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远招:互助论进化伦理学——克鲁泡特金的“进化伦理学”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1 次 更新时间:2009-02-03 17: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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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克鲁泡特金提出了一种以“互助”为基础的“进化伦理学”构想。它由于建立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而具有科学的特质,遵循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它的根本任务,在于解决竞争与互助、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它把解决个性与社会性的矛盾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因而具有“现实—理想主义”的品格;它试图确立并捍卫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互助—正义—道德,构成了它的三个基本概念或要素,是它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互助,正义,道德,进化伦理学

  

  克鲁泡特金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是公认的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年轻时以无政府主义者身份投入俄国当时的民粹派运动,因此1874年被沙皇逮捕。1876年,他越狱逃亡国外。在国外流亡了四十年,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或才重返俄国。1882年,因组织个人恐怖活动,被法国政府逮捕,监禁五年,直到1886年才获释。后移居英国伦敦。他的名著《互助论》就是在伦敦居住期间写成的。他在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进行了抨击,认为不符合他的互助理论,他也因此在过去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不过,客观地说,他的互助论在生物进化论思潮中确实独树一帜,很有自己的特色。

  克鲁泡特金宣扬和倡导互助论,主要的价值目标在于:从根本上瓦解个人、民族乃至种族之间残酷的攻击和侵略行经的“生物学根据”,从而为人间的和平或和谐奠定一个坚持的“科学基础”。在他看来,用生存竞争或生存斗争来为战争的合理性作出解释,是对达尔文学说的滥用。他的《互助论》,则不是以横蛮的暴力和诡诈,而是以互助合作来解释生物和社会的进步的。互助论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互助在进化中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的因素。

  克鲁泡特金的进化伦理学,可以说是一种以互助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互助论伦理学”。在进化伦理学乃至整个进化论思潮中,他的互助论以强调和突出生物之间的互助而著称。他批评赫胥黎等人简单地把自然选择论概括为生存斗争理论。在其《互助论》一书中,他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生物界中普遍存在互助这一观点。在后来写成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1922)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把伦理学建立在生物互助论的基础上。

  

  1.互助论进化伦理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特质

  

  克鲁泡特金深信,他的以互助为基础的进化伦理学,是一种科学的伦理学。它的科学性表现在:它建立在自然科学即进化论的基础上。它认为人类的道德感情,有一个经验的、自然的起源,因此试图从经验的、自然的角度,考察互相扶持和渐生的互相同情之伦理的要因。他和达尔文一样,不仅考察了人类的道德,而且考察了动物中的“道德”。由于他发现在动物当中也存在互助现象,因此,他认为“美德”和“不义”这些概念,不仅是人类的,而且是动物的,是动物学上的概念。他认为歌德早就洞察了这一点,因为他从动物的互助行为中,发现他的泛神论得到了某种证实,发现整个自然界实际上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色彩。他说:“而且,倘使我们对于原始人的研究愈深,则愈明白原始人知道为着同胞的勇敢的防卫,为着集团福利的自己牺牲以及无限的亲子之爱,与一般的社会性的利益等等,最初还是从那和他有密切关系的动物的生活中学习来的。”(P564)[1]

  既然这种科学的伦理学从自然界当中发现了人道主义的色彩,发现了人类的道德是从动物的互助行为中发展而来的,因此,克鲁泡特金就有了他的理由,来回击人们对于他的思维方式的一种非难。有人攻击经验派的思考,认为它有关自然界的研究,只能得到某种冷酷的数学的真理,而这样的真理对人类的行动并无多大的影响。还有人说,关于自然界的研究只能给我们以“真理爱”,即只能使我们产生对真理的爱,而对于更高的情绪,如所谓“无限善”之灵感之类,则只能从宗教得到。他认为这是毫无事实根据和全然谬误的。因为一方面,“真理爱”已经是伦理学的一半,甚至是更好的一半了;另一方面,我们从自然界中所发现的普遍的互助现象,肯定能鼓舞我们去“追求善”。

