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清末对于西方狱制的接触和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0 次 更新时间:2009-01-31 13: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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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摘要: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缕叙迄至清末变法为止国人对于西方狱制的研介和引进,理出其间的线索;第三部分着力分析在此过程中国人对待异域文物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和心态;最后,引申出“迁责杀父情结”这一论式。

  

  近代国门渐开后,[1] 国人对于西方典章文物探求伊始即涉猎其狱制,这是一件多少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事。但其中缘故说来也颇简单。因为,诚如西人所说,狱制乃社会“文明”程度的镜子,彼时中国人既认西方为先进的典范,而狱制确系关乎社会哀痛的敏感处,则寻思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重整的志士仁人分心智万一于狱制,犹譬梁任公尚欲研究民法这类小课题,也系情理中事。本文欲就迄止本世纪初叶有关中国接触西方狱制的资料作一番爬梳,辨别其间的脉络,从此一事件上追述近世中国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缕叙迄至清末变法为止国人对于西方狱制的研介和引进,理出其间的线索;第三部分着力分析在此过程中国人对待异域文物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和心态;最后,引申出“迁责杀父情结”这一论式,以为本文不算结论的结语。

  

  一、对于西方狱制的初步接触

  

  近代最早出洋游历而于西人狱制有所记载者,当推大名士王韬。此前容闳于一八四七年留美,至一九0九年成《西学东渐记》,并无有关西人狱制的载记。一八七0年春,清同治九年,去国两载的王韬重游英京伦敦,应邀往“碧福”(Bedford)参观新建监狱,观其规制,叹囚犯“屋舍既洁净,食物亦精美。狱囚获住此中,真福地哉。”在这篇不过百字左右的记述中,王韬还谈到了两件事。一是其时英制,牧师每七日往狱“宣讲”,“悉心化导之”。在归国后应丁日昌之邀撰写的《法国志略》中,王韬对此更作发挥:

  每值礼拜日牧师或神父入狱讲道,使狱囚咸集环坐,静听以化其顽梗之心,消其桀骜之气,……以视中国之牢狱,相去奚只天渊矣!此则犹有三代以上之流风善政欤。[2] 这与后述一八九五年兵部郎中傅云龙在日本长崎参观监狱所见:“有堂,七日一说佛法”,[3] 景异而理同。宗教教诲是所有西方监狱的成规,属所谓信仰自由的范畴,同时又是信仰不得自由的明证,英国自不例外。

  二是“狱囚按时操作,无有懈容”。[4] 囚犯乃国家的奴隶,渊源也远,但由仅旨在“劳其筋骨”的纯粹奴辱性的劳役,渐变为藉劳动以求其输善,劳作不过是行刑的手段,却是十七世纪初叶以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早,诸如阿姆斯特丹、伦敦等西、北欧几个主要都市的产物,反映了由中世纪向近代刑制刑理过度的初期水平。王韬的这段记载表明这一制度已成 “规制”,非当初随机性的作业可比,与同时的英人著述,正可相互观照。

  在《法国志略》中,王韬还对西人狱制有这样一个总的叙述:

  牢狱之制法极周详,刑无苛酷,待狱囚务极宽厚,日给饮食,岁给衣履,皆得温饱,无虞冻馁。

  在狱亦课以工作,视其所能,使之制造各物,或延艺匠教导,俾有一材一技之长,则出狱之后不致流为废民。

  总之,西人狱制,“诚良法美意也”![5]

  从鸦片战争到光绪元年(1875年)的三十五年间,中国人亲历西洋的载记为数廖廖,诚如钟叔河先生所言,这段时期出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见解”,“除了容闳,只能数王韬了”。[6] 王自称:“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前路之导,捷足之登。”[7] 就其对西人狱制的接触言,这并不是自吹。士大夫多胸怀大志,于此道不屑,乃至惜墨如金,否则,当有更多载记让后辈猜详了。至于说“狱囚获住此中,真福地哉 ”,不免是基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两相比较后的“匪夷所思”了,“获住此中”的英国囚犯肯定不会做如是观。美国汉学家柯文论及于此时即曾指出:“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否有那么多的监狱符合王韬理想化的标准,是大可怀疑的。”[8] 其实,不仅在十九世纪,即在二十世纪,这样的监狱也只存在于天堂。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即曾感慨:“我们的报纸和学术著作中充满了关于我们国家的审前拘留制度、依靠公诉人和被告之间的协议而处理案件的制度以及监狱制度的报道和论述,它们表明了这些制度的荒唐可笑,丢人现眼。我们好象又生活在查尔斯 •狄更斯的时代。”[9] 可见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否则,呼吁狱制改革的舆情也就不会如此“一浪高过一浪”了!

