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是“谬见”,还是真实?——对一种责难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0 次 更新时间:2009-01-22 19: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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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摘要] 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早在撰写《神圣家族》之前就与费尔巴哈思想有着批判性的距离。恩格斯试图建立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则只是把黑格尔辩证法改造成了立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辩证法。恩格斯最有资格和能力整理《资本论》,但这并意味着他的实际工作无懈可击,况且马克思在这方面对其持有某种保留态度。承认马克思常人的一面,不仅不是庸俗化,而且是更真实地了解其思想的必要前提。正视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恰恰是通过恩格斯理解马克思的一条不可替代的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差别

  

  周世兴和杨楹两教授合写的长文《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研究中的若干谬见》(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6期,以下简称《谬见》),从拙作《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3期)中归纳出五大所谓“谬见”加以驳斥。拜读之后,发现这种商榷实则难以经得起认真推敲。为了进一步澄清有关问题,笔者愿意本着学术争鸣的精神和原则,就《谬见》提出的责难做出初步回应,以就教于商榷者和其他学者。

  

  一

  

  笔者同《谬见》作者的分歧之一,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态度是否不一致。笔者认为,马克思基于新哲学立场对费尔巴哈有原则性的保留,恩格斯则无条件地推崇费尔巴哈。《谬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上不存在什么值得重视的差别。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其实,马克思从最初接触费尔巴哈思想起,就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性保留,至少在致卢格的信(1843年3月13日)中出现过。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从来就不曾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毋庸置疑,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没有费尔巴哈的启示,很难设想马克思能够完成对于思辨哲学的超越,但同时又必须承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思想上的距离。

  早在1843年,马克思即已明确指出:“本质的真正二元论是没有的”[1](P356)。在实践这一原初性范畴基础上寻求合题的取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初见端倪:“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引者注)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2](P88)。显然,这为稍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地清算费尔巴哈奠定了理论基调。应该公正地说,恩格斯对二元论也曾表示过不满[1](P658),但在《神圣家族》中却认为这个对立已“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3](P120)。既然如此,恩格斯就不可能把克服这种对立作为自己的哲学任务。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了“实践派”和“理论派”两种倾向。麦克莱伦认为,如果“理论派”主要在指布鲁诺•鲍威尔哲学倾向的话,那么“实践派”“在某些方面使人想到费尔巴哈的观点”[4](P83)。而布鲁诺维奇则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在批评“实践派”时所说的那种主张“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5](P8)的人,“无疑指的就是费尔巴哈”[6](P562)。从马克思的论述看,这个判断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实践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5](P8)。这同马克思后来在《提纲》和《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时所采取的哲学姿态完全吻合。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后来在生活样态上的截然不同——一个在乡下隐居,一个则积极参与实际斗争,也进一步印证了两人在哲学信念上的距离和分歧。

  在1844年夏秋作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同费尔巴哈的观点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马克思是针对费尔巴哈所作的批评,但他们之间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有不可忽略不计的分野则十分明显。马克思写道:“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2](P170)。虽然费尔巴哈有时也提及人的社会性,但却未曾把它同人的实践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所谓的“人积极地实现其本质”或“人积极地实现其存在”,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实践同人的本质及人的存在之间的本然的联系了。这是他真正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这种分野自然地体现在稍后写成的《神圣家族》一书中。按照恩格斯后来的判断,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即已开始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去代替费尔巴哈那种“对抽象的人的崇拜”。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即已开始从哲学意义上关注人的在场性问题,如他特别强调那种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抽象的和孤立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与人的存在无关)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而把“人的劳动”作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诞生的过程”[2](P92)。再如,马克思强调“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2](P83);“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2](P84)。这些难道不是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滥觞吗?显然,实践之终极原初性的思想之萌芽在这里已在孕育当中了。

  费尔巴哈之所以在历史领域不能成为唯物主义者,归根到底是因为离开了人的“感性活动”这一原初基础,而拘泥于“感性对象”。作为《神圣家族》作者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现费尔巴哈思想的局限性,就在于他已意识到费尔巴哈转型的致命缺陷。但这一点在恩格斯的论述中并未显现出来。事实上,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中,马克思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5](P9)。这显然在基本精神上是同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P152)是一脉相承的,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谓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7),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谓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P75),也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些论述的基本主题,无非就是强调实践的优先性和至上性。