  克鲁泡特金把自己的立足于经验的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同超自然的、思辨的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自觉地对立了起来。他认为思辨的先验哲学家的一个主要过失,就是否认了人类道德感情的经验的、自然的起源。他们用一些巧妙的推理,把一个超自然的、先验的起源附在道德意识上面。当他们发现,近代的进化论者证明了在动物界有一个异种间的激烈的生存竞争时,他们便声称在自然界是没有任何伦理原理存在的。

  克鲁泡特金认为,其实,进化论其实不仅证明了在自然界当中存在着异种之间的竞争,也存在着同种之间的普遍的互助。因此,他的总的研究结论是:“人们从自然及人类自身的历史二者之研究中所得来的教训乃是一个二重的倾向之恒久的存在——一方面是趋向着社会性之更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于生活的强度之增进的愿望,因此也就是对于个人的幸福之增进以及他的物质的,智慧的,道德的急速进步的愿望。”(P562)[2]他认为这二重的倾向,是生命的显著的特征。不管生命在地球上或在其他地方采取何种面目,这一倾向总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要是没有社会性的继续的生长,没有生命的强度与感觉的多样变化等等的不断生长,生命便成为不可能。生命的本质就在于此。如果那种要素缺乏了,生命也就衰颓、分解和终止了。这是一个可以通过经验来发现的“自然界的法则”。因此,他断然声称:“如此,则科学非但不破坏伦理学的基础,它反而把一个具体的内容给与了那流行的先验派的,即超自然派的伦理学中之朦胧难解的,形而上学的臆断。科学深入于自然界的生活中,故在先验的思想家仅依靠着一个空泛的直观处,而科学却把一个哲学的确实性给与了进化论的伦理学。”(P563)[3]

  

  2.互助论进化伦理学的任务

  

  观念即力量。克鲁泡特金意识到,一个时代的观念和“理智地思维出的理想”,对于该时代的道德概念会发生重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该时代的整个智力面目。有时候,一个时代的智力的进化,会受到各种外表的情形(如致富之贪欲,或战争等)的影响而向着全然错误的方向走去;有时候又会反过来,走向新的方向,达到新的高度。而无论如何,一个时代的主要观念,对于伦理生活(包括个人的伦理生活)总有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观念是正确的,科学的,而且异常广泛,不仅能表现自然的一个侧面,而且能表现自然的全体,那么,观念便成为一种伦理的力量。因此,若要造成一个对于社会有长久影响的道德,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把这个道德安放在那些确然树立的真理之上,就是要建立他心目中的科学的互助论进化伦理学。

  为了适应现时代的现实需要,克鲁泡特金提出了他的互助论进化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它用全力从哲学的研究中,找出人类中存在的两组全然相反的感情之间的共同要素,由此帮助人类寻求这二者的综合,而非发现二者的调和。一组感情是诱导人去征服他人,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个人的目的;而另一组的感情则诱导人类联合起来以共同的努力达到共同的目的。第一组顺应着人类天性的一个根本需要——竞争;第二组则表现出另一个同样根本的倾向——结合与互相同情之欲望。自然这两组感情不免于互相冲突,然而无论这二者的综合会取何种形式,此种综合之发现都是绝对地紧要,不可缺的。”(P565)[4]他认为这种“综合”在现今尤其重要,因为今日的文明人对此并没有决定的确信,从而他的活动也就被麻痹了。

  换言之,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伦理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帮助人类解决竞争与互助、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为了这个目的,他提出人们应该首先去仔细研究人类在进化的各时代中所用来联合个人的力量,以求得为着万人福利之最大利益,而同时又不会麻痹个人的能力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同时,为了达到综合个性与社会性的目的,人们还应该研究现今存在的向着这个方面的各个倾向,这一研究对于综合的发现是很有帮助的。此外,文明的每个前进运动若不曾唤起某种热诚来克服最初的惰性与反对的困难,这个前进运动便不能成功;同样,新伦理学的职责便在于把那些理想——那些能够激发人们的热诚,而且将建设一个结合个人能力以谋求万人福利的生活形态所必需的力量给予人们的理想注入人们的头脑。

  

  3.互助论进化伦理学的“现实—理想主义”品格

  

