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9 次 更新时间:2009-01-16 10: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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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进入专栏)  

  

  存在“国民性”吗?

  

  在我们国家,不断有人讨论一个问题,即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有人说这是伪问题,不存在国民性。我想这主要在于国民性怎么解释。如果把“国民性”解释为“中国人所共有的特点”,或是“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游牧民族,以前还有狩猎民族,怎么找到大家共有的特点呢?

  但是另一个方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中的主体汉族,或是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民族,总是有共同性的。这种共同性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样的名称,而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生活的群体的共同特征。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或地域文化的共同性,往往存在以偏概全、以书面记载代替实际情况等毛病。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尊老爱幼等等。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只是尊老爱幼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要考察文化的地域性共同特征,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几句话,仅仅根据个别的几个例子,而要使用社会学的方法,用证据来说话。很多学者都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实际真是如此吗?根据是什么?然后再和别国做比较,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

  以前我们比较多的是用毛泽东所倡导的典型的调查研究,找出来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各种类型的典型。比如学生厌学,我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富人为富不仁,我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人。以前还有一个理论,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这么多其实只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但却是主流。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要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可是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那就是最高领导。

  由于我们今天的情况,就可以想到历史的情况。历史上很多记载,到底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实际,这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充分去了解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人群的特征,这才是真正我们要讨论的所谓国民性,或者所谓地域性。

  

  文化的优劣关键在是否适应环境

  

  中国历史上说的华夏诸族,是以黄河中下流地区为基础形成并逐步扩展的。它的生产方式基础是农业生产,有很多观念就是适应了这样的需要。我们以前老是讨论中国儒家文化对或错,其实一种文化能沿袭这么多年,就证明它适应了这个社会。特别明显的,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外来的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开始希望用自己的文化来取代中原的,但都没有成功。军事上的征服者一次又一次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道理很简单,地理环境改变了,维持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比如说鲜卑,南迁到山西大同,曾经想开辟大量的牧地,但后来发现,牛羊到了那里是长不好的。

  西汉时,中行说受汉文帝派遣出使匈奴,后来投降了匈奴。汉朝使者说匈奴不尊重老人,把最好的衣食都给了青壮年,中行说就说,汉人家里的孩子要去当兵,也是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最好的食品带走,汉使说对啊,中行说就说那不是跟我们一样吗?匈奴人年纪大了打不了仗,让年轻力壮的人吃一点好的不是跟你们一样吗?汉使说匈奴没有礼仪,男女老少都是睡在一个帐篷里,中行说就说,我们没有汉人这么多钱,我们睡在一个帐篷里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的优劣,关键在于是否找到适应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环境有了变化,当然也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再死守这一点就不对了。到了宋朝开始,历代特别强调寡妇守节了,甚至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这难道仅仅是道德观念吗?不要忘记,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亿,此后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明朝的最高峰是2亿,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是4亿,太平天国之前是4.3亿。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希望少生,于是道德就占了上风,寡妇不能改嫁,甚至还没有结婚丈夫死了也希望你守节,这是对社会有利的,正好适应社会的需要。

  从天下观到世界观

  如果我们从小范围讲,汉族生活的农业地区有没有共同性呢?我认为是有的,简单归纳起来,集中反映在其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中。

  首先来谈天下观。今天我们比较多讲的是世界观,但是在古代是没有世界的概念,中国古代说的是天下。中国自古以来,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中国在天下中心的范围,而其他的周围都是“夷”。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越是靠近中间越是了不得,那是中原,在今天洛阳一带。如果边疆什么地方发达了,也会自称“小中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越南、朝鲜等,甚至是日本。越南说自己是“小中华”,或是“南天中华”,越南的旧王宫里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匾额。

  唐朝时的长安像是个国际城市,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都有很多,但是唐朝有没有派人出去留学呢?没有,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宋朝时,泉州已经形成了阿拉伯人的社区,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但是基本上也只是人家来我们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最好,出去干什么?

  这种观念一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乾隆皇帝赐给英国使者的诏书里,还是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天朝什么都有,难得你们国王派你来给我们祝寿,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你的,我们不稀罕你的,还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打败了,当时看到总得融入世界了,派湖南人郭嵩焘做英国大使,后来湖南人还组织了抗议,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把他开除湖南省籍。

  西方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发现连官方都称呼他们为“夷”。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里专门有一条,今后不能以英夷、法夷相称,我称你大清国,你要称我大英国、大法国。开始清政府成立了“通筹夷务全局”,后来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辛丑条约,专门加了一条,大清必须成立外务部,清朝没有办法,1901年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今后改为外交部。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概念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没有解放,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去解放。“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做了十几年教师,我整天讲这些,我一度对这些深信不疑。即使到现在,我们的教育还是说,中国历史上都比外国强。我是教历史的,不信到大学历史系做调查,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到底排在什么位置?都认为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最多是中等的,我们说自己是五千年文明,其实到现在能证明的也就只有四千年,这个历史跟古埃及有什么好比的呢?人家公元前五千年的东西还在,距今已经七千年了,跟巴比伦也不能比。

