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脱胎换骨纪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4 次 更新时间:2009-01-18 17: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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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首先应当考察他们的厕所。因为,厕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窗口。莫非……我立即想到“双抢”劳动住在老乡家里,第一次上厕所的情形:厕所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平展展的地上铺了一层碎土块,房子一角的两面墙壁之间,横搭了一根木棒,上面蹲着似睡非睡的十几只鸡,看到有人来方便立即醒来,有的飞落地面,有的则双目炯炯地盯着来人……怎么看也看不到拉屎撒尿的坑,我以为走错了地方,赶紧跑出去问房主人。房主人却一再说:“就是那里!就是那里!”我只好返回,仔细望着那铺满碎泥土的地面,不得不承认这便是茅房。此地人都有用泥土吸收粪便,再把吸收了粪便的泥土拿去肥田的习惯,并根据这习惯发明了相应的厕所。如,学校的厕所,便是一个类似南方的吊脚楼的二层楼房。楼上的地板上整齐地开了一个个长方形的洞,这便是拉屎撒尿的坑;楼下则是存放粪便的大坑。管理厕所的人,定期从楼上的洞里往下丢撒泥土,到差不多把下面的大坑填满时,便从楼下的门口进去,用铲子把吸饱了粪便的泥土铲起来,丢到架子车上运走(“文革”时我就做过这种“掏大粪”的工作)。现在这厕所之所以不同一般,一定是房主人很穷,无法盖那种两层楼式的厕所的缘故。仔细看,是可以看到一块块尿渍,一疙瘩一疙瘩羊粪蛋般的大便。我必须适应这种厕所,体会“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的艰辛。于是解开裤子,蹲下来方便,……这种经验是我终生难忘的:且不说小便撒到泥土里,紧接着反弹回来,溅得满脚满鞋都是小便和泥土,连屁股也不能幸免。受不了的是,那些蹲在木棒上的鸡,一下子咯、咯、咯咯地飞下来,挤到我屁股后面,抢食那还没落到地面的屎,有的还啄到我的屁股上了,吓得我赶紧憋住还没有拉完的屎,裤子也来不及系就往外跑。后来我才知道,此地农民家里大都是这样的厕所,尤其是在那年代,既可以多养鸡、多产蛋,又不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中国的农民是聪明的,这是为了活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看到鸡蛋,这场面立即呈现在眼前;一要吃鸡蛋,便恶心得想吐,幸亏那年代有钱也买不到鸡蛋!以后,只要条件允许,我也要随地大小便了,能够在墙角落、在灌木或草棵子丛中方便,那真是莫大幸福。怪不得爸爸禁止随地大小便是恶行!祖父要改变不讲卫生的风气是反动!

   这些,便是我的先人做过的事。坏事也罢,好事也罢;革命也罢,反革命也罢。我就是我,与我何干?为什么总要和他们联系起来?我为什么不能做我想做的事?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这,便是我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家。我的先人,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没有想过要逃避,没有想过自杀。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人,是真正的强者。

  这些,都是我“忠诚老实”地交代出来的。我得感谢我读了四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她使我明白,作为一个人,起码要保持做人的底线,这底线就是忠诚老实,说真话,做实事,永不伤害他人。我在黄药眠先生的美学课中,知道人应当是真的、善的、美的。我在穆木天先生的外国文学课中,从古代希腊文学中知道,神话不能等同于迷信,它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人类——人类的童年时代的美好愿望。给我们上文学理论的是谁?想不起来了。他说文学是人学,反映的是永恒的人性,是永恒的爱,而不是恨。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不如此。给我们上心理学的是谁?也记不得了。他讲得多好啊,造物主在造人时,在人的身体内放进了三种“非物质的东西”,一是理性,二是感情(或曰情绪),三是良知(或曰良心)。“理性”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感情”和“良心”是人心的延伸。人如果没有“理性”,不能实现人生的目的;如果失去“良心”,则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如果没有“感情”,则没有人生。……算了吧,心理学是“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是“伪科学”。研究心理学的人以及黄药眠、穆木天等也都入了另册,与你是一丘之貉!何况,在这“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时代,这底线值几何?……嗨!罪过!说你有颗花岗石脑袋没错!……