  互助论进化伦理学以综合人的个性与社会性为为目标,这一“现实的”理想决定了它是一种现实主义伦理学,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这种品格主要表现在:它并不像基督教伦理学或康德伦理学那样,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道德义务或命令;它也并不如人们通常误解的那样否认人的个性,相反,它积极倡导人的个性的自由发挥,并反对基督教伦理学那种“勿抗恶”的消极处世态度。但是,它毕竟也讲理想,讲个人相互的帮助和团结,因此同卑俗的利己主义相区别。可以用“现实—理想主义”来概括它的品格。

  在义务或命令问题上,克鲁泡特金意识到按照基督教伦理学,一切非宗教的伦理学体系的结论,永远不会有左右人类行为的必要的权威,因此这些伦理学体系本身就不能带有义务的观念,本分的观念。面对这一责难,他的回答非常明确:经验论的伦理学确实从未主张过如摩西十诫那样的命令。

  他对康德的义务论也提出批评。康德曾提出他的的著名的道德命令:“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的立法原理。”(P31)[5]克鲁泡特金认为,康德在提出这一命令时,并没有意识到需要对这一命令之所以成立的根据作出论证,即康德“指明此种规则并不需要何种认许来被人普遍地认作义务”。对康德而言,这个规则是一个必然的推理的形式,是我们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给感性欲望的,而不是从功利的考量中演绎出来的。克鲁泡特金指出,自叔本华以来,人们已认识到康德是错误的了。康德并没有证明为什么人应该依照他的“命令”来行动。另外很奇怪的是,按照康德自身的推理,他的“命令”得以为一般人承认的唯一的根据,就是这“命令”的社会功用,但康德的著作的最优美的几页,却猛烈地反对以任何功用的考量为道德的基础。结果是,康德虽然写出了一首赞美义务意识的美丽的颂诗,但他能够给予此意识的基础,除了人的内在的良心和人想维持其纯粹实践理性与其行动之间的和谐的欲望外,便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康德的义务论在他看来是空洞的,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

  克鲁泡特金也不赞同基督教伦理学给出的“命令”。在他看来,他的经验论的道德并来就不想找出什么东西来代替“我即上帝”一句话所表现出来的宗教的命令。另外,在基督教的伦理同自称为“基督教的”社会的实际生活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的矛盾,使地基督教伦理学对于经验论伦理学的非难变得毫无价值了。但是他指出,经验论伦理学并非就完全脱离了有条件的义务的意识。自孔德(Auguste Comte)以来,普通所称为“利他的”种种感情和行动实际上被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了。有些行动应该视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所绝对必要的,因此,在克鲁泡特金看来,“利他的”这个名称其实并不很适当:“此等行为带有互相作用的性质,而且与任何‘自己保存’的行为相等,都是为这个人自身的利益的。”(P568)[6]可见,被后来的社会生物学家称为“互惠利他主义”的行为,在他看来并非真正的利他行为,它实际上仍是自私的利己行为。他认为,对于这类行为,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义务确立起来,因为它是社会生活所绝对必需的。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行动并无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实行此等行为的人贡献了他的力量,他的精力,他的热诚,它们确不能附带有义务的性质。”(P568)[7]可见,他认为这类真正的利他行为不能作为人的义务确立下来!许多人正是因为没有对这两类行为作出区分,才导致他们的著作存在许多的矛盾。

  克鲁泡特金这种区分其实是很容易作出来的。他提出,首先,我们应该严格地区分道德和法律。伦理学并不试图解决“立法是否必要”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伦理学家也确实否定立法的必要,而直接诉于人类的内在的良心。“实则,伦理学的功能不是坚执着人的缺点,而来责难他的‘罪过’;伦理学应该做积极的工作,来诉于人的最优美的本能。伦理学要来决定,而且说明几个根本原理,没有此等原理,则无论动物或人都不能够在社会中生活。”(P568)[8]其次,他认为伦理学又可以诉于某种更高的东西,如爱、勇气、友爱、自尊、与自己理想的一致等等。伦理学告诉人说,如果他希望过一个美满的生活,在其中他能够完全发挥他的所有的身体的、智力的和情操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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