  中国的确在世界上处于先进的时候,这种天下观没有多大的影响,当中国孤立于世界时,也没有影响。但是当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如果还是这样的观念,那是相当危险的。这种天下观彻底解决,就是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人从天下观进入了世界观,从自以为是天下最发达、最文明、最了不得的国家和民族,到承认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之一,有长处也有短处,这是靠改革开放。

  至少现在没有哪一个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天下观形成至少有三千多年了,现在改变过来,这是改革开放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要讲中国的国民性,我认为这是国民性很大的进步。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伦理观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的。比如孝,现在有人讲弘扬孝总是好的吧,其实孝的本质并不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哪一个民族没有呢?只是尊和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孝对农业社会特别重要。像游牧民族、采集民族、航海民族是凭本事吃饭,但农业民族不能比谁种粮产量高,不能凭武力,而是靠周而复始比较简单的重复。民国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汉朝时没有多少的进步,甚至粮食产量更低,因为人多地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纪大的人靠什么维持呢?不能靠劳动能力了,那就得靠礼仪制度,通过一种规范保持老年人的地位。中国的伦理,尊老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要靠子孙供养,反过来子孙也要依靠家族,所以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正因为这样,最早的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为了维持这样一套制度,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家族要得到繁衍,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不包括女儿,只能是儿子。

  有一次一个大学生问我,提倡孝有什么不好,我说那明天你老爸老妈给你找一个女孩子,父母之命让你们结婚,明年马上就生孩子,按照孝你必须服从。今天讲孝只能回到尊老爱幼,能回到“以孝治天下”吗?不可能的了。

  守节的概念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汉朝时妇女还是比较自由的,汉朝皇帝的老婆,一大半的都是“拖油瓶”(编者按:指寡妇带着孩子改嫁),还有不少是再婚。刘秀姐姐的丈夫刚死,她就托刘秀再找一个。当时并不觉得改嫁有什么了不得。为什么后来逐步改变了呢?社会到了一定时候,不再是刺激人口多生,而是要尽量少生,于是就在伦理上造出一整套理论。汉朝已经有人造了这样的理论,但是流行不起来,一旦社会有这个需要,这个理论就上升为普遍化了。到了明清时更加厉害,明清的时候到处造贞节牌坊,树立社会的典型,大家要注意,社会树立的典型往往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今天一些地方如果到处表彰见义勇为,那可能这个地方乱得不得了。

  分家的问题,也是中国伦理的大问题。几代同堂往往受到赞扬,但是实际上往往很少,因为统治者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税的。比如商鞅变法就有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要分家,独立门户,赶快生育,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统治者拼命表扬四世同堂、多少代不分家等,但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征税等希望都是小家庭。大家庭的伦理一直是作为一个典型,实际上仅仅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实际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人口离开了农村,将中国最后的宗族观念的基础瓦解、消解了。现在广州城里,有几个是大家庭呢?现在各地修家谱、族谱,什么地方的人最积极呢?老家的,县城某某修谱会等。这种伦理观的维持,是靠原来的体制,把人都束缚在土地上,户口不能迁、人口不能流动,但是如果人口频繁流动了,这种观念就会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需要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促使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已经连续15年本地户籍人口负增长,已经到了维持人口更替的最低标准,已经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适当多生一点。上海市这几年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胎,取消对不生育子女家庭的奖励等。这主要是社会的变革造成的,现代人主要依靠社会保障,靠子女供养观念基本上消解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观念的比较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敢说“富是光荣的”

  第三个观念是义利观。

  中国长期以来,财富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的“耕读”。耕就是农业生产,读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古代一个家庭被称为“耕读传家”,就不得了。中国古代商人要么非常低调,要么就结交官府,到了清朝时就买一个候补道台做做。很多商人即使赚了钱,也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归到儒,培养他们念书,或者想办法买一个官做做。

  传统中国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这一点大家好像都有误解。中国历代都是“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过是为皇帝管理资产,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皇帝剥夺财产,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汉朝时每年财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开支,一份用于皇帝家族的开支,还有一份最荒唐,给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还有给自己修墓。

  中国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很大的破坏。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权,政策马上改变了,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不纳粮,统治者吃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纠正了对财富的观念,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是带来了不少社会的弊病,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一个政府能够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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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都》1.12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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