  七年后,李圭以工商界人士身份“环游地球”,首航赴美。一八七六年八月,清光绪二年六月十五、二十一两日,李圭在费城分别参观了轻、重罪监狱和“儿童习正院”(即后述戴鸿慈往访的“爱尔米拉教养院”),凡所记约四千言,不仅屡叙其设施、处遇、囚犯劳作等项,并考其狱理与刑罚伦理,深感“外国监狱,迥异中华。”比诸其时大清朝的囹圄,他所见到的外国监狱,

  第一务取洁净;第二饮食调匀;第三作息有序;第四可习技艺;第五则其总管、司事,一切体贴人情,处若父兄之于子弟。故凡游览其中者,非特不觉其为监狱,即犯人监禁日久,亦忘其身在监狱也。[10]

  李圭于此不住赞叹:“法至善也,恩莫大也”!“法良意美,于斯尽矣。倘有仿而行之,殆将真以囹圄为福堂也”!而究其根本,一言以蔽之,盖因此时指导西人狱制的乃是主张“化人为善”的刑罚哲学。李圭本诸儒说,更作伸衍,谓“人固不皆上智,而亦不皆下愚。为民上者,孰不欲举一世皆为良民哉!”[11]综审其论,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异国的外行笔下,西方自十八世纪中叶至此一百年间狱制与刑制改革的理论主张的俗世落实,竟然基本备此。

  同年,在嘲骂声中出使欧洲的郭嵩焘,赴欧途经香港,往访监狱。饶有意味的是,这位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大使,于其出国第一站参观的头两个项目便是学校与监狱,且后者乃系殖民当局应其所请而安排的。其至锡兰,亦往访佛寺与监狱。其时,港狱虽行英制,但不少地方依然保留野蛮残忍的中世纪狱规,亦即早在整整一百年前即遭约翰•霍华德等人道主义改革家们猛烈抨击的诸如运石、运铁球和转铁轴,以及鞭笞、锁铐、刺颈等竭尽侮辱、凌虐囚犯之能事的把戏。如所谓的“转铁轴 ”,即为在囚室设一铁轴,令犯人每日以手转动,“日运万四千转,有表为记,不如数者减其食”。而所谓“运石”“运铁球”,即令犯人每日将一定量石块或铁球从此处搬往彼处,再从彼处搬回此处,循环往复。此类恶役,向为世所诟病,英国本土,已渐次废弃,而在殖民地犹用,这恰恰是殖民者的恶德,翌年郭氏在英国本土所见狱制,特别是其劳作制度,便与港狱有别。上述王韬的见闻亦可为证。不意郭氏竟“六经注我”,认其“所以劳其筋骨,导其血脉,使不至积郁生病,规模尤可观也。”西方因有近代文艺复兴以还的思想启蒙、人文思潮的洗礼,经三数百年的社会调适,其时正渐入佳境,但在殖民地尤行旧法,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东方向西方学习,历百余年,学犹不逮,哪有反思的余裕,所以直到这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有“东方主义”理论行世,也就怪而不怪了(不过,冬烘者以此遮羞,又当别论)。

  话说回来,郭氏出使三载,就其日记所载,共参观东、西狱七所,载记狱制处共九则,近约万言,是沈家本变法修律前所有出洋人士中于此费墨最多者,也是汉语文献中最早介绍以“侯尔德”(约翰•霍华德)为旗帜的西欧狱制改革与“万国刑法监牢会”的材料,所谓择善不避巨细,于此可见。关于“万国监狱会议”,郭氏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瑞典、挪威公使爱达华达摆柏”致函郭氏,相告以将于一八七八年八月在“斯多克火恩”(斯德歌尔摩)召开大会,“ 愿中国亦谴官赴此会”。郭氏因而奏陈清廷,“度其会议,必多有可纪者”,“请派员赴万国刑法监牢会”,终于促成一八九0年清廷首次派员出席在俄国首都彼得堡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监狱会议”。[12]

  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以派员游历外洋作为“洋务”之一。光绪十年,因御史谢清源的奏请,乃大规模组织这项活动。十三年,经考试遴选,御笔圈点,兵部郎中傅云龙等十二人赴日、美及拉美的秘鲁、巴西等国考察。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秋,傅云龙在日本长崎参观监狱。近代监狱学所谓“禁锢监”、“惩治监” 的最早中文介绍,即见于傅氏的当日日记。傅氏的日记对斯时日本监狱的种类、囚犯的劳作和教诲等,略备大概。一八九三年受地方资助出洋的黄庆澄在日游历期间亦曾访问司法省“问刑律”,有关于“重惩役”、“轻惩役”,“重禁狱”、“轻禁狱”,“重禁锢”、“轻禁锢”等日本刑罚种类的记述。[13]

