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军:宪政视野中的公民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4 次 更新时间:2009-01-22 15: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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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军  

  其四,法以义务为重心不仅不会削弱权利而且有利于权利。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法律体系,必然造成人们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政治参与不是主动参与型而是被动参与型,这种体制下造就的公民同宪政要求的具有契约、协商、宽容、妥协精神的理性公民还有相当差距。中国现在的立法,理念上已经认同了权利本位,但实际操作很多仍然存在重国家管理,轻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现象。

  儒家文化几千年熏陶和浸淫下的封建中国,顺从被誉为一种美德,从官员到平民、从人子到人妇都形成一种顺从的惯性意识:妇顺从于夫,子顺从于父,臣顺从于君,全体人民最终顺从于君主。面对专制者的淫威,普通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用说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服从或顺从不仅成了一种高尚的道德选择,也成了官员和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同部分西欧国家(如英国)民众强烈的自治观念和权利意识以及不服从的传统形成明显的反差。

  以上这些臣民社会根深蒂固的残余思想显然与现代宪政制度的主权在民、民主法治、权利至上等理念格格不入,其残余影响仍然存在,是建设宪政制度的障碍,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瓶颈”。

  

  

  

  有人说公民文化是宪政建设的魂魄。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先要厘清三个基本概念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

  我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先生在《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论文《公民权与公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私人社会)、公民社会、民间社会;公民、国民、市民;人权、公民权这三对基本概念做了清理,他认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应该是民间社会,民间社会又细分为私人社会(通常意义的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其特征就在于它是由政治人(公民)组成的政治存在,而不只是纯经济的存在或作为自然人、私人的民事主体存在。”基本特征是:公民社会本质上是在自然人社会或经济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社会或政治人社会;公民社会是政治化的社会;公民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公民社会的活动和诉求是为公的和代表公众的。公民社会构成要素有:享有公民权和有政治行为能力、能参与国家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公民群体和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性组织)、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等几个基本要素。非执政的政党组织也可归入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范畴。其中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是核心要素。公民社会的基本构成特质在于它的组织化和政治化,正是在组织化政治化的公民社会中,包括非执政党在内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核心要素,将分散的公民个人组织起来,将分散的社会意志集中化,将个体的私人利益公共化,从而也使其诉求和活动政治化,使私人社会或市民社会形成政治社会、公民社会,成为能通过同政府对话、协商、辩论、谈判,进行政治参与,通过支持和监督、制约政府行使权力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10]

  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是相对应的概念,并分别与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相适应。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产物,臣民社会则是小农经济和人治社会的产物。公民社会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和宪政,经济上的基础是明晰产权的市场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是自由,特别是心理结构上国人完成了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这些特征本身就是现代宪政的基因,所以说公民文化是宪政的魂魄。基于臣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传统的专制国家或者说威权国家,基于公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现代的民主国家(公民国家)。它基本单位是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臣民。

  “公民”的概念渊源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公民(citizenship)“个人同某一个特定国家或政治实体间的法律上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享有某些权利、特权以及因其效忠国家而享有受保护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各种义务”。[11]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出,公民身份意味着:(1)个人与国家互负义务。这是对臣民国家单方面地向个人施加义务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避兔了暴政。(2)个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对维护个人在国家中的不同地位(等级和特权)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排斥了特权。(3)个人作为治者与被治者的统一。一方面,个人是国家统治与管理的对象(离开了这一点,社会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和法律又是在个人以公民身份的参与下运作的(离开了这一点则是专制主义)。亚里士多德即认为“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是自由的构成要素。总之,公民身份标志着社会生活处在无政府主义这一端点与专制主义这一端点的中间状态,表明政治运行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即宪政。

  何谓公民文化(civilculture),《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一种有关民主制度稳定的心理分析理论”,[12]解释似乎过于概括。我国公民文化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数学者沿袭了阿尔蒙德参与型复合政治二分化的提法。如学者丛日云认为,公民文化即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13]公民文化与宪政制度是二为因果、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公民文化是宪政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宪政制度便不能健康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另一方面,宪政制度和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如果没有宪政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又如学者李传柱认为,所谓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14]它包括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技能等。这显然也是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的发展。

