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脱胎换骨纪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4 次 更新时间:2009-01-18 17: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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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虽然没有给我“定期”,但自觉改造者贵在“自觉”。我到底改造得怎么样了?我该向组织汇报些什么?……我的美感与古人相同,这不就证明我改造好了吗?不对啊!这证明的是我从来就没有错过,我何曾认为这些美好的事物不美过?但是,我只能像那些大右派们一样,只能说“是我错”!只能“低头认罪”。那好吧,我过去错了,现在回到人民内部了,因为我与你们有共同的美感了。这该没错吧!你们不是把敦煌壁画视为国宝吗?国宝者,国人——人民无不认为那是非常美好的/宝贵的事物也,因此才会对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大加挞伐……问题又来了,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掠夺”?他们“掠夺”了去,并没有把它烧毁、砸烂,而是把它保存在博物馆里,让人们世世代代共享之,他们也认为敦煌壁画是美的。因此,应当说,美感是古今中外相同的……问题又来了,这违背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理。这是什么原理?谬论。经不起客观事物的检验。别说深奥的,就说最普通的:我要吃饭——我是右派/敌人——你们/人民就应当反对吃饭。可事实是,你们不仅也吃,而且还要减少我的定量来饱你们——无论是人民还是敌人,都是人,有许多东西是共同的,因此,这“凡是”就是荒谬的……多美丽啊!蓝天,碧水,绿草,浑然一体,真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多可爱啊!单纯、宁静、悠远,仿佛是一首动听的歌!这是客观存在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后来才出现了生物,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多细胞生物,到水里的鱼,到水陆两栖类,到爬行类,到哺乳类,到猿,最后才出现人类。百万年来,人类在这些美好事物的耳濡目染之下,兽性日益减少,人性日益增加,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成为共同人性的一部分。难道不是这样吗?恩格斯早就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者人性程度上的差异。”人之初,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不用争论的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这些动物王国的法则,便是天经地义的了。教育的作用,不正是要使人的兽性少些,再少些;人性多些,再多些吗?如果不要使人远离兽性的教育,如果摧毁使人远离罪恶的良心和自尊心,人就会倒退为兽……哎哟,不想倒还清楚,越想越糊涂了。真不该想,只能做“齿轮和螺丝钉”,做“驯服的工具”。可是,鸟生双翼,就是为了高飞;人能思维,就需要思维的自由。如果弃置思维能力不用,与兽何异?还是又回到这里!这个世界出了什么毛病?不是我的神经出了问题,就是众人的神经出了问题。为什么转来转去,结论都是:应当改造的是别人,而不是我?……罢!罢!罢!说我不自觉也好,说我翘尾巴也好,总比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好。“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还是糊里糊涂地活着吧!我们曾经梦想要与这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决裂,做一个有明确理性的人。这,也只能是个乌托邦!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了,一群群候鸟排成“人”字形或“丁”字形的队列,鸣叫着飞向南方。我们也和候鸟一样,扛起铺盖卷,坐上敞篷大卡车,奉命返回河卡农场。

  当卡车“嘎”的一声停下时,我们抬头远望,看到的不是金黄的麦浪,仍然跟我们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一块块肥猪那麽大的黑褐色的土坷垃伸向远方。下车后,走到跟前仔细看,才看到地里稀稀落落地长着些麦子,大约一尺多高,上面结着几个小小的麦穗。掐下一个麦穗,两个手掌合起来搓了搓,吹掉麦壳,留在手掌上的是十几粒并不饱满的也不是亮铮铮的麦籽。这,便是我们辛苦了一个春天的收获吗?我赶紧跑到我那试验田跟前:空空如也,与我离开时一个样,只是地面上多了些羊粪蛋。看着这一切,我几乎要大哭起来,但使劲儿憋住了。我是自私的,我并不是为颗粒无收痛苦,而是为希望之破灭难受。我的希望是,要像文成公主一样,用使家乡的蔬菜水果在草原上落地生根的实际行动来告诉人民告诉党,我应该可以回到人民内部了。上次的实践已经证明,用词语来表达,是无法抹掉我那与生俱来的阶级烙印的。不仅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性等等是如此,连最最最普通的词“好”、“怀”也不能例外。“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还能用什么词语来表现自己的进步啊?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语言,现在,竟然都翻了个个儿,真正是翻身得解放了!

  一个留守农场的盲流,是这样叙述大批人马离开农场后的情况的:

  “你们想,那些麻雀成群结队地飞来干什么?是来吃麦种的。另外,老鼠也毫不客气,哪儿有麦子就往哪儿钻。等到草原上十分稀罕的雨水降落时,麦种已经剩得不多了。只在那些肥猪般的土坷垃的缝隙中、旮旯儿里,星星点点、稀稀落落地长出一些麦苗。好不容易盼得麦苗长高了,抽穗了,开花了,灌浆了,高原上短暂的夏天也宣告结束,降霜了。用累死累活地拾来的牛粪马粪在地里点火、烟熏,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里,年平均气温只有4—5摄氏度,无霜期只有100 天左右啊!

