔阂。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大会上既得到了土地,又得到了政治觉悟。”

  两天后,陕甘宁边区《土地工作通讯》上登载了王家塬乡土地征购经验介绍。该介绍赞扬王家塬经验为“边区数月来实行征购土地工作的优良典型”。介绍中说:“事实和群众教育了我们:征购与诉苦清算相结合,不但不会妨碍群众的发动,相反证明:如果征购离开诉苦清算,即难有群众运动。”因此,“征购的实质应是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25]

  康生讲话重重敲打了警区。2月13日,绥德地委匆忙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发动群众进行诉苦清算,通过乡民大会同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26]。2月至3月间,陕甘宁边区也再次派出土改工作团,分别由李卓然(时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周兴(时任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亦即西北局社会部部长)率领,到米脂的官庄(十里铺五乡)和杨家沟(何岔六乡)进行试点,开展清算斗争[27]。不久,官庄工作团即取得了清算斗争的成功经验,而杨家沟工作团却碰到了难题[28]。

  

  “先斗干部后斗地主”

  

  杨家沟的地主众多,“斗争对象”充裕,本应是展开清算的理想场所。而且,土改时的杨家沟地主也相当乖顺,配合工作[29]。然而,恰恰就在这个“地主窝”里,杨家沟村民们却闹起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

  工作团负责人周兴抵村后即着手了解情况。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不少问题。例如,采用公债办法,得地多的主要是原租户,而雇农、工人(杨家沟的匠人很多)得地很少[30]。“雇农与工人因过去承购土地较少,每人最多只不过一垧,因而今天大为不满。且所分地较远较坏,亦有意见。”[31]

  另外,周兴还了解到:有些干部在“在去年土地改革中得好地,多分地,平时态度不好,脱离群众”,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杨家沟的一些工人甚至“坚持不解决个别坏干部问题,即不积极对地主进行斗争”[32]。工作团此行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诉苦清算,与地主撕破脸,展开直接斗争。于是,周兴召集工人会进行安抚,允诺一定解决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同时说明“目前主要地还是团结一致向地主作斗争”。然而,开完工人会后,部分工人仍表示不满,仍坚持非先解决个别坏干部即不可能对地主作斗争。逢此困局,工作团一时也束手无策。

  周兴率领的延安工作团作风谨慎,在杨家沟村民中传为美谈。但是,工作团并未在坏干部问题上提出有效解决方案。3月初,延安城形势危急,这位“周处长”遂匆匆离去。

  后来,米脂县委向西北局汇报杨家沟清算斗争的情况时说:杨家沟的“下层工作基础不好”,干部脱离群众。“今春土地改革开始后,群众就提出‘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问题。后经再三解释和教育,才转为先斗地主,地主斗倒后再解决干部问题。但这仅仅是皮毛地解决了一下,并未彻底解决问题。”[3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村的干部问题尚未解决,清算斗争又引出一场更大的风波。

  

  “群众大斗清算委员会”

  

  古历二月十五日(1947年3月7日),杨家沟召开了斗争地主大会。其时,马维新刚刚去世不久,躲过了此劫[34]。大会斗争了村中的另一大地主马醒民(光裕堂二门,堂名裕仁堂)以及其他在村的堂号地主[35]。除了本乡群众外,附近区乡与杨家沟地主有清算关系的农民也来参加。斗争结束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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