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孔立:有容乃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8 次 更新时间:2009-01-20 11: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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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孔立 (进入专栏)  

  

  1991年12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我作为理事参加了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老。那时我只是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同仁的论文集《台湾研究十年》和我自己的著作《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呈送给他,请他指正,没有机会谈话。1992年12月海协成立一周年的会议,我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没有参加。1993年初汪老和唐树备同志来到厦门,由我和副所长范希周一同去悦华酒店向他们汇报,交谈了两个小时。

  

  虚怀若谷

  

  汪老询问我们去台湾的所见所闻以及个人的感受。我谈到我主动约请民进党人谈话的情形,汪老听得很仔细,并且不时插话和提问。那时我已经开始研究民进党,一到台湾,就请民进党政策中心主任陈忠信(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他相识),约民进党副秘书长邱义仁、文宣部主任陈芳明等和我们交谈。他们知道我们正在研究他们,因此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在民进党人经常聚会的“紫藤庐”边喝茶边交谈,除了民进党人外,还有台大夏铸九教授等人。我们谈到台湾社会各阶级分析、台湾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汪老很感兴趣,他问:你们怎么会谈这些问题呢?我说:共产党在大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民进党早在“党外”时期就想在台湾推翻国民党,夺取政权,那时候他们曾经考虑学习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武器,有些人确实读了不少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和民进党有可能成为同盟军,可惜民进党中有些人坚持“台独”,双方的距离就大了。我们认为民进党已经有30%左右的支持度,是台湾一股不可小看的政治力量,应当对他们进行研究。汪老十分重视,在他笔记本上记下了我们这些小人物的意见。

  1994年1月海协理事会开会时,在首都宾馆20楼就餐。汪老要我坐在他的身边,让我有机会亲聆他的教诲。那天他强调要深入研究台湾,他说:台湾研究机构相当了解大陆,而我们对台湾的了解却很不够。他建议我们深入研究台湾民众的心态,从深层次了解台湾。我认为这个意见对于大陆研究台湾政治的学者来说,正是打中了要害。如果没有深入到文化层面、心理层面,对台湾政治的理解必然受到局限,陷于浮浅。于是,我立即把这个意见传达给全所同仁,我自己则把它作为长期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同年我们办的《台湾研究集刊》,发表了我和林劲的文章,汪老看了以后,要我们前往上海面谈。实际上我们各自的文章只是提到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想不到竟然受到汪老的关注。他这种奖掖后进、不耻下问的态度,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亲自向我推荐了上海一位学者的著作,我相信还有许多晚辈同样受到他的鼓励和鞭策。

  

  特殊的角色

  

  1998年汪辜会晤以后,汪老决定访问台湾。1999年1月我参加海协专家组访问东南亚。当时台湾海基会有意回避政治对话,并且说大陆要进行政治对话是“强人所难”,鼓吹汪老访台只是“单纯回访”。我在新加坡接受《联合早报》和台湾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并没有表示要以政治对话为前提,但是也不应该是“单纯回访”。汪老这么大年纪到台湾去,总不能只去听听京剧,他总要使两岸关系向前推进一步。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也不符合汪辜达成的四项共识。

  同年1月,汪老发表了对“一个中国”86字精辟的提法。4月,我有机会再次见到汪老,那时他正准备访问台湾。我说,汪老去台湾,不是作为国台办的干部,而是作为民间机构海协的会长,因此,汪老的讲话不能和国台办干部完全一样,应当要更“民间”一些,要有类似86字这样“自己的”说法。当时有人反对我的说法,认为如果和国台办不一样,那就很难“保持一致”了。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汪老正在扮演的是一种特殊的角色,他要演好这个角色,必须面对里里外外的挑战,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确实有很大的难处和苦衷,这是外人所无法体会到的。

  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后,盛传李远哲要为两岸关系问题前来大陆商谈。李远哲“临门一脚”把陈水扁送上台,许多人认为他支持“台独”,对他没有好感。我对汪老说,如果李远哲来,政府官员可以不见他,你一定要见他。汪老问是什么道理。我说,李远哲不是民进党员,也没有参加“台独”组织,他认为国民党不好,要换一个政党来执政。他是诺贝尔资金获得者,去全世界各地,大家都会欢迎他,难道他回到祖国来,要见民间机构的领导人却不受欢迎吗?汪老认真地听了我的意见,一时沉默无语,看来我给他老人家出难题了。

  

  宽阔的胸襟

  

  2003年汪辜会谈十周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准备在4月7日举办有关海峡两岸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同时庆祝汪辜会谈十周年,邀请汪老和辜振甫先生参加。我也收到了请柬。当时辜先生表示接受邀请,于是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汪老身上,造成了一种压力,似乎如果汪老不来,就是受到大陆对台当局的限制,而且没有回应新加坡的善意,这就有失泱泱大国的气度了。

  我当即写了《汪老来不来》一文。我说,我对新加坡方面促使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努力,一贯心存感激。我认为汪老是一位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忠厚长者,只要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他一定会尽力去做。汪老来不来,取决于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有没有实质意义。现在台湾当局不承认1992年达成的共识和默契,汪辜会面不能比前一次向前推进一步,那有什么意义呢?有人认为只要二老能够“友善地同台”,“成就一段十年以不同形式重逢的佳话”就行了。既然这种“佳话”无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人们何苦要劳动两位80多岁的老人不远千里来到新加坡,仅仅为了“同台演出”让大家乐一乐,这样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吧?还有人说,汪老的行动受到“对台当局”的限制,那是一种误解。汪老早已把名誉、地位置之度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任何猜测都是不必要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2月2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

  就在这一年的新春,汪老在题为《共谋发展,共创新局》的新年寄语中,引用了唐代诗人王湾的诗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是他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憧憬,也展示出他那正直而宽阔的胸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汪老永远值得后人敬仰。(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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