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8 次 更新时间:2009-01-22 19:54:29

进入专题: 价值困境  

何中华 (进入专栏)  

  绝对价值的瓦解也造成了人的孤立无援。对此,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做过精辟分析。他指出:“孤独的个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有着潜在的不安全感”[10](P70)。在现代社会,孤独的个人获得的是自由,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安全感的丧失。现代人,也就是那些被弗洛姆称做“被自由迷了心窍的人”,往往使“个人自由”溢出人的本性的限度之外,从而沦为任性。这正是现代性的真正危机之所在。它在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表现为以“经济人”人格存在的“人的原子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则表现为以个体的人的自我中心化为特征的个人主义信念。这一切,恰恰造成了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原因。所谓无特指的孤独、焦虑、抑郁之类的现代人所特有的生存体验,与人的原子化存在特别是精神意义上的原子化存在内在相关。其外在表征是认同感和信任度的普遍下降。它的极端发展将导致人们对他者的拒绝甚至排斥和对社会的疏离。从根本上说,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归根到底乃是建立在对共同体价值原则的认同和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一基础发生了危机,信任就难以确立。表面看来,信任的脆弱似乎是由于情境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其实从深层上看,它根源于价值共识的“缺席”。

  传统社会(按照进化论框架,它处于“前现代”维度)的信任仅仅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而确立起来的吗?仅仅是由亲人、熟人圈子来维系的吗?表面看来似乎如此,实则不过是由于信念和信仰的一致性。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所反映的固然是对他者的恐惧和排斥,但这种恐惧和排斥在根本上并非由于陌生感,而是在文化(其内核乃是价值系统)上的距离。所以,一个社会的信任危机直接源于文化认同的危机,而文化认同危机归根到底又源于价值认同危机。价值认同作为文化的最核心的层面,构成文化认同的内在基础。任何社会都需要信任,现代社会同样不会例外。但在一个“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语)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语)的生存情境中,信任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同时,信任之所以匮乏,其更深刻的学理原因在于文化认同感的缺失。这又有赖于共同价值坐标的建立。由于绝对价值的被遮蔽,现代社会的信任不再诉诸信仰上的一致性,而是越来越诉诸契约,即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制度性均衡关系。但它在实质上已不具备信任的性质,只是在功能上可以部分地替代信任而维系社会整合而已。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深刻的危机所在。

  2.社会整合度的下降。

  现代社会的对策是更多地将社会整合诉诸法律而不是道德。这既是价值多元化所导致的一个无奈的结果,同时又构成这种多元化进一步得到强化的原因。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秩序和机制带有刚性的特点,它并不寻求一种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广泛认同,而是仅仅诉诸多元结构基础上的博弈关系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平衡,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妥协。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它不再试图寻求绝对的正义究竟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仅仅满足于利益关系均衡基础上的可能性。所以,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关注并看重程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然而,程序正义往往会遮蔽甚至取代实质正义。因为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只有程序正义具有经验的直观性,而实质正义却像“自在之物”一样不可捉摸,从而不值得信赖,唯一可操作的就是程序正义,原因在于博弈关系及其规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正义形式。它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不坏的,而那种所谓最好的,却是无法达到的和不可操作的,因而等于“无”。然而,对程序正义的过度推崇,其结果往往是形式上的平等导致了事实上和实质上的不平等,但却采取了一种平等的虚假外观。

  齐美尔说:“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信任之上”[11](P19)。由于现代社会的人类交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所以,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更多地诉诸信任。因此,信任危机对于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加强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信任”的道德意义和社会功能意义。前者是内在的,后者仅仅具有外在的性质。信任的存在,首先意味着道德感的可靠,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但它不是“由于”或“为了”社会整合的需要而产生的。否则的话,就将因对信任的功能主义的解释而遮蔽信任的道德性质,从而凸显其工具和手段的含义。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说到底不过是道德危机的一种表征而已。

  3.人的精神焦虑。

  按照蒂里希的说法,从历史上看,焦虑大致有三种类型,它们均决定于“非存在威胁存在的三种方式”。这三种类型是:“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要言之,对死亡的焦虑)、对空虚和丧失意义的焦虑(要言之,对无意义的焦虑)、对罪过与谴责的焦虑(要言之,对谴责的焦虑)”。蒂里希进一步指出,“焦虑的所有这些形式,在其属于存在本身而不属于心灵的反常状态(如在神经病与精神病的焦虑中所见到的)的意义上说,都是存在性的”[12](P180)。焦虑的深刻性在于,它植根于人的存在方式本身,或者说,它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就历史维度而言,这三种焦虑分别构成历史上不同时期人类精神体验的重心。以西方文明史为例,蒂里希指出,“我们发现:在古代文明末期,占支配地位的是本体上的焦虑;中世纪末期是道德上的焦虑;而近代后期则是精神上的焦虑”[12](P191)。他特别强调:“专制主义的崩溃,自由与民主的发展,技术文明的兴起(这种文明战胜了所有的敌对力量,也战胜了自身刚开始的解体)——这便是焦虑的第三个主要时期的社会学前提。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12](P195)。那么,所谓对无意义的焦虑,其实质何在呢?蒂里希认为,“对无意义的焦虑是对丧失最终牵挂之物的焦虑,是对丧失那个意义之源的焦虑。此焦虑由精神中心的丧失所引起,由对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的回答(无论此回答是多么象征的、间接的)所引起”[12](P184)。问题在于,所谓“最终牵挂之物”只能来自对绝对价值的信仰。尼采的“上帝已死”,宣告了人的存在的意义之源的枯竭。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一个永恒的给世界以意义的上帝”[13](P200)。