  “你那片试验地,就不用说了。那几种蔬菜,本来就不是草原上土生土长的,加上气候奇冷,又干旱缺水。下了一场雨之后,是有些种子发芽了的,但大部分没等到长大就干死了。剩下的,正好叫羊吃。开始,我们像在大田里赶羊一样,也给你赶羊的。你想,赶得完吗……你们回来得正是时候,要不然,大田里的麦子也好,油菜也好,也会被羊或者牛、马糟蹋光的。那苏联制造的康拜因在那儿放着,差不多全生锈啦。就算有收割机又怎么样?这稀稀拉拉的鬼麦子,别说用收割机了,连镰刀都无用武之地,你们说是不?只有把你们调回来了。

  “现在青海湖还没有到不能打鱼的时候,是吧?……这个难熬的夏天啊,多亏你们送来的鱼干,要不是呀,我们两腿一伸,就……”

  第二天,我们每人背着一个小麻袋,排成一个横列,开始神圣的收获——掐穗头。第三天,这排横列的程序也取消了,因为实际上无列可排。哪儿有麦株,我们就往哪儿跑;哪儿有穗头,我们就伸手去掐。用两只手指,掐一个,装到麻袋里;再掐一个,装到麻袋里。我们,左手抓住搭在左肩上的麻袋之一角,低头,躬腰,伸出右手,掐,用劲儿掐;伸直身体,右手绕过头前(或绕过头后),把那珍贵的穗头丢到麻袋里。再低头,躬腰,伸出右手,掐,用劲儿掐……就这样,我们不停地跳着“收获舞”,一天下来,每人能装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麻袋的穗头。等我们抗着腰之酸背之疼,把麻袋掮到“家”之后,还得把麦穗脱壳成为麦仁。把麦穗倒在一块一米见方没有草的地上,手拿一根木棒,嘭嘭嘭、乓乓乓地打。然后盛到簸箕里,端起来,迎着世界上最大的鼓风机吹出的风——大西北的寒风,慢慢倒下来。呼,呼,呼,麦壳、尘土连带干瘪的麦粒一起吹走,能抗住风力垂直落到地面的麦粒,便是我们这一天的成绩了——没有这成绩,日子就不好过啦。用尽吃奶之力,一天下来,成绩好的,十来斤;成绩差的,只有几斤。不管好坏,总算交了差。在共同劳动的几十人之中,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我知道,为了回到人民内部,必须如此。至于这些干瘪的麦子,是用来喂饱饥肠辘辘的人,还是用来喂猪或者喂鸡,那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比起收麦子——掐穗头,收油菜籽就要正规得多了。可惜的是,收割之后,还没来得及碾场,就接连下了几天雨。草原上罕见的雨水,不早不迟,偏偏在这时候连着下,人们不得不想,也许是人们在草原的胡作非为让老天爷愤怒了。结果,多数油菜籽发了芽,不能榨油了。看来,人是不一定能胜天的,客观规律是不可以违背的。违背了客观规律必遭客观规律的报复,只是有时报复立即显示出来,有时则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罢了。

  一定又是来了什么指示,1962年下半年,草原上所有农场全部停办,青海师院农场也不例外。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在这年年初召开的 7000人大会上,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自我批评,尽管是很不彻底的。紧接着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是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当中。”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也讲了话,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当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可能在农场的人都多多少少与“知识分子”有点儿牵连吧,因此我们也就沾了这“脱帽礼”的光了。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卷起铺盖卷,坐上解放牌大卡车,返回西宁。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埋在农场西边、靠近公路的三个“人”。他们将永远与草原为伴,望眼欲穿地望着奔驰而过的汽车,期待着把他们迁回西宁或老家的一天。然而,这一天是那样渺茫,恐怕在他们的姓名和这三抔黄土都被狂风暴雨冲刮得干干净净之时,也不会到来吧?魂兮,归来?

  这三个人,是于 1960年初第一批来到师院农场的,都死于农场前领导的治下。其中两人是青海师院在校学生,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57 届毕业生,名字李经纬,也是右派,也许还是和我们坐同一列火车离开北京的吧?北师大的校史中是否有记录?他是北师大多少“右派”中的一个?是北师大多少死于非命的“右派”中的一个?据说,此人也是老实巴交的,和肖敦煌一样,认为自己有罪,诚心诚意地悔罪,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改造。本来身体就瘦弱多病,还要撑着日益瘦弱的身体、抗着辘辘的饥肠,没命地劳动,直到倒下为止。呜呼!本来可以对祖国人民大有作为的年轻生命!

  在撤离农场之前,农场党支部决定摘去戴在我头上的“右派”帽子。在农场的两年我没有汇报过思想,因为真话我不能、也不敢讲,假话则还没有学会讲;摘帽前,也没有经过我做自我检查、全体职工给我做鉴定的过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过,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看来,那份“判决书”上的话不无道理,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之认识太肤浅了,不知天高地厚!有一句长期在青海流行的俗话:“帽子从头上摘下来了,还在你脖子后头挂着呢,随时可以拿起来再戴到你头上!”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并不是青海人民的创造发明。在1959年9 月17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摘帽”,与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没有什么不同!更坎坷的漫漫长路在等待着我们。

  

  2005年8月完稿,10月修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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