  距郭嵩焘首任出使后十五年,一八九0年一月,曾受曾国藩“赞赏不已”[14]的薛福成离沪出洋,出任英法义比四国大使。在欧四年半,“用心竭力”,所写日记凡数十万言,涉关西人狱制处共三则。其一记法京巴黎“伯列藏麻寨”狱,详述其建筑、罪犯分类、处遇等。其中一项,颇堪玩味,即囚犯“工作之赀,悉归本犯,不充公款,俾自购食物,甚有积赀者。”此与一度流行并在某些国家仍然流行的“罪犯乃国家的奴隶”的观念,甚相径庭。不过,此一“工作之赀”不会太多,“悉归本犯”更是象征性的,除去各种扣除,犯人得多少,只有天知道。这是彼时西人的狱制使然,薛福成光听介绍,哪里知道底细;其二记英国监狱状况,并本英国刑治实践,认为减省刑罚而民知耻,发春秋大义。[15]

  另外,据日本法政大学史料委员会编辑的《法政大学史料集》第十一集:《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特集》(东京,1989)记载,在此速成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曾往访日本监狱,见习日本的司法制度等。在清末的变法修律活动中,流日学生出身的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即包括法政速成科的毕业生。这些曾为清朝举人状元的毕业生回国后有不少从业法律实务或教研,可惜缺乏资料,不知是否有人曾对日本狱制情况作过介绍。[16]

  沈家本在“与戴尚书论监狱书”中曾叹,监狱学作为一“学”,“中国从未有人讲求此学”。此言不虚。当其时,经义之论占据了士大夫们的全部心智,“律学”尚且为世所不屑,“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17]更无论其下焉哉之狱事了。监狱学研究在中国之凋敝,于下列事实可见一斑:一九五七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由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李祖荫、杨清源、汪国堂三位先生编辑的《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于“监狱囚政类”仅收书目四种,即《提牢备考》(清•赵舒翘编,1885年刻本)、《恤囚篇》(清•周馥著,1891年刻本)、《辛辛提牢笔记》(清•白曾著,1901年刻本)、《监狱解蔽篇》(清•吴承仕著,1911年刻本)。其中,《辛辛提牢笔记》是作者任提牢主考时所作关于狱职的笔记,于书后附“外洋监狱考”,简述英美两国狱制概况,或可算作对于狱制的“比较研究”。虽较上述游记类的日志具学术气,但亦干巴得多。真正成规模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还是起自沈公家本“更张”改制之时。

  

  二、沈家本狱制改革期间对于西方狱制的系统研究

  

  乙已年(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预备立宪”,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其中之一的戴鸿慈将“日行所记,凡十二卷”,悉行整理为《出使九国日记》,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交由清政府农商部工艺局印刷科印出,除缕记美、德、奥匈、俄、意的政制设置、风俗人情外,并多处载述彼国狱制情形。据日记,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戴等首在美国“尼布罅士加”(内布拉斯加)“往观监狱”,记其规模、警戒、劳动、饮食、费用以及男女囚犯的不同处遇等项。观囚室“床、桌、盥 之具毕备,且有电灯”,叹“其食所亦洁净”,女牢“则尤清洁,几于客店无异矣”。由其记述可知,其时该狱囚犯习艺项目不过“男犯皆于此作笤帚”,女犯“则皆课以针黹缝缀之事”。戴发议论说:“监牢非以苦痛犯人也,束缚其自由而仍使之作工,故西人有改过所之称。”“今所见农务、监狱种种,皆可为吾国模范,何幸如之”。虽有圣人明刑弼教的教训在,但国人旧俗多认狱乃“恶地”,智者所不为,而“徒”乃“奴”也,即役使之侮辱之,这有钦定的唐律疏议为证;[18]狱既为行“徒”之所,苦痛乃至凌虐囚犯,自是应有之义。因此,此刻这位清廷大臣的此番议论,颇不容易。[19]

  翌年(丙午正月,1906年)一月十五日,戴一行参观刑制史上著名的爱尔米拉机构,戴称之为“改良所”,并径解为“顽童学堂也”。在这则记述中,戴氏从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一则重要的资料,即此“顽童学堂”中被囚者,“大多意大利、犹太、中国之人为多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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