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脱胎换骨纪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4 次 更新时间:2009-01-18 17: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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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是我这不能也不敢说“不”的人。组织动员我,减少我的粮食定量来支援男士,从每月24 斤,减为22 斤,再减为20 斤……最后到底减为多少斤,我已记不清了。一样的人,我哪能不饿啊!可我只能服从。为了活着,我必须另想办法。万般无奈,我只有请求远在广西的父亲和姐姐支援,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寄来。我知道,不是有意和我“划清界线”,而是由于诸多不可直言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的,在那年月,广西发生了人吃人的事。原因之二是,他们比我这始终不谙世事的饿糊涂了的傻瓜更清楚,如果寄来了会更糟。徐美英那靠拾破烂、卖香烟为生的弟弟,最近连破烂也拾不到了。饿极了,便写信给在香港的舅舅,诉说他和母亲的生活。舅舅寄来了许多食品。结果,不但全部食品都要补纳重税,还遭到无情的批斗,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连年幼无知没有任何“前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就更甭说了,这是一;二是,有一个人(并非右派,也非左派,可能是个内部控制的“中间偏右”吧)告诉我,他在香港的亲戚,用木盒子给他寄来一只煮熟的鸡,可是打开木盒一看,里面只有一个鸡头!……怎么办呢?决不能坐而待毙。一天,我无意间看到有人偷偷摸摸地钻到“自留地”里去……我豁然开朗,有样学样,我也钻到“自留地”里去,转那么一圈,总能在衣袋、裤兜里装点儿豆角、萝卜、马铃薯回来,在房里用小锅偷偷煮熟了填肚子。

  中国人是聪明的,在那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日子里,为了战胜饥饿,还用小便、麦草之类的东西来培养一种叫做“小球藻”的玩意儿,还美其名曰“人造肉”。这,我也学会了,只是还没有把它咽到肚子里去,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把它咽到肚子里去了?

  …………

  这一切,无论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的,还是自觉自愿地做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扔掉头上的帽子,早日回到人民内部。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切我是在强忍病痛的情况下做的。到青海之后,我经常头昏,甚至晕厥;经常流鼻血、拉肚子、发低烧。在医院里做过各种检查,甚至连气管镜、脊椎穿刺都做过了,什么病也查不出来。我认为可能是高原反应,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写信对父亲和姐姐说明情况,请他们设法把我调离青海。他们却给我寄来一抔家乡的红土和一些中成药。嘱咐我把红土煮沸后连水带土一起喝下去,说,这方法可以治水土不服;还要我安心治病,认真改造,争取尽快摘掉帽子。

  1959年10月1 日是新中国的十年大庆,也许是大喜大庆的日子都要大赦的惯例,也许是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与饥饿作斗争,上面作出了要给一部分确实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帽的决定。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是沾了特赦“战争罪犯”的光了。我们是和“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一同被特赦的。摘帽之先,本人必须在全校教职员工前面做自我检查,然后再由大家评议、鉴定,看是否够格。