  我该怎么办啊,怎么办?……

  在这最需要扶持和帮助的时刻,没有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得到的只是扔向我们的石头……我想起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里发生的故事: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之后,立即被警察逮住了。这时主教没有向他扔去石头,反而对警察说,那是送给他——冉阿让的礼物,并且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怎么忘了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直到当上市长。为何在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中国竟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莫非对人的援救和帮助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感情?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保留做人的自尊?自尊难道是应当消灭的资产阶级感情?他们在想尽办法摧毁我的自尊心的时候,不也摧毁了他们做人的自尊,堕入了假、丑、恶的深渊了吗 ?动物有自尊心吗?没有吧!说什么“人是能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应该说“人是有自尊心的动物”。有了它,人就会奋发向上;失去它,人便会堕落为兽,什么恶行都能做出来。摧毁不该摧毁的东西,难道不会遭到报应——客观规律的报复吗?……

  忽然,自从戴上桂冠离开北师大之后,一直伴随着我的那种说不清的情绪,似乎清晰起来了。我们的的确确是大傻瓜,打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大大的骗局之中而不自知。究竟是怎么样的骗局呢?现在仍然扑朔迷离。但是,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跤摔得非同小可,绝不像我们想的,只是小孩学步摔了一跤而已。既然如此,我们到底算什么呢?到底是人民,还是敌人?说什么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难道可以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吗?……

  这一夜,我在这些没有结论的思绪中迷糊了一晚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过自杀,却非常想哭,放声大哭,可又囿于隔墙有耳,只能躲在被窝里、在黑暗中叩心泣血!

  当黑夜过去之时,我又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既然不打算死,便得活着,可怎么活法?打那以后,日子更不好过了。在那以前,也许是由于修正主义校长沧石(这是在“文革”中赐给他的头衔)的庇护,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右派分子;有的人,也许还因为我是来自北京而对我敬畏三分。这以后,我便成了过街老鼠啦!当我上图画课时,学生在下面叽叽喳喳,眼睛斜睨着我;当我坐在图书馆的借书窗口旁时,一个个鬼脸在窗前呼啸着闪过,有时还扔进一张借书纸条,上面写的是“打倒右派分子雷一宁”;当我在校园里行走时,土疙瘩或狗屎、马粪之类便莫名其妙地向我头上、身上飞来;当我走进并不了解我的商店时,总有一伙人围在一起指着我叽叽喳喳,还不时向我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我不禁想到那个我们刚来时展示给我们看的可能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女教师,可我并没有穿那招人惹眼的裙子!她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莫非……偌大一个中国,竟容不下一个有个性的女人?……我又想到那并没有在这闭塞的西宁古城生活过的阮玲玉……啊,不!我决不能学她!

