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为北师大百年庆而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53 次 更新时间:2009-01-18 17: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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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最近,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 周年校庆公告》及袁贵仁校长《致北京师范大学海内外校友的祝词》(下文简称《祝词》)、《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等文,知道2002年秋天为母校百年华诞。《祝词》中说:“你们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但难以忘却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永远怀念那无悔的青春。”《讲话》中说:“在中国,百年历史的名校不多,一百年的历史天翻地覆,我们需要用 2 年的时间来认认真真地消化、理解学校的风雨历程,学校的精神风范,任何轻率都是对学校的大不敬。”作为对这些话的回应,为了母校辉煌的未来,我特地回顾、思考、消化、理解我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尤其是那一段岁月的心灵历程。北师大是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每个灵魂工程师,都应当首先认认真真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心灵。

  我母亲和我都是北师大的学生。我母亲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救救孩子”的呐喊呼召之下,进入北师大的。我进北师大,也是为了“救救孩子”,不过,换了说法:做人类灵魂工程师。那是在解放之后,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热浪之中,为了迎接随后必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在组织(即党团组织)的一再动员之下,我和我的许多同学,抛弃了“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儿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统观念,响应号召,报考了好些人不愿报考的北师大中文系,作了伟大事业的傻瓜。然而意想不到,四年之后,我们被告知:“为了革命接班人的灵魂不受毒害,你们不可以登上教师讲坛。”

  这是怎么回事儿 呢?

  在我们毕业前夕,即1957 年春天,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克服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滋生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简称“三害”),共产党决定在全党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民主党派及青年团员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我们这些单纯幼稚刚20 出头的黄毛丫头、黄毛小子,便毫不犹豫地响应号召,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了(再次作了傻瓜!),结果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一份《雷一宁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附件一,简称《结论》)便是宣判。现在照录于后:

  雷一宁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

  (1) 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认为自己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标榜自己为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对同学态度粗暴,经常骂人,抗拒组织的教育和批评。

  (2) 在整风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大肆向党进攻。写稿件攻击党员,在会上漫骂污蔑党的组织及积极分子,并写大字报“从‘岂不令人深思’所想起的”为右派分子呵欠伯的反动大字报作辩护,并对许多的右派言论都加以同意和赞赏,堕落为团内的右派分子。

  反右开始后,情绪抵触、顽抗,打击积极分子,拒不检查交代自己的言行,影响反右派的顺利开展。经批判后口头上表示愿意检查,但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

  (3) 自我检查只罗列了一般事实,对所犯错误仍抱着欣赏的态度,对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

  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工作,考查一年。

  那是57年10月底,办事的人(记不得是谁了)把我们一个个叫去,向我们出示这份手写的东西,并说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在其上。在我们把不同意见写下之后,办事的人却什么话也不说,只要我签字,然后,立即收走了,并不给我们保留一分。我现在保存的,是我当时用颤抖的手偷偷抄写的一张小纸。这张小纸,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官方/校方记录了——高度抽象概括地纪录了——我在北师大四年尤其是在整风反右中的言行的唯一纸张,但是,所有文字,除了吓人的大帽子,几乎全无具体内容。

  第(1)部分,写我平时(即整风以前)的表现,除了“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认为自己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一句有具体内容,其他我全不知具体指的是什么。这句话的具体内容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过,我是青年团员,在过团的组织生活时,我谈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及活思想:我是被动员上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现在我后悔了,我来师大中文系是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那给我上纲上线的人,在写上一句时,忘记了将要写的下文(论据)了,居然能从我说的“伟大事业”中抽象出“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的“罪行”来!

  这部分提到的其他东西,大多与人的性格有关。性格就是个性,何罪之有?莫非要具体复杂的“人”都成为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物”?我向来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对自己认为不对的东西,能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意见,人又太直,不注意方式方法的情况是有的。也许这便是“粗暴”、“骂人”了吧?至于什么“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那是反右运动之前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词语。不说文艺作品,请看:1956年5月26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8月1 日至16日,高教部在北京召开高校部分学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主要讨论了解决学生负担过重和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等方面的问题。10 月4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够了,为什么独独我说“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就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第(2)部分的前一段,写我在整风中的表现。这里只有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具体的,不过在时间上也错了。我这张大字报不是在整风中写的,而是在反右时写的。给我写《结论》的人,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我在整风中任何够得上“大肆向党进攻”的言行,便只好移花接木把这张大字报栽到这里。我写这张大字报的时间,是在 6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在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思忆文丛》中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中,有呵欠伯的《岂不令人深思》一文,注明写的时间是 1957年6月11日,我的文章应当在这天之后。当时,《岂不令人深思》一贴出来,所有大字报都一边倒地说呵欠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我认为这是违反党和毛主席教导的。党不是一再号召、动员大家鸣放吗?不是一再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而且怎么能仅凭一张大字报就给人家扣上这么吓人的大帽子呢?于是我准备以“正直人”的名分上论坛申明我的观点,后来论坛没有举行,我便以笔名雷鸣,写了题为《从“岂不令人深思”所想起的》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现在也找不到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大字报中,我首先声明,我不认识呵欠伯其人,也不完全同意他大字报的观点,不是有意要为他辩护,我只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那便是,一个人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去看,不应当只看一时、一事、一张大字报,甚至一句话。结果,我大字报的命运和呵欠伯大字报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也给我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还多了“抗拒反右派斗争”、“义务辩护律师”等帽子。不知道写《结论》的人是否知道,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早就说过,“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可能不是不知道,而是别有企图而为之,所以才在《结论》中,抽去了辩护的具体内容,只剩下空洞的“辩护”一词。不过这么一来,也就显出了一个逻辑错误:这张大字报不能成为“大肆向党进攻”的论据,而是为某人辩护的“辩护辞”了!

