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玫 祝鸣:“伊斯兰文化视野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学术研讨会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2 次 更新时间:2009-01-20 00: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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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玫   祝鸣  

  

  2008年6月14日,“伊斯兰文化视野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室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研究所以及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的代表20多人参加了会议。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长杨晓渡会见了与会代表,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润生也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着以下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当前国际体系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

  

  其一、有关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西方霸权的衰落、文化作用的上升的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旧的两极国际体系瓦解,新的国际体系却迟迟未建立起来。之前的国际体系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进行更替的,只有冷战的结束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正因为如此,这一次国际体系的转型期特别漫长,其趋向很难把握。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文化因素的上升。冷战的结束不仅是硬实力的结果,还是软实力所致。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硬摩擦下降,规则和制度上的“软对抗”上升。自从地理大发现后五百年来,非西方文化第一次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就如美国学者扎卡里亚所说,“他者”在崛起。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出现了国家主权衰落与宗教复兴现象。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个宗教作为主权原则的有力竞争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主权国家的改进,从而使国际体系的转型更有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多样化与民主化。

  其二、有关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增加了伊斯兰世界的内部联系。通过因特网等发达通讯工具的普及,使得通讯成本下降。哈马斯等组织也有了英文网站,并以此在全球招募支持者。另有学者指出,当前的国际体系和伊斯兰世界都处于转变之中。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文明(文化)冲突、制度冲突、利益冲突。在西方盛行的“文明冲突论”是个伪命题,其作用比较弱,制度冲突是一部分原因,而最关键的其实是利益冲突。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中心从西向东转移,但美国在中东推行的“民主改造”计划陷入困境,导致反西方势力上升。此外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伊朗等国开始抛弃美元改以欧元作为石油贸易的货币,美国的美元霸权也受到了挑战。现在已经不是西方发达国家单纯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的时代了,伊斯兰本土文化在上升,西方霸权地位受到一定的挑战。在谈到欧盟扩大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时,有学者指出:欧盟的扩大,使得其边界持续向东和向南推进,同中东、北非的伊斯兰世界更加接近;包括申根协定在内的诸多减少边界壁垒法律的实施,让欧盟的物理边界的作用降低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信息大沟通造成的“天涯若比邻”效果,使得欧盟的“虚拟”心理边界也在消失。所以,欧盟传统意义上的边界已经无法成为阻隔同广大伊斯兰世界互动的障碍,也正因此双方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在最近几年明显日益增多。

  

  伊斯兰世界的内外变化特点

  

  第一、软冲突: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有学者指出:目前,在欧洲有超过2300万穆斯林居住,占全欧洲人口的5%。2005年,德国就有330万穆斯林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4%;预计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将达700万,占德国总人口的10%。根据截止于2006年12月31日的统计数字,仅土耳其裔的德国人就有1738831人,是德国的第一大外来族裔。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进入欧洲的移民已经超过了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之和。据估计,大约有800万非法移民在欧洲,已经相当于北美(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总数的2/3。移民已经成为欧洲分歧很大的一个话题。

  “9·11”事件、伦敦爆炸案和巴黎骚乱三大事件激化了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他们在居住国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穆斯林社区,很难融入所在国社会。造成融合困难的内部因素包括:移民人口增长过快;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和当地同化程度比较低;在就业、住房和升职等方面受到歧视等。外部因素有:伊拉克战争加深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矛盾;全球化的信息大沟通促进了移民和文化母国的联系;母国和母国文化地区经济实力的提升,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以及非法偷渡移民造成的问题等。

  学者们强调,必须认识到,移民同化困难和排外现象并不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孤立现象,它已成为一个世界普遍现象(如:美国面临的拉美移民问题等)。所以,不能简单套用“文明冲突”之类的理论来解释。但是欧洲有其特殊性,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实质上是“穆斯林”和“移民”两方面问题的累加,所以处理起来更加棘手。不过,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关于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冲突,更多还只是具有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软”冲突,这和美国通过武力等手段直接进入中东而产生的“硬”冲突还有很大不同。