  总之,依据马克思思想的成熟程度判断,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表达的思想同费尔巴哈哲学已存在着原则的分野,是完全可能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恩格斯明确肯定:“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进而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7](P241)。无论是“超出”,还是“发展”,如果不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之上,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此时的马克思仍然沉湎于“对费尔巴哈的迷信”,怎么可能“开始”实现对他的“超出”和“发展”呢?于是,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是恩格斯的说法,另一种是《谬见》的说法。在恩格斯和《谬见》作者之间,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呢?我们实在无法合乎情理地设想,“批判”尚未“开始”,而“超出”和“发展”却已在进行了。那么所谓的“批判”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难道不是“超出”和“发展”得以实现的绝对不可或缺的前提吗?诚然,马克思在1867年(这一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回顾《神圣家族》时说过当时存在着“对费尔巴哈的迷信”,但那只是马克思在思想成熟之后的感慨,它完全有可能因为思想的成熟而低估马克思早期对于费尔巴哈思想的偏离程度。

  

  二

  

  《谬见》在援引了一大通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后宣布:“马克思的这些评论性的意见,应当说足以表明他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了”。在笔者看来,这至少混淆了“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区别。其实《谬见》想说的是马克思的论述能够证明马克思肯定“自然辩证法”,但遗憾的是我们从其中得不出《谬见》的结论。因为那几段话不过表明马克思打算写辩证法小册子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评,这只能说明他对“辩证法” 而非“自然辩证法”的态度。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它也没有承认“自然辩证法”。黑格尔认为,自然界里是“太阳底下无新事”[8](P21),自然哲学的任务仅仅在于“扬弃自然和精神的分离,使精神能认识自己在自然内的本质”[8](P20)而已。从这样一种立场何以能够“颠倒”出“自然辩证法”来呢?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辩证法“神秘化”了。所谓“神秘化”,无非是指存在与意识的颠倒,即“头足倒置”。马克思在拯救黑格尔辩证法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为辩证法寻找一个可靠的基础,实现由社会意识向社会存在的转变。问题很清楚,他并非要把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改造成自然辩证法,而是改造成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或曰实践辩证法。显然,我们不能像《谬见》那样轻率地宣布“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正是做了马克思想做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的事”。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地继承,并不意味着必然地承认自然辩证法。

  诚然,不仅“自然辩证法”一词没有为马克思所认同,“实践辩证法”同样没有为马克思所使用。但问题在于,我们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态度的根据究竟是什么?除了马克思的直接论述之外,更重要的应当是马克思思想的总体命意。离开后者这个根本坐标,我们将丧失基础的判准,从而在大量繁琐的论述甚至某些相互抵牾的说法之间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从而丧失起码的判断力。所以尽管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实践辩证法”,马克思都没有使用或表示认同,但它们对于马克思思想来说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即按照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理路,我们仍然可以判断究竟哪一个能够为马克思思想所接纳,哪一个能够与马克思思想相贯通?

  按照《谬见》的说法,马克思之所以未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设想作出积极的回应,乃是出于马克思的严谨。这恐怕是难以成立的。其实,这与马克思在学术上的严谨无关。马克思固然不可能对于自然辩证法的细节发表见解,但在研究方向上是有足够的判断力和发言权的。不然,恩格斯向马克思征求意见,岂不是找错了对象和强人所难?既然是理论分工,恩格斯处理如此重大的一个方面或领域,马克思没有任何理由不采取十分重视的态度。尽管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没有研究(实际上当时恩格斯也只是处于设想阶段),他对具体内容无法表态(出于“严谨”),但他却不乏捕捉问题的能力。倘若自然辩证法的意义如此重大,马克思何以没有做出与之足够相称的积极回应呢?

  《谬见》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马克思是否认同自然辩证法(当然更不在于当今一些人是否认同),而在于究竟有无自然辩证法”。这种说法表面看来似乎很有力度,实则存在着致命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是否承认自然辩证法这个问题转换成自然辩证法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了。这显然是在转移问题而不是直面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异同固然涉及对错问题,但绝不等于对错问题,它们属于两个层面。混淆这两者不仅无助于辨析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反而有可能妨碍这种辨析。首先,倘若一种理论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创始人都不认同,怎么能够把它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至少在逻辑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因此,我们决不能不负责任地认为“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研究成果认同还是不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其次,《谬见》显然是把“有无”的问题同“是非”的问题相混淆了,这就偏离了我们讨论马恩思想之差别的特定语境。是非问题固然重要,但对于马恩思想比较来说,前提性的问题在于弄清他们的差别究竟何在,至于他们各自在思想上孰是孰非,毕竟属于次一层面的问题。至少在此意义上,我们决不能说“如果真要证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差别’以至‘对立’,就必须证明自然辩证法的不存在从而推翻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意味着把一个真问题置换为一个假问题。

  

  三

  

  表面看上去,《谬见》对于“受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深恶痛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某些人那里,“受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成了一个贬义的说法,似乎一旦被宣布为“受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你的观点或研究就必然地是荒谬的、错误的和不光彩的。其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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