  为了证明我“大肆向党进攻”,还用了另外一个论据:“对许多的右派言论都加以同意和赞赏。”我不知道,在证明一个人有罪时,是否可以使用如下的方式方法:甲说X,成为右派——乙同意和赞赏甲,乙也是右派——丙同意和赞赏乙,丙也是右派——丁同意和赞赏丙,丁也是右派……?我也不知道这种定罪的方式方法,是不是使右派扩大了 99.9% 的原因?可是我却清楚地记得,当年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抓右派的。那麽,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同意和赞赏的一些“右派言论”,以及这些言论是怎样被上纲上线成为“罪行”的。

  我们说或者同意:“为了有效地制止‘三害’,就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取消党政领导者的一切特权,必须建立有效的群众监督。”这便是否定民主集中制,便是攻击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便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说或者同意:“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扬人民民主。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这便是诬蔑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便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我们说或者同意:“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不能以共产党光荣的过去来证明今天和明天也和过去一样光荣、正确。”这便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是反党。

  我们说或者同意:“对胡风的批判是对一个复杂的人愚昧无知的表现,限制了人——公民的民主自由。” “某些共产党员党性有余,人性不足。”这便是妄图以资产阶级反动的“人性论”来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论,便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我们说或者同意:“必须民主办校。不懂学校、不懂教育、不懂知识分子的人,不应当成为学校领导。”这便是攻击党员;攻击党员就是攻击党,就是向党进攻。就是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我们说或者同意:“好些党员都是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嘴巴讲话。” “党员以教育者自居,脱离群众,缺乏真诚,甚至连笑都是皮笑肉不笑的。”这便是态度粗暴,经常骂人;漫骂和诬蔑党员,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向党的猖狂进攻。

  我们说或者同意:“汇报制度像告密一样,加油加醋地说别人的短处,不仅带上个人成见,而且从不与本人核对,任何好人都可以被说成坏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汇报材料都会以书面形式存入个人档案,永远与本人形影不离。) “团的组织生活是形式主义地谈一套,谁发表特殊一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就会不被信任,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这便是污蔑和谩骂党团组织,打击党员和积极分子。

  我们说或者同意:“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是小题大做,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必提到什么阶级斗争!”这便是抗拒反右派斗争,影响反右运动的顺利进行。

  够了,不再一一赘述了。

  第(2)部分的后一段及第(3)部分,写的都是我在反右时的表现,在我的“情绪”上大作文章。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合法?说具体了,是否可以根据“情绪”给人定罪?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是人对周围环境和外界刺激做出的即时反应,它是人心的产物,有时会使人远离理性。“理性”是人脑的产物,正确执法需要的是理性。为了使“理性”不被“情绪”干扰,人类发明了律师制度。律师一般来说是远离“情绪”的,而当事人则很难做到。因此,无论被告还是原告,都有权利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在我们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不存在律师制度,更不会有律师,甚至不允许任何人为自己或为别人辩护。由于我为“罪人”呵欠伯辩护,(声明一句,我的本意不是为他辩护,而是为了伸张毛泽东思想)做了他的“义务辩护律师”,无罪也成了罪人!更有甚者,我不仅为别人辩护,还为自己辩护,可能这便是说我“情绪抵触”的论据了?我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说:“我们只是给个别党员或某个基层组织提提意见,并没有否定党的正确英明。”这便是玩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反革命伎俩;便是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

  我说:“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动机是好的,是为了使党更伟大、光荣、正确。”结果我们被驳斥曰:“你们是借帮党整风之机,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社会效果是检验行为动机的唯一标准。你们的言行产生了什么社会效果呢?看,没有一张大字报、没有一个人说你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奇怪的“舆论一律”!这不正好是“共产党员都是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说话”的明证吗?)

  我说“反不反,我自己最清楚。我一再扪心自问,回答始终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我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我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我们的系主任黄药眠先生已经中箭落马,临时充任系领导的某老师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是你们的阶级本能使你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路的。”本能?本能!本能者,天生具有的、不受心脑指挥的能力也。如蜂之酿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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