  第二、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主要思潮。与会学者们认为:一方面,尽管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互信和经贸交往中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相互了解大都是通过西方媒体,结果造成了一些误解。阿拉伯人对中国的好感往往大于中国人对阿拉伯人的好感。另一方面,不少中国人在看待伊斯兰的时候,往往是从西方视角去认识,结果受到西方偏见的影响,这是需要国内十分重视的问题。世界和中国对伊斯兰的主要误解包括:极端主义是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思想。事实上,现有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思想可以归纳为“中正和谐主义”或者“中间主义”,而不是“塔利班式”或“本·拉登式”的极端主义。这一中间主义有四大特点:坚持与时俱进,教法创智;坚持文化多样性、平等和相互尊重;开展文明对话,反对文明冲突;立场鲜明地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伊斯兰世界还致力于两大目标,内部目标: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外部目标: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此外,学者们还提倡中国应该在未来的双边关系中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以增加互相了解,减少认知上的误会。

  第三、伊斯兰世界的公共领域。与会学者认为,全球化拓展了伊斯兰世界的公众领域:之前政治精英对话语的垄断被打破,草根民众能对精英施加更大影响。一般的穆斯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从被动变为主动、从上到下变为从下到上,形成了多方面互动的格局。其它学者补充道:伊斯兰的公共领域不同于西方社会。传统伊斯兰社会的公共领域是伊斯兰社会君主与宗教精英二元化的政治体制。二战后,中东的公民社会组织大体分为三类:一、传统的乌里玛、苏菲派教团;二、现代公民社会组织;三、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出中东社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第四、伊斯兰世界经济两极化。有学者指出,学术界对伊斯兰是否制约经济发展主要有三种观点。观点一、伊斯兰否定经济发展。观点二、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分析伊斯兰世界经济发展的滞后没有意义。观点三、伊斯兰教义本身和经济发展没有联系,但是在伊斯兰教影响下建立的一些制度阻碍了经济向前进。除了这些纯理论的探索,西方的经济学者塞维尔(Ahmed Zewail)、诺兰德(Marcus Noland)、帕克(Howard Pack)等通过分析经济数据和建立经济模型证实了伊斯兰和经济发展没有关联。全球化的背景中,伊斯兰文化和全球化理念虽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由于各种原因,伊斯兰世界与全球经济活动基本脱节。导致伊斯兰世界经济两极化的原因有很多,如资源分配不均、改革失败、教育落后、生产力较低和领导人的施政能力等。从经济思想层面上看:伊斯兰教不同于其它宗教,它对经济活动作出了很多的具体规范,既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第五、当今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挑战。挑战一、伊斯兰的国际形象问题。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是如何回应伊斯兰极端主义和西方“伊斯兰威胁论”对伊斯兰国际形象的双重扭曲的问题。挑战二、穆斯林的身份认同问题。伊斯兰世界多元文化认同复杂,如: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真主认同与国家认同以及伊斯兰道路与世俗化道路等等。挑战三、伊斯兰世界如何与西方开展文明对话。学者认为不仅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话难以展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也存在一些困难。比如,一些阿拉伯学者在中阿文明对话及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问题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当前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两大文明面临的挑战以及各自对自身文明的认识和反应都是不同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处境也不同。这些不同直接影响到了两个文明的对话、对全球化的看法及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方式。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

  

  与会代表都认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良性互动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穆斯林的同化比在欧洲要成功的多。因为自从唐代以来,穆斯林在中国经过了1000多年的融合过程,已经完全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良性互动有着坚实的基础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表面上看起来风格、个性、气质不同,但是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点、交汇点和契合点。二者的交往、对话,有着现实的可能性。双方没有利害冲突,没有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只是相似的历史遭遇(如近代都受到列强侵略蹂躏)和相同的现实任务(如发展民族经济、改善民生、建设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等)。双方的良性互动有着多方面的现实意义。首先,两大文化的交往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第二,两大文化的交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伊斯兰文化内在的和平精神和中华文化“和为贵”的思想,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旦为更多的人们所领悟和接受,将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第三,两大文化的交往,有助于构建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新秩序。第四,两大文化的交往,有助于寻求和建立全球普世伦理。第五,两大文化的交往有利于这两种文明自身的发展和繁荣,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能够超越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进而走向创新、发展和繁荣。

  学者们还就中国如何与伊斯兰世界开展对话提出以下建议:由政府主导,与一些伊斯兰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开展“文化年”活动;通过非政府组织(NGOs)和互设研究会的方式促进交流和沟通,增加双方的互相了解和信赖。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参与到解决中东问题的各种多边机制,同时借鉴自己在周边构筑多边机制的经验,提出自己的主张;将中国在开展地区合作方面积累的经验应用到与阿拉伯世界的区域合作中去;探索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话新途径,丰富对话内涵。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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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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