  我开始写这两年来的自我检查。我满怀信心地以为,在这两年频仍的运动之中,哪一个运动我都是全力投入,不仅行动上紧跟,而且时时刻刻狠斗头脑中出现的“私字一闪念”,哪怕只是“一闪”,甚至连自己的粮食定量都无私地献了出来。当然,我绝不坦白我“偷”,谁也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只不过是偷鸡摸狗之类,而且人人如此,比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直不用提,何况,这是脱胎换骨的需要,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脱胎换骨?岂不辜负了党的期望?写到最后,遇到一个难题。在归纳自己取得进步的原因时,必须写上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多少歌曲都这么唱来着:“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是改造我、挽救我的大恩人。我应当写“共产党就像父母一样……”可转念又想,不行,我不能这样写,我是狗崽子,狗崽子的父母只能是狗,何况实际上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是反动官僚。不能把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与腐败的国民党等同起来,正如你不可以把其他人称呼为“同志”一样,你与其他人——人民不是平等的。那么,应当怎么说呢?……对了,姐姐,就说姐姐。姐姐没有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才从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共产党掌握的大学中任教。在父母把所有财产都无偿地献给人民政府,家庭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她不仅赡养父母,而且履行父母的职责,供养她所有的弟妹,使我们不仅能够活着,并且读完大学。曾经有人建议我们申请助学金,姐姐硬是不同意,说,国家经济建设正在起步,有很多困难,我们自己节省点就可以对付过去。为此,她自己却错过了结婚的机会和时间,至今孤身一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用她来做比喻,应当不会错吧!想来想去,我便在检查的结尾写道:“党就像我的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爱护我、关怀我,帮助我、挽救我、教育我,使我……”当我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念出这句话时,立即全场哗然,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右派分子雷一宁!”“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雷一宁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官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雷一宁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砸烂雷一宁的花岗石脑袋!”“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竟等于你的姐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且,祖宗十八代地揭批我的家底:曾祖父是大地主;祖父是国民党的大官僚,解放前夕逃亡台湾;父亲是国民党员,是反动县长;连解放前夕只有17 岁的哥哥雷一松也不能幸免,由于他逃亡香港(其实他是到香港读书),后又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我又多了一顶帽子:“里通外国(特务)”……这些我“向党交心”的东西,现在全部成了我的罪状!在北师大读书时,开展过一个“忠诚老实学习运动”,要求我们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将自己的经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问题全都交代清楚,组织一再说,做老实人决不会吃亏。那时我们并不“右”,相反相当“左”,组织的话在我们心目中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组织这么教育我们,我也这么认为,把一切都向组织交代没错,交代得越彻底越深刻,越能表明自己的清白,这便是“向党交心”。现在回想起来,这实质上就是“宁左勿右”:为什么不强调“实事求是”,而只是强调“彻底、深刻”?没有“实事求是”作前提的“彻底、深刻”,可以是个无底洞啊!因此法律规定在给人定罪时,不能仅凭“说”,必须有旁证尤其是物证,就是要杜绝那种超越了“实事求是”底线的瞎说,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瞎说。由于“宁左勿右”,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我“大义灭亲”,揭发了父亲的所谓反动言行。我因此受到了表扬,后来被选为学校的三好学生;在55年肃反时,是被信任的积极分子。当时我为“家庭出身”栏怎么填写绞尽脑汁:祖父和父亲都在日本读了大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祖父是个大官僚,父亲做过一年县长,也是官僚。于是便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支配下,填上“官僚资产阶级”。后来又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在毛主席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根本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在解放初期实际划分成分时,也根本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且阶级成分也不是自己想怎么写便怎么写的,据说,那是土地改革时由土改工作队根据政策划定的。我家一直住在城市,没有参加过土改,根本没有被划过成分。事先,组织应当把这些政策性的问题,向我们这些单纯幼稚而又愚蠢的人交代清楚的,但是没有;那么 ,在我莫名其妙地背上此黑锅之后,组织也有责任指出我愚昧无知的错误,但是也没有。仅此一点,使我不能不怀疑,那记载着我的“罪行”的档案,组织是否仔细认真地看过?恐怕没有吧?这档案之所以存在,并且随着时日的增加而越来越重,只是因为那里面记载着我的全部“罪行”,及本来不是罪行的东西,经过“加工”后可以上升为“罪行”的材料。

  那天,我被批斗了一通之后,回到宿舍里,只能用“悲痛欲绝,生不如死,思绪翻滚”来形容了。

  我怪自己投错了胎,生错了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我恨,恨死了我这官僚资产阶级的出身,恨死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家。正是这种恨,使我决心走得远远的,从广西跑到北京。满以为这么一来,我便与它划清了界线,脱离了关系。岂知,它给我烙下的阶级烙印是永远剜不掉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的路,还硬说我“死不悔改”?不是说,出身不可以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吗?……

