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脱胎换骨纪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4 次 更新时间:2009-01-18 17: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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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我们都适应了,难适应的倒是我们自己,一个自然的创造物的“我”,不断地要与要求进步的“我”抗衡。一双瘦弱的手,“娇生惯养”惯了,经不住酷寒的考验,张不开动不了啦,竟解不开里三层外三层的衣裤。“徐美英,帮帮忙!”我喊。“我也一样……这样吧,你帮我,我帮你……对了,这样看得清楚些……快!憋不住了!……” “憋住!千万憋住!不然,裤子和大腿就冻成一块了。……”下面的话我憋住了没有说出来:幸好你我都不在经期,否则……只是说:“我们要品尝冻掉耳朵的滋味了。” “别废话了。快给我挡一挡。” “挡什么?” “ 风和人。” “风,挡得住吗?人嘛……还是我们改掉这羞羞答答的资产阶级感情吧!劳动人民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了。” “这,也是资产阶级感情啊?”……

  解决了吃喝拉撒问题,用九牛二虎之力翻上汽车。在开车前的片刻,才有闲情来观察四周。我们极目远眺,想要看到那油画中曾经梦幻般地吸引我们的墨绿的远山、翠绿的草地、青绿的树木、粉红的、蜡黄的、天蓝的花朵、穿红戴绿的藏族同胞。然而,无论怎么看,眼前还是只有看不出颜色的枯草,一间似厕所实为饭馆的土黄色的小屋,一条细细的水流,一条灰白色的漫漫长路,及隐隐约约的远山。天上没有云,也不是清洁鲜明的蔚蓝,而是灰黄的、昏暗的,混沌而且沉滞,看不到太阳。那看不到也抓不着的西北风,却在肆虐,它叫着,吼着,飞舞着,忽而勇猛地直驰,铺天盖地地疾走;忽而慌乱地乱卷,掀起泥沙的云烟;忽而肆无忌弹地横扫,荡涤着地面上的一切……那种不知道是痛苦、悲伤、还是惘然、惆怅的情绪又涌上心头……

  下午四点钟左右,到了青海首府西宁。按规定,我们必须到省政府的教育厅报到。没有地图,不知道有多远,路怎么走;加上这堆不多也不少的行李,我们只好顾车。车站内外,供初来乍到的外来人雇用的,只有脚踏三轮。我们问:“到省教育厅吗?”回答很干脆:“到。XX元。”我们一听,吓了一跳,这差不多是我们所带的人民币的一半了。我们以为一定很远,别无他法,只好上车。车夫踩着三轮车,在尘土飞扬的黄土路上慢悠悠地行走,穿过并不宏伟的黑洞洞的城门,不知是出了还是进了西宁古城,七拐八拐地,转悠了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到了目的地。后来的后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从汽车站到省教育厅,步行只需10分钟。这便是劳动人民给我们的第一课。

  与兰州火车站一样,青海省政府也在一片工棚包围之中。这使我们十分兴奋,一出校门便能投入祖国经济建设第一线,这有多幸福!十几年的苦读,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们早忘了自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出来的‘废品’”,等待着‘废品’的命运,只能是往垃圾桶里扔。

  进了省政府,在门房放下行李,找到教育厅,找到专管人事工作的干部,交出我们的介绍信。他看了介绍信,眼睛从近视镜片上方,把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地打量了半天之后,什么也不说,转身过去,叫来一个年轻人,耳语了几句,便出去了。年轻人倒是蛮热情的,叫来一辆架子车,把我们和我们的行李领到目的地后,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和徐美英的“家”是一溜三间平房中的一间。从外面看,都是一门一窗,墙是黄泥土坯砌的,屋顶上面抹了一层黄泥,没有瓦。“吱呀”一声推开房门,走进几乎碰着头的门洞,一股寒冷的焦糊味扑鼻而来。房里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看清楚,这是一间横走、直走都只有六步的房间。上面可以看到房梁,没有天花板;下面是凹凸不平的黄土地,没有铺砖或水泥。四周是抹了一层黄泥的四堵墙,能看到黄泥中混合的麦秆。其中一面墙的墙壁上开了一个门、一个窗。窗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扇,只有窗框子和木条交错而成的方形小格,上面糊了一层白里透黄的薄纸,有的地方已经破裂,在寒风中忽闪忽闪地扇动。窗边是一扇没有油漆过的木板门,固定门扇的不是铁活页,而是古老的木制的“户枢”。门扇背面也有一个古老的木“门闩”。窗户前面摆了两张像是学生用的单人课桌,还有两张无法站稳的木头椅子。在与此墙相对的内墙前放的应当是床了,可是怎么这么怪 ?没有床头,也不见床板和床脚,一个不很高的四四方方的六面体,似乎十分沉重。用手一摸,才发现是用黄泥土坯砌成、上面抹了一层黄泥的热炕。不过,没有热气。房子中间一个铁皮炉子,前面堆着些方的、园的、不方也不园的黑块块,应当是煤了。

