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回望逝去的“报人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3 次 更新时间:2009-01-27 13: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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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中华书局不久前出版一套“报人时代”,包括《邵飘萍与〈京报〉》、《张季鸾与〈大公报〉》、《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邵飘萍、张季鸾和陈、邓夫妇都是我喜欢的报人,他们的报纸与20世纪前半叶跌宕起伏、动荡不安的中国相互守望,乃至融为一体,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有时候免不了会感慨,那毕竟还是一个自由“多”与“少”的时代,一个报人至少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凭借自己的良心和职业操守说话,借助日报这一新型的媒介,坚持把真实的声音传达给公众,哪怕与各种权势力量、利益集团不断地发生冲突,也可以在所不顾。邵飘萍为此在不惑之年、正当事业的颠峰遭到野蛮的杀戮,凝结着陈、邓夫妇二十年辛苦的南京《新民报》为此在1948年被无情地关闭。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早年曾两次因言获罪、锒铛入狱的张季鸾是有幸的,他在1926年接办《大公报》后,虽也曾得罪当道而多次遭到过打压,并遭遇了日本入侵而迁徙流离,总算没有遇到什么重创。因此有人说,《大公报》和张季鸾是近代中国报纸与报人中最幸运的。

  从1926年被杀的邵飘萍到1941年病故的张季鸾,再到1949年后不再办报的陈、邓夫妇,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报人,他们的报纸和那些以宣传或怀有其他目的的媒体不同,本身就是目的,对他们自身来说,办报就是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在自己报纸中寄托了全部的理想,他们倾注全部的生命,希望通过办报服务社会、影响社会,这已经和晚清时代怀抱维新理想办刊办报的梁启超们,和怀抱革命目标而办报的于右任们有了很大的区别。我把中国新闻史上的那个阶段称为“政论家时代”。等到邵飘萍、张季鸾这些人自己办报,中国才逐渐进入了一个“职业报人时代”,其中张季鸾和《大公报》、陈邓夫妇和《新民报》、成舍我和“世界”报系就是最好的代表,这是中国新闻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他们的报纸各有特色,都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并不是千人一面、一个鼻孔出气的,也正是这种各自不同的个性打动和吸引了读者,赢得了读者,使他们傲然屹立在纷乱的时局中,但是他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报纸都是独立的、民间的,基本上保持了文人论政的特征。

  张季鸾先生被誉为报人中的报人,不仅因为他笔下的评论曾如此时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更因为他的人格底气,他过人的见识和超常的定力,这一切都是围绕着“独立”这个中心词的,他一生只活了54岁,报业生涯却有30年,前面的15年的坑坑洼洼给他太多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办好一家报纸,有许多独有的体会,当他和胡政之、吴鼎昌在天津风云际会,决定接办《大公报》时,这一切在他心中酝酿已久,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光照整个中国新闻史、言论史的“四不”就这样破土而出,如果说前面三个“不”都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四不”中最难领悟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盲”,对此他有清晰的解释,随声附和就是盲从,一知半解就是盲信,为感情所动、不事详求就是盲动,评诋激烈、昧于随声就是盲争,《大公报》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偏不倚,不着急,不回避,不断追寻事实真相,抓住真问题,站在民间立场表达自己的看法,坚守文章报国的本位,靠的主要就是“不盲”。这是张季鸾和许多老《大公报》人引以骄傲的地方。他们把中国报业推到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即使今天看来仍足以令我们惊叹。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新民报》系初创于1929年,大致上与张季鸾的《大公报》同时,靠了陈的兼容并蓄、容忍的工夫,靠了邓在企业管理上的长袖善舞,在一批在办报上有经验的文人鼎立支持下,几乎是白手起家,创造了新闻史上“五社八版”的传奇,成为中国民间报纸的又一个样本。与《大公报》等民间报纸一同建立了中国言论史、新闻史上的文人论政传统,把“政论家时代”推进到了一个成熟的“职业报人时代”。

  相比之下,当邵飘萍办《京报》时,“职业报人时代”还没有到来,他是过渡期的人物,从新闻记者到自办通讯社、日报,他在很短的时间把《京报》办得有声有色,就是因为他不依附任何特殊势力,没有背景,不拿报纸做进身之阶,大胆敢言,许多独家的报道和他锋锐的评论都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现在看来,他的办报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在报纸中倾注了太强烈的感情成分,有时候显得冷静的理性不足,或者说他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挨得太近了,包括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那种密切关系。报纸毕竟是报纸,是公共媒介,报人本身可以有热烈的爱憎好恶,但是如何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节制,保持客观性,少一些主观,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即便是在今天。张季鸾曾写过一篇文章《无我与无私》,“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他还说,无私是从无我推演出来的,要做到彻底的无私太难。所以最要紧的是努力做到动机无私。只要动机是无私的,就可以站得住。可以为报纸献出生命的邵飘萍在新闻史上之所以站得住,也就是他本人并无什么不纯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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