  我恨死了北师大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这个组织一再动员我报考的系,这个我响应祖国人民的召唤而选择的系!既然语言文学是阶级性很强的学科,连一个比喻也有这么强烈的阶级性,为什么要动员我们这个阶级的人去学?如果我学的是数理化而不是语言文学,充满我头脑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1+1=2 ,我不需要去考虑那些已被实践或经验证明为不正确的命题,如 1+1 是否等于 3 ,这些光荣、伟大、正确、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性、等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玩意儿,在头脑里就无立足之地……

  我恨死了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读那些害死人的书?如果我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我根本不会上害死人的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我恨死了我自己,如果我不以天下为己任,管你伟大不伟大,光荣不光荣,正确不正确,只管潜心于经营自己的安乐窝,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甚至还可以留在人人羡慕的橱窗——北京……

  然而,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

  我得感谢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在我的血缘关系及家庭教育中都没有“自杀”的基因,否则,恐怕我会自杀。这个家族遗传给我的是顽强,或者是你们说的“顽固”。我没见过曾祖父,据说,他是个我行我素的人,有了钱不象一般人那样去吃喝玩乐,而是拿去办学,使那些穷人子弟有上学读书的机会。祖父雷殷,在南宁府立中学堂读书时,便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他原名凯泽,由于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而被袁通缉。他改名殷,并逃到日本避难。在日本,他一方面入东京政法大学读书,一方面又与在日本的中国爱国志士继续开展讨袁活动……当我在南宁出生时,他是广西民政厅厅长。据说,任职期间做了不少“坏事”:禁烟禁赌,惩办贪污,兴建公路,督令乡村积谷备荒。在人们不愿读书时,他捐钱兴学,鼓励穷人送子弟读书;在人们不讲卫生成风时,他被指派为省府卫生委员会委员。以后,他被调到中央国民政府任内政部常务次长,后又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 年逃亡台湾……记得我只见过他一次: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拉过我的小手,展开手掌,端详了好一会儿后,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也是那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把人家送他的东西一边往屋后的池塘扔去,一边说:“……看你再给我送!……”我站在远处,看着满脸怒容的他,心里好恐惧。可是,我竟是他的孝子贤孙!对于父亲雷雨,我知道得多些,不过历来是畏惧多于亲近。他也是个我行我素的人。由于我祖父的关系,他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又因为与我母亲的自由婚姻,与他父亲(即我祖父)脱离了父子关系(他就不是一个孝子贤孙!)。在任天保县长的一年间,他什么好事也没做,“坏事”倒做了一些,其中有一件是:修公厕,禁止随地大小便及吐痰,违者格罚勿论,惹得不少人因被罚款而怨声载道。最后,他这个始作俑者不得不以摘掉乌纱帽而终止了他的恶行。但是,他并没有终止求索,为了寻求真理——你们说是歪理,他到过日本,还想逃亡延安……最后还是找到了在神州大地土生土长的墨翟。为了宣传墨子的“兼爱”思想,他倾家荡产,连我妈妈的嫁妆也都拿了出来,办了一所天志中学。结果是债台高筑,全家人长期在饥饿贫困中挣扎,从我懂事时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要说恨,有权利恨这个家的首先是我!因为它剥夺了我应当有的幸福童年!你们却说我是它的孝子贤孙!……解放后,私立中学不允许存在了,父亲便把所有土地、房舍和图书,无偿地献给人民政府,他仍然希望,这些奉献能对培养后辈起好的作用……可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的话)的了。

  宣传“兼爱”有什么错?为了世界大同,为了爱,只要自己愿意,为什么不可以“打我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莫非要宣传“兼恨”?“阶级斗争” 是宣扬仇恨的吧?不是吗?以暴易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今天这一拨斗那一拨,明天那一拨整这一拨,有完没完?……修公共厕所,禁止随地大小便,是“恶行”;那么,什么是“好行”?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便是,人是不随地大小便的动物。任何人,如果真要对一个国家进行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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