  4.道德感的脆弱。

  道德命令往往显得脆弱和无力。这种脆弱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可选择性的意义上说,道德律不同于自然律的地方就是前者具有可违反性。按照肉体原则生存的人总是选择并服从自然律所决定的逻辑(例如生物学和经济学原则)。二是道德命令的绝对性和超验性构成经验原则的彼岸,使认同经验原则的人感到虚无飘渺。对此,黑格尔说:“在这种‘应该’里总是包含有一种软弱性,即某种事情,虽然已被承认为正当的,但自己却又不能使它实现出来。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就其伦理思想而论,从没有超出这种‘应该’的观点”[14](P208)。恩格斯也曾批评过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认为“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15](P227)。道德的可能性不是一种经验的可能性,而是一种逻辑的可能性。因此,经验上的不可能并不构成否定逻辑可能性的理由。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所塑造的“经济人”把人降低到了生物学的层面,人的经验存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实证原则决定了人们无法按照道德法则行事,而只能屈从于肉体需要及其偏好。从学理或逻辑上说,在现代社会,康德所揭示的道德赖以成立的三个悬设(上帝、永生和积极的自由)受到了人的存在方式的遮蔽。它使得人们总是按照经验的生物学逻辑,对道德的可能性产生深刻的怀疑。经验的归纳的确有利于马斯洛所描述的人的需要层次说,因为在事实上多数人的确是按照肉体原则作出选择的。它鼓励人们对良心的放逐,而且用一种经验理由为自己开脱,以便为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慰。这就是在现代社会由于道德悬设的遮蔽而发生的普罗大众所认可的生存策略。它必然带来人们的道德感的弱化和道德滑坡。

  

  三、未来的可能选择

  

  面对文化多元时代的挑战,我们并非无能为力,并非只能宿命式地消极地默认现存的一切。理性及其赖以成立的自然律,在它所适用的领域内无疑是充分有效的和不可违背的,但它永远无法剥夺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的价值存在和它所赋予人的尊严。在这一点上,陀斯托耶夫斯基的话不无启示价值。他在其《地下室手记》一书中指出:“……无法通过的意思就是石头墙!什么样的石头墙?当然是自然律,是自然科学的演绎,是数学。”[16](P57)“我的老天!但是当我为了某种理由不喜欢这些事情以及二二得四的时候,我管它什么自然律或数学律。当然,如果我确实力量不够,我是不能用我的头把它撞倒的,但我并不因为它是一堵石头墙而我自己又没有力量把它撞倒就与它妥协”[16](P58)。陀氏所揭示的这种可能性,不仅给予现代人以信心,而且赋予现代人以责任和使命。

  1.恢复对永恒之物的敬畏。

  现代性无疑鼓励人们标新立异。这种对新颖和独特的偏好,往往使现代人遗忘永恒之物。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被实际地“搁置”。当年莎士比亚就曾发出过如此感叹:我们的祖父母辈以“I love all old thing —— old book,old wine and old friend”为荣,他们保留着伴随他们生活多年的许多旧东西,永远铭记着爱情和友情。而今,这一切或为人们所卑视,或为人们所忽视[17](P19)。创新是必要的,但又是有限度的。在经验的层面上和科学意义上,人们必须不断地与时俱进。因为在经验的或科学的领域,乃是受因果关系支配的。无限的因果链条内在地要求人们不断地展开自己探索的触角。它表征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恶无限”的结构。但是,这一要求并不适用于绝对价值领域。倘若在绝对价值领域也像科学那样追求所谓的创新,就必然造成对绝对价值的遮蔽。所以,胡塞尔曾警告说:“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18](P64)。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曾经写道:“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无论是命运之手,还是人的一切误解都奈何它不得。上了年纪的人比那些在希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的青年人更接近这种永恒的东西”[9](P51)。

  其实,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人,都难以逃避这样一种处境:在其成长或发展的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总是会在历史和人生不断花样翻新之处蓦然发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相似的,从而不得不回到始源性。这就是永恒之物的不可逃避性之所在。事情不在于问题的有无,而只是在于它是否被遮蔽。对于所有的人而言,这无疑带有宿命的意味。

  2.捍卫精神价值的至上性。

  令人困惑的是,人的道德感为什么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竟如此不堪一击?如果道德在物质利益和功利打算面前缺乏足够免疫力的话,那么它是否还值得我们去捍卫?在文化多元化的条件下道德是否还有拯救的希望和可能?

  我们现在需要追问的是:在现代性的历史情境中,道德何以失效?在物质利益和市场逻辑面前,道德何以丧失其应有的免疫力?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道德原本恰恰是为避免人们向动物性沉沦而存在的。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不仅道德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且道德的精神防线也迅速崩溃。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医学家汉斯•克雷布斯爵士在一篇论文中谈到他所发现的一种现象:“我亲身目睹被迫逃离希特勒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难民的命运,他们几乎身无分文。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的许多难民的行为表明,就是在物质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人们不一定感到极为不幸,也不一定因此而有反社会的行为。我看到许多这样的难民如何千方百计对付穷困和身处异乡造成的困难,他们在寄居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他们有着道德和精神的盔甲,这是从健康的家庭生活沿袭下来的,也是从良好的教育和传统的高标准的社会行为得来的”[19](P84)。这一现象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至少证明了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道德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仍然有其超越物质利益约束的力量。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正是在……经济困难的时代,人们才会清楚地认识到存在于一个民族心中的道德力量的强大”[8](P143)。道德的优长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质利益和功利考量的羁绊。我们不禁要问,今天,人们的“道德和精神的盔甲”丢到哪里去了呢?

  精神价值的自主性在于,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并不表现为一一对应的机械的和线性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何中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价值困境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47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