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阴谋乎?阳谋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8 次 更新时间:2009-01-18 17: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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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一看到题目《“阳谋”是大阴谋〈转贴〉》,我便以为是我北师大的难友周沙白的文章《“阳谋”织造的风雨人生》引出的大作。可打开一看,只有一行字:“‘阳谋’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为何不敢承认我耍的就是大阴谋!!难道有什么不可以么!!!”由于我是个网络的新手,以为“转贴”的大作藏在哪里了,可是左找右找,找不到。于是我想,这发贴的人大概也是个新手,而且恐怕是个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也许他是在说周沙白用错了词,因为,学校里老师从来没有教过“阳谋”这词,字典辞书里也找不到“阳谋”,只有“阴谋”……想到此,我不禁哀叹:呜呼!想历史悲剧不再重演,难哪!警惕啊,年轻人!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啊!

  因此,我抑制不住写下了以下文字。

  半个世纪之前,1956年12 月4 日,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对“中国民主建国会”开会的方法加以肯定,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新思想:“……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这便是不久以后在整风中明确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雏型。黄炎培是什么人呢?那是在全国解放前的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民主人士:“假如共产党人夺得了中国的江山,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以跳出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当时毛的回答是:“我们找到了,那就是——民主。”

  接着,在1957年2 月27 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面对一千八百多名党内外人士,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极其开放极其风趣的口吻,鼓励大家鸣放。

  紧接着,在3 月12 日,毛又在邀请了许多非党人士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内容更加开放,鼓励人们打消顾虑“放”。说:“不要围剿王蒙”, “中央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吗?”下面这段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率最高的语录就是这次讲话提出的:

  “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

  为了扩大这两个讲话的影响,毛特意邀请许多知名的非党人士赴京,在3 月6 日到怀仁堂听毛的前一个讲话的录音,又在3月12 日亲耳聆听毛的第二个讲话,其中有上海市副市长、著名民主人士金仲华,京剧大师周信芳,《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著名翻译家傅雷等等。

  3天以后,他老人家又风尘仆仆一路南下,3 月18日在天津,3月19日在南京,3月20日在上海,4 月份又到杭州……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南京讲话),动员人们打消顾虑,大胆鸣放。在这一连串的讲话中,他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既没有把这两次讲话的内容向人民群众传达,也没有为这两次讲话发表社论。只是为毛的前一个讲话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后一个讲话,则连消息也没有发。毛非常恼火,批评《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 还质问道:“《人民日报》到底是谁家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

  《人民日报》挨了批评之后,才在4月10 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号召大鸣大放的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于是在《人民日报》的带头之下,全国所有报纸都紧跟,为大鸣大放大造舆论,一时之间,“鸣放”成了当时各报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人民日报》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党中央的喉舌。

  4 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还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

  《指示》强调,这次整风“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指示》还强调,“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这样,中共历史上的第二次整风运动开始了(第一次是1943年在延安进行的,又叫“抢救运动” )。不过毛的理想是要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可是,这时非党人士顾虑重重。如,著名国画家傅抱石说:“……不敢‘放’,是怕扣帽子。”山东省文联主席于黑丁说:“目前知识分子有两种顾虑:一是怕犯了错误遭到粗暴打击;二是怕正确意见不能发挥作用。”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筹委会副主委陈礼节说:浙江知识分子“在‘放’和‘鸣’上,还有顾虑”,因为“怕‘钓鱼’和怕被整”……

  于是4 月30 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无党派的重要人物都请上天安门城楼,亲自跟他们打招呼:“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大自然宣战。” 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要登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党就要行动起来。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和煦的春风,飘曳的红旗,光彩四射的大红灯笼,谈笑风生的话语,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舒心地笑了,心里热乎乎的,……

  这次《人民日报》闻风而动了,五月一日在亿万群众于天安门前高呼“万岁!万万岁!!”的声浪中,全文公开发表了三天前下达到各级党委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五月二日配发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七日又发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在5月4 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一份党内文件《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文件中说,之所以要组织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是“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

  这些号召和动员非党人士解除顾虑,大胆鸣放的作为,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大张旗鼓地、冠冕堂皇地、振振有词地进行的,使得党外人士无不认为自己身逢一个伟大的时代,遇到一位最心胸坦荡的、最光明磊落的、最大公无私的开明君主。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在给他儿子的信中这样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它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是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 “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学融会贯通了的人。” 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事后回忆说:“……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应更好地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力。” 谁会想到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腕,是史无前例的阴谋呢??

  就在非党人士正在享受着从天安门城楼带回来的心里热乎乎的幸福的时候,事情却在暗中发生了变化,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统战部门频频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雪花般绵延不绝的秘密指示……

  5月14日中共中央用电报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强调党报不要删节反共言论,不提将来如何处理,也不要反击。

  大概是5 月15 日(看了下文就会知道,这时间是后来补写上去的,不知准确否),毛写了一份极重要的党内指示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那时,这文件从未对外透露,一直过了整整二十年,在毛去世之后,1977年4 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此文被收入书中,人们才知道有这样一篇文章,在文章的题目下面标明的时间是“1957年5 月15 日”。据档案所载,此文的手稿一看就知道是“毛体”,为毛亲笔所写。手稿上,原题为《走向反面》,署名为“本报评论员”,可见,这本来是毛为《人民日报》写的评论。在排出清样后,毛在清样上把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把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在题目下加了一句说明“(此文可登党刊,但不公开发表。此文是五月中旬写的。)”还在清样上方加了八个字“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可见,毛不想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只想在党内刊物上刊载。但是,毛最终也没有将此文交党刊发表。在清样上还可以看到毛写的两个批语。一个是:“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刘=刘少奇、周=周恩来、朱=朱德、陈=陈云,尚昆即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批语未注明时间。另一个是在“刘、周、朱、陈” 圈阅后,毛写下的:“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毛泽东六月十一日”杨尚昆遵照指示,在6 月12 日将此件印发到指定的范围,同时也送给毛一份。毛又在这份印发件上删去原来题目下的说明,把署名改为“毛泽东”,把时间改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并在印发件的右上角,又一次加上曾在清样上写的八个字:“内部文件,注意保存。”还加写了这样一行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

  在指示中,毛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反右派”这个概念就是此文首次提出的,清楚地表明,毛要发动反右派运动了!可是,从他对此文件的处理又看到,他心里是矛盾重重,犹豫不决的:发还是不发?在什么地方发?发到哪一级?什么时候发?更重要的,用什么名分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在此前后,毛的一些重要讲话及党中央曾经公开发表或下达的有关文件,也都作了相应的“修正”。目前已经知道的,也是最重要有二:

  一是毛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于6 月19 日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时,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整理成文后,毛反反复复地修改,总共改了十五稿,与傅雷等人在怀仁堂听到的已经很不一样了。不仅删掉了许多开明的、使听众哄堂大笑的话,如,原来对王蒙小说的热情肯定被删掉了;而且大段大段地增加了许多本来没有的内容,如,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还增加了原来讲话中没有的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的论述:“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话,既是当时进行反右运动的理论武器,也为紧接着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埋下了伏笔。

   二是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1964 年正式公开发表时,原来讲过的许多话完全不见了,只剩下强调敌我矛盾的话,这些话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起了极大作用。

   5 月16日,中共中央再次用电报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一指示的手稿是毛的笔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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