  朱学勤指出:“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与“公民”概念相去甚远。”[15]而我们现在倡导建设宪政,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克服臣民社会、臣民意识的残余并且培育公民社会、公民文化(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公民文化至少具备下列特征:

  1.绝大多数公民普遍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人格意识,摆脱“顺民”、“臣民”情结

  人权即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等各方面的权利。人权是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人若丧失了人权,即沦为奴(隶),不复享有自由。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指具有公民身份者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独立人格意识就是要改变个体对政府和权力的依附和恐惧,人权、公民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条件。

  2.破除权力崇拜和迷恋心理,树立权力监督和民主意识

  民主的基本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为邦本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观念的总和。要破除任何形式权力崇拜和迷恋心理,确立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现代选举制度,解决权力的监督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层层向上依附的积弊,真正确立情为民所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3.摒弃人治观念,树立程序意识、法治意识、宪政意识,抛弃“清官情结”,并且确立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

  法治是指维护人权与民主的法律治理架构,它强调法律至上、法无偏私、司法独立、以法制权、以法治官和正当程序原则。从传统的个人魅力型权威向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转型,不仅要求社会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权威的确立,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树立现代法治意识,建立对法治的信仰,养成依法办事,守法护法的习惯,让纸上的法律变成心中的法律。宪政是建立在人权、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其宗旨要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奉行民主法治,增进人民福利。必须强调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法律均不得违反宪法。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有助于公民明白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对公共权力秉持应有的警惕,防止权力被用来谋取私利和权力异化现象的滋生。

  4.责任意识

  现代社会和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要使所有公民懂得,权利的获得不会从天而降,要靠每个公民去争取、去爱惜、去维护、去发展,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特定时期交叉重叠。每一个公民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当公民们普遍具有责任意识,才会有负责任的政府与负责任的政治。

  5.纳税人意识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言,培养纳税人意识是迈向公民社会的门槛。纳税人意识,由此又可引导出参政、议政、督政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是由纳税人养活的,而不是相反。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人民雇佣的仆人,是人民花钱雇佣的服务机关,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因此,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父母官”。公民应该依法纳税,同时作为纳税人应该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和质询权。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报告税收情况和税收支出情况,有权对政府的税务行为、财政行为和公共事务提出质询,有权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督察直至依法起诉和控告,最终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更换自己雇佣的“公仆”。政府和公务人员通过税收拿了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应该热心地为纳税人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而不是刁难,公民对政府和公务人员有批评、监督的权力,却无感恩戴德的必要。作为公务人员,如果嫌拿的工资不够多,完全可以另谋高就,但决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公务人员违法,更应依法惩办。否则,公民对法律的信念永远也不可能建立。因此,不仅公民要树立纳税人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更要树立纳税人意识,他们的被纳税人养的意识才可以引申出“公仆”意识。

  

  

  

  论及西方宪政运动,不能不肯定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功绩。启蒙者高举理性的旗帜,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建立在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上;他们强调人是有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并从人性论出发,要求个人解放。发展个人的人文精神奠定了西方宪政的观念基础,在宪政实践中曾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积极效应。

  中国的人文传统颇具“早熟性”。其旨趣重在“人文”与“天道”契合,虚置彼岸,“民本”与“尊君”构成一体之双翼。简而言之,中国的人文传统把人看作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其命运与“群”息息相关。这种人文传统早在先秦就已形成,又在此后的两千年间生成、拓展,且因且革。时至晚清,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国虽有多次走向共和宪政的尝试和奋战,但都没有成功,原因都是因为立宪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主义,为自救图存被迫立宪而无思想的准备。洋务运动发生在维新思潮之前,辛亥革命又是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都是社会经济政治变革先于思想文化变革,是器物-制度-文化的逻辑进路。尽管很多饱学之士已深黯民智开启之急,但当他们面对“国家民族”这一群体的危亡时,又在对国民素质的愤慨无奈中有意无意地排斥了西方宪政文化中公民文化的价值,以致疏忽了思想启蒙这一环。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已艰难地走了一百多年,我们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反思我国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有一个环节一直被严重地忽视了,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日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我们没有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深层次的差距。慎之先生甚至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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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月刊》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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