  把行李拿进来,解开,面对着抹了一层黄泥的炕发愁。拆了吧,没有工具,也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可以代替它的床。想来想去,决定我们两条被子统筹安排,一条做褥子,一条做被子。这样,两人挤在一条被子里也暖和,反正不会在这里久住的。铺好床之后,在床沿坐下。才舒了口气,又为下一步该做的事发愁。想洗个脸,不知水在何处;想吃饭,刚才是给了我们一些饭票,但食堂在哪里?想开电灯,可是房内不见电线,抬头不见吊灯。模糊中看到桌子上有个墨水瓶,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盏墨水瓶做成的油灯。没有火柴,无法点着。

  屋内完全没有热气,光线也愈来愈少。空气似乎冻结了,凝固了,却仍然威力无比,把我们呼出的气立即变成了烟雾。炉子是冰冷的,里面塞满了煤灰。地面上的煤,块大而邦硬,似乎都裂着大口嘲笑我们的无能。刺骨的寒冷,从赤裸的黄土地,穿透我们脚上的解放鞋,从脚趾到脚跟,到小腿,到大腿……向我们袭来。

  “不能呆坐着了。得生着炉子!得填饱肚子!”炉子和煤都有了,但是没有火柴和木柴。怎么办?

  我们找到门房。一个老头儿正坐在一个与我们“家”里的炉子一样的炉子前烤火看报。我们表明来意之后,他在桌上的报纸堆中翻腾了一阵子,递给我们半盒火柴:“呐,给你们。”我们问:“这几根火柴,能把那大煤块引着吗?”“没有木柴?”“没有啊!”“你们要到市场去买……呐,这么吧,”他边说边从床底下拉出一堆报纸,“把这些拿去吧!”我们莫名其妙,说:“我们……房里又黑又冷,没法看报。”“不是要你们看报,是要你们用它点火。”我们还是莫名其妙:“点火?怎么点?”“呐……”他拿起几张报纸,卷成筒状,放到炉火上点着。再打开下面的炉门,把着火的报纸丢进去,“看清楚了吗?就这样。在没有木柴的时候,就用纸,什么纸都行。先把媒砖砸成小块,放到炉子里。再用洋火把纸引着,丢到煤块下面。几张纸就能把煤引着了……没有砸煤砖的家伙吧?”他躬下腰,从床底下——这床底下似乎是个百宝箱——拿出一把似斧非斧的东西,“呐,把这拿去吧。过几天,你们找到砸煤的家伙,再还给我……去吧。得仔细检查检查,烟筒是不是漏气,炉盖是不是盖严,可别让煤气给打了。这种炉子,每年都要打死些人的……”当我们走出门房时,还听到他在喃喃:“……孩子,什么都不懂,可怜……”我们很想告诉他:“老爷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但是我们已经自食“祸从口出”的苦果,现在必须学会三缄其口。使我们疑惑的是,这是不是劳动人民给我们的又一课?

  我们很快便学会了生煤炉子,都是跟这和气的老头儿学会,或者从他那儿得到启发后,琢磨出来的。此地,老百姓一般都是烧麦秆或野草做饭和取暖,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能享受用木柴或麦草引燃煤的“福气”。树木在青海是稀罕的东西,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木柴是有钱也难买到的。于是,人们学会了偷。偷那些仍然在树上的枯枝或者活的树枝,是不算偷的;是偷树木的制成品,如看起来破烂的甚至是完好的桌椅板凳之类。入乡随俗,我们也有样学样啦,为了活着,为了脱胎换骨!在木柴或“类木柴”也无法弄到时,只有用废纸;在一点废纸也找不到时,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带来的“知识宝库”便成了燃料。我们也想开了,想通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了脑袋,还要头发干什么?决定一切的是“客观存在”。

