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施特劳斯学派相关的若干问题

——与Harvey C. Mansfield, Jr. 教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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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   邓正来 (进入专栏)    

  

  时 间:2008年5月26日

  地 点:复旦大学

  对话者:Harvey C. Mansfield, Jr. (哈维•曼斯菲尔德:哈佛大学William R. Keenan, Jr.,政治哲学讲座教授,白宫Jefferson讲座教授)

  对话者: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洪 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本文首发《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复刊号)

  

  邓正来等:曼斯菲尔德教授,您好!复旦大学的学子都很欢迎您到中国来,我们更是感到荣幸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与您进行一些学术讨论,当然主要是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波士顿环球报》2003年5月11日 的报道引用施特劳斯的一位弟子罗森的话说:“现在最信奉施特劳斯的地方是中国大陆!”我们相信您也一定听说了中国的施特劳斯“热”。当然,也有许多中国学者不理解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始终是一个游离于西方主流学术之外的思想家,通识教育不是只有施特劳斯派主张,古典政治哲学也不是唯有施特劳斯一条线索可循,甚至对现代性和历史主义的批判也不是只有施特劳斯一脉。我们以为,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在此之前,中国学者所熟知的乃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中国广为传播的萨拜因所主张的政治理论史研究范式,而施特劳斯派对古典文本的“虔诚”关注为中国学者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二是引介施特劳斯派思想的两位学者刘小枫和甘阳是中国的知名学者,他们的作用不可小视。三是施特劳斯派对左右两派思想的批判以及对韦伯的批判可以为反思和检审中国学界90年代的两大趋势提供某种“极端”的视角,而这就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及其与新左派的争论,以及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观在中国的盛行。

  不过,我们不是没有担忧的,比如说,施特劳斯派的思想也存在着是否可以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在施特劳斯所描述的现代性危机之中,现代人不仅杀死了上帝,而且也杀死了沉思的古典哲人。但是中国文明自古就没有上帝,也同样没有所谓的古典哲学,那么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讨论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大借鉴意义?既然施特劳斯有关“哲人与城邦”的关系同中国“士与天下”关系乃是颇为不同的两种问题意识,那么施特劳斯的思想对于中国学者认为和反思中国自己的问题又有何种启示呢?我们相信引介施特劳斯派思想的中国学者肯定不会简单到是要到施特劳斯派那里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因此我们今天也不想与您讨论这类问题;尽管如何理解施特劳斯派思想的问题以及有关文本的具体解释问题都很重要,但是由于我们不是施特劳斯或施特劳斯派思想的研究专家,而且施特劳斯派思想的绝大多数读者也都不是这方面的研究者,所以我们更关心的乃是一些与施特劳斯派相关的问题。

  曼斯菲尔德:在与你们讨论的时候,我必须审慎地言说,因为除了我不懂中文以外,我对中国、中国学者和中国的施特劳斯者也知之甚少。

  就回应你们的开篇评论文字而言,我想说:施特劳斯之智慧的显见力量乃是任何思想者去关注他的一个充分理由。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有许多声音都在争取我们的关注力,但是只有很少的思想是靠其自身的力量而做到这一点的。不过,与施特劳斯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明显不同的是,在西方,他一直面临着那些占据着支配地位的大牌学者的偏见。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施特劳斯重新发现了哲人的隐微写作(和显白写作)[the esoteric (and exoteric) writing]技艺,而这似乎表明:众多没有意识到这种写作技艺的学者没有抓住要点并制造了严重的谬误。尽管这些学者宣称他们自己比施特劳斯更历史,但是他们所制造的那些谬误在部分上也是历史的。他们忽视或尽可能低地评价宗教问题在早期现代(以及中世纪)中的重要性,而且也误解和低估了他们努力研究的那些哲人。

  第二,施特劳斯有关返回古典政治哲学是可能的主张,背反了当下那种主张在增进知识中进步的洋洋自得倾向。这为人们呈现了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表象,而这多少有些(尽管不是全然)不确切。从政治上看,施特劳斯确实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在他对现代思想的各种基础——包括保守主义的各种基础——所做的详尽探究中,他却是非常激进的。

  人们常常低估施特劳斯的激进主义面向。那些以“激进者”著称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受惠于现代性,因为他们还没有激进到足以去质疑现代性。施特劳斯质疑了现代性的价值,但他更是质疑了现代性的必然性(necessity),而重中之重的则是它的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人们也常常低估了施特劳斯的激进主义对年轻人的魅力。对那些想要“决断”、想要冒险和蔑视习俗(convention)的人而言,施特劳斯是颇具吸引力的。与右派中的激进右翼(the radical right on the right)和左派中的激进左翼(the radical left on the left)相比,施特劳斯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同时他却又一直与温良保守的政治立场相持衡。施特劳斯既在推进其学术探究的方面持有着一种极为偏见的方式,又在进行这些探究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极其公允的方式——亦即始终伴有一种同情式的赞赏态度。施特劳斯研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著作[《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若干思考》(Thoughts on Machiavelli)],尤其如此。在该书中,他以其赞赏那种反对作为邪恶之师(teacher of evil)的马基雅维利的主张开篇,并以其理解马基雅维利不怕被视为邪恶之师的各种理由而收尾。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谈论施特劳斯,也不引证他的观点;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non-person),就好象他不存在一样,或者说他是如此微不足道和荒谬绝伦,以至于所有重要且知名的学者都可以忽视他的存在。当人们最终在晚近开始谈论他的时候,他却又因他的政治观点或因他对其门生即“施特劳斯者”(Straussians)的影响而蒙遭抨击和批判。就我的整个学术生涯而言,以施特劳斯者而知名,乃是一种不名誉的标志,一种被人遗忘的明证。因此,在听说中国施特劳斯者的时候,我感到惊讶;而当我到中国见到他们当中的一些成员以后,我可以说,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施特劳斯的学说或其思维方式如何适用于中国?在西方,施特劳斯必须努力为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进行辩护,以与那种日益式微的自由主义(亦即那种因不知该如何为自己辩护而陷入危机中的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进行抗衡。当施特劳斯出现的时候,那种自由主义把他视为一个敌人,而事实上他却是在拯救和挽救自由主义。一如你们所言,自由主义不仅乐于参加上帝的葬礼,也甘愿参加哲人的葬礼。还如你们所言,中国的问题是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西方古典意义上的哲人。但是,如果哲人真的至少是对人之本性的完善,那么在没有某种哲学传统的情况下如何开始的问题就应当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就是希腊人在过去做的事情,而无论如何,中国人现在已在趋近希腊人了。就让那成为你们现代性中的一部分——不仅有商业,而且也有哲学。我相信,在中国的传统中是有商业交流的,那就让比丝绸更柔软、也更丰富的思想也进行交流吧。