  我除了上图画课,还有一个“不得抗拒”的任务:批改学生作文。这令我好生奇怪:我不能上语文课,是因为我会在讲台上放毒;这改不完的作文本我却是可以改的,不怕我在本子上放毒吗?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我的工作地点是图书馆。这“图书馆”,实际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书库。除了不多的几架图书,上面稀稀落落地立着一些经典著作、历代名著;便是几个报架,上面挂着几份报纸。不过这对于精神饥渴的人,总是一点精神粮食。书库对老师是开放的,经常有老师进来翻翻书,看看报。我只是个图书管理员,我的顶头上司是个比我小两岁的刚从本校毕业的女孩,刚结婚,蜜月还没度完呢!除了买书,难得见到她,图书管里经常是我一个人。有关图书的工作并不多,我经常是埋头批改作文。有个数学老师,特别喜欢到书库里面看书,一待就半天。我只是埋头工作,从未多看他一眼。有一天,他竟然把我的头使劲儿拧过去,要……我本能地跳起来,给他一巴掌说:“你想干什么?”随后我为这本能的动作吓坏了:这下糟了,他的妻是个“女强人”,什么教育局长之类的,若他歪曲事实去汇报一通……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语文组有一个Y老师,初来乍到时,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之下,我曾和他同台演出过一出滑稽剧,弄得全校哗然,使我醒悟,以后决不能应允这种事。有一天,他也来到这半大不小的书库。尽管我仍埋头批改作文,却本能地意识到一双猫眼在瞅着我,弄得我芒刺在背,忐忑不安,只想弃下工作往外跑……他渐渐走近我正在工作的桌边,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小瓶盐问:“这是什么?”我抬头看到他那贪婪的目光,下意识地说:“白糖。”于是,他不由分说,打开盖子,往手掌上倒了满满一把,倏地便往张开的嘴巴里送。紧接着“啊!”的一声,跑了出去。同时,我也“啊!”了一声——我又闯祸了,如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一天, 徐美英告诉我,她快把篮球队带出西宁第一的水平了,要我去看她们的一场比赛。基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理由,我怕给别人也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除了与组织联系,我从不串门,从不接受任何好意的或者非好意的邀请。连近在咫尺的肖敦煌,也只是见面时点点头,话也不多说一句,甘心做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但这次是非去不可的。人人都知道这样的故事:1949年前的一天,马步芳(解放前总揽青海军政大权的“青海王”)偶然见到人家打篮球,站着看了一会儿后,说,十个人抢一个球啊!叫他们别抢了。呐,给你们钱,买十个球,一人送一个。现在,她居然能把一个篮球队带出西宁第一的水平,而且是个女子队,不知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我一见她就吓了一跳,她瘦了好多!在观看球赛时,我不断用话语激她,想听到她此中的甘苦。但她始终三缄其口,我注意到,有时泪花在她眼眶中闪烁。最后,意想不到的,她告诉我两个消息。一是,“北师大 58届毕业来青海的同学,为了便于联系和沟通,组织了一个同学会,可竟然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了。以后咱们少联系为佳。”一是,“还记得S君吗?她到了西安,又被再次分到一个县城,县城又把她分到一个公社。在那里,被人用枪逼着奸污了……”“啊……”我几乎喊了出来,但又随即放低了声音,“哎,女人!这便是我们这种女人的命运,逃脱得了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她那个男朋友呢?”“男朋友?到了甘肃之后,又到了酒泉。也许酒泉就是九泉吧,以后就音讯全无了。……好了,不多说了。好自为之吧。你看,那边那个人在盯着咱们呢!”

  也许是我们家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我想到逃,不是逃出国境,而是防患于未然,逃离即将到来的祸患。然而,逃到哪里?那时可不像改革开放的现在,大批贪官可以任意逃,而且是携带巨款,携家带眷地。想来想去,我只有求助于唯一关心我的父亲和姐姐,请他们设法帮我调回广西。那里终究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好山好水,到处是山洞,大不了就去做新时代的白毛仙姑,去重演“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X”的喜剧。于是我把这意思告诉父亲和姐姐(当然不包括最后这句话),可我没有白毛女的福气,他们的回答是,劝我安心改造,重新做人。说,像我这种情况,是没有人敢接纳的。看了他们的信,我才意识到,我天真幼稚单纯的病,是病入膏肓了;或者说,尽管我二十多岁了,却仍然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不知天高地厚!

  也许上帝造我,真是准备降大任于我的吧,特意制造了“饥饿”来锻炼我。现在的饥饿已经不是通过内部调整可以解决的了,因此,上面发出全党全民大办农副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一个大办农场的热潮立即在全国、青海掀起。西宁所有的机关单位都奔向草原,那里有广阔无垠的没有开垦过的处女地。青海师范学院前些时候就在草原上办了一个农场,农场的负责人是个北师大派来支援青海师院建校的老师。据说他把农场搞得一塌糊涂,多吃多占,克扣农场职工的粮食,发生了饿死人的事。农场要继续办下去,必须把农场的书记、场长和职工都换成新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农场。

  1960 年底,我扛起铺盖卷,坐上一辆无篷的解放牌卡车,沿着青藏公路西行。过了湟源,汽车沿着蜿蜒的公路,爬上日月山。当汽车到达山顶时,望着前方的茫茫大草原,往事立即呈现在我眼前:一千多年以前,文成公主曾经孤零零地伫立在这里,向后看,是郁郁葱葱的故国家园;向前看,是茫茫苍苍的大漠荒原。她大哭一场之后,狠狠地砸碎了可以遥见故都长安的神镜,决心永不回首来时走过的路,连泪水也领悟了她的决心,汇成了由东向西流的“倒淌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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