  这样的炉子,这种生火的方法,我们整整用了30 年,直到离开青海。既用它炒菜煮饭,也用它取暖,有时还用它烧点水偷偷地洗个屁股、擦个身子。有个顺口溜:青海好,青海好,青海的山上不长草;青海的房上能赛跑;青海的姑娘不洗澡……我们什么都能适应,什么都可以改造,唯独不能的仍然是我们自身,这造物主创造出来的“我”。

  过了几天,教育厅那专管人事的负责干部把我们叫去,在近视眼镜后把我们瞅了一通之后,对我们说了一大堆第二个五年计划多么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贡献青春之类的话,然后话题一转,说:“在没有改造好之前,你们不能带着反动思想留在教育岗位。一穷二白的农村,极需要有志青年去建设,你们也需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需要到农村去改变你们的世界观。开春之后,你们就带着户口和行李到农村去。现在这段时间,你们都到西宁二中去,参加西宁中学老师的反右运动。北京的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这里的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对你们正好,可以再次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不了解情况,不要紧,不用发言,只要用心听,并且联系思想实际检查自己,结束之后必须交出收获体会。然后,你们就可以到农村安家落户了。”

  他还告诉我们:“你们不是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不发给工资,只发生活费,每月30 元。从现在开始,到财务处去领。这是组织对你们的关怀照顾,应当感谢组织,感谢党。”

  回到我们的“家”,徐美英和我一头栽到“床”上,无话可讲,望着房顶发愣,脑海里却在倒海翻江……。在给我们的《结论》中明明写的是“分配工作,考查一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是“工作”吗?在校时,中文系那临时担任系主任职务的某老师一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我们走坦白从宽的路。还说,拒绝坦白者得不到“分配工作”的权利。我们这些老实坦白的、“罪行”轻的,都享受了“分配工作”的权利,而且考查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结果却是“带着户口到农村安家落户”,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实际是开除我们的城市籍,要我们世世代代当农民。都说贫下中农和工人一样,是领导阶级。可是,这些年来,除了需要“工人、农民说话了!”的时候,何时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呢?五十年代新建立的,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完全分离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使农民只有无条件地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物质资料和原始积累的义务,但却享受不到城市人享有的住房、就业、劳保、教育、养老、医疗等的权利。不错,有志青年是应当到农村去为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但是,有志青年应当是那些留在北京、上海的“左派”!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戴着这顶帽子,我们在农村能有所作为吗……

  “……妈妈,你在盼着我去赡养;阿弟,你在等着我去扶持。……妈,你好可怜!……女儿不能为你尽义务了。……”徐美英在呜咽。她,来自上海 ,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早年去世,留下疾病缠身的母亲、她和年幼的弟弟。听说,她母亲病得不轻,十二三岁的弟弟靠拾破烂、卖香烟为生。……以她的学习成绩,满可以上北大、清华。但北师大吃饭不要钱,每月还有几块零用钱,她便爽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动员,报了北师大,上了中文系。在学校,她是青年团员,三好学生,系学生会主席,还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和舞蹈队队员。每个学年开始,她都领着一伙同学,举着横幅到车站去迎接新生,因此师弟师妹差不多都认得她。她还以北师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在一次晚会中和周总理跳过舞。……是什么原因使她成了右派的呢?不太清楚,可能是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签了个名,跟我一样,“对人家的右派言论加以同意和赞赏”; 另外,还是和我一样,沾了“国门党”的光了吧!……我们班的P君和她一样:四岁时父亲出国谋生,九岁时母亲病逝。在老家浙江,只有爷爷、奶奶和他相依为命,因此感情特别深厚。同样的原因使他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却在毕业鉴定小组会上被扣上“右派”帽子。有泪不轻弹的男子,当场号啕大哭起来:……我再不能孝敬我奶奶了!奶奶啊,奶奶 !你们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让我上了大学,可现在我不能报答你们的恩情了。奶奶, 我有罪!奶奶,你好可怜!奶奶,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为了脱胎换骨,我们必须抛弃这种“温情脉脉”的感情。然而……马克思也是人之父,当他的爱子爱女接二连三病馁而逝时,他也是悲痛的啊!能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感情吗?这是造物主造人时特别赋予人的感情。如果连这种感情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靠什么来维系?

  次日,我们便到西宁二中参加老师们的反右运动。时间并不长,只两个来月。收获倒是蛮结合我们实际的: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大概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此地的女教师,被划成右派后,便别无选择地立即带着户口和行李到农村安家落户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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