  比传统更为久远的是自然(nature),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传统的缘由。中国乃是经由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了解而知道自然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蔑视传统、习惯和常识,所以你们就不可能不意识到科学与常识之间的区别或自然与约定(convention)之间的区别。这样,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科学应该如何对待非科学(non-science)的存在,比如说,在反对克隆人的过程中对科学的那种抵抗?科学必须对非科学——亦即人的本性或传统——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科学利用一切机会去证明自己的优越性,那么它又如何解释非科学的持续存在呢?

  这便是从现代性转向下述必要性的道路,即对传统进行研究并使科学与非科学成为一个整体的必要性。在这种研究中,问题在于非科学是否是实证的(positive)——比如说作为科学之敌对者的人文学科(在这种情形中,这个整体因由两种谐调或抵触的因素构成而具有异质性)。或者说,在非科学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否只是与科学进行对抗(这种对抗并不能够得到论证的支持,而只能宣称论证是无效的)?这个整体,或者对整体的研究或对整体的欲求,便是哲学或政治哲学。关于中国,我的看法是:人们不必在其传统中拥有哲学;人们可以依据目前的情形而重视这一需要。从当下的情形看,中国选择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道路,因而也就选择了由此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包括对此进行质疑或过哲学生活之价值的问题。中国不能只在商业、科学和技术方面追求卓越或保有卓越,而不搞清楚它们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邓正来等:学界一般都把施特劳斯或施特劳斯派的思想称为“新保守主义”,但是关于新保守主义究竟有什么特点或相对于传统保守主义究竟有什么特点的问题,大家却莫衷一是。按照克里斯托的解释,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它从对往昔的缅怀之情——旧保守主义的特征——中摆脱出来。新保守主义非但没有充满深情追忆贵族社会,反而接受了当下,资产阶级的当下,甚至颂扬资产阶级精神。中国也有学者认为,新保守主义的“新”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新保守主义致力于将美国从“非正式帝国”转变到“正式帝国”。这既不同于共和党传统的国际战略(狭义的现实主义,相对注重维持现状稳定),也不同于民主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自由主义,相对注重通过国际制度来发挥“领导权”)。新保守主义的第二点新意在于它和美国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建立了政治同盟。这是通过两个机制实现的。首先,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属于一种特殊的“前千年主义”,其信徒相信在耶稣再次降临人世之前以色列将重新建国。新保守主义者中许多是犹太人(包括施特劳斯、克里斯托和沃尔夫威兹等),他们和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同盟大大有利于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其次,由于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者积极参加选举投票,他们已经成为控制共和党初选的关键力量。新保守主义的第三点新意在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伯克(Edmund Burke) 式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学说。这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并不认为越老的事物越有价值,越老的制度安排越合理。欧文•克里斯托在他自传中就曾经指出,促使他开展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学术动因是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的文学批评。而我们知道,您本人也认为新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各种力量相互抵牾,比如说在当今的美国,坚持自由市场的自由至上论者(libertarians),力图维续国民道德的社会保守派,还有主张增强国防的新保守派,以及对理性原则反感、对传统美利坚民族忠贞不渝的传统保守派。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撇开那些差异不论,您本人认为作为新保守主义的施特劳斯或施特劳斯派的思想相对于旧保守主义还有那些基本特征?

  曼斯菲尔德:人们之所以一直反对新保守主义者,乃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保守主义者在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他们的国内政策认为,在福利国家中,亦即当政府力图为公民做得比公民自治更好的时候,政府是笨拙低效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其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杂志上对各项政府方案逐一进行批判而著名于世。但是,在对外政策上,他们却似乎又相信大政府(Big Government)有能力改变整个政体——就像在伊拉克那样。

  在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施特劳斯者,比如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就不是;而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则说他遵循的是施特劳斯的哲学。此外,并不是施特劳斯本人,而是那些受其激励的施特劳斯者——比如说赫伯特•斯托林(Herbert Storing )和拉尔夫•勒纳(Ralph Lerner)——研究了美国的创建问题。他们把美国理解为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政体(regime),尽管他们也把它理解为一种自由政体。因此,“政体变更”的观念可以追溯至施特劳斯[而且也可以追溯至其古典渊源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五卷(Politic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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