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不能简化的权利——评刑事简易程序中的国际人权标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6 次 更新时间:2009-01-14 16: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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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简易程序不需要按照普通的审判程序陪审团审判和直接言词的形式进行审理。这必然要使被告人的一些权利无法行使,或者无法充分行使。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各国在简易程序适用中保障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以国际公约为标准,作者认为简易程序中的基本程序权利有三项:知悉权;程序选择权;律师帮助权。以此为基础,作者指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被告人人权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的方案。

  [关键词] 简易程序 人权公约 知悉权 程序选择权 律师帮助权

  

  简易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按照普通的审判程序陪审团审判和直接言词的形式进行审理。这必然要使被告人的一些权利无法行使,或者无法充分行使。但是,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各国在严格限制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前提下,保障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1989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14届世界刑法学会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的决议。该决议建议各国立法部门“对简单的案件,可以采取,也应当采取简易程序,但是应确保被告人享有获知被控内容和有罪证据的权利,享有获得法庭审判的权利,包括提供证据的权利和延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在该内容中实际上规定了简易程序中的基本程序权利的内容有三项:一是知悉权。包括知悉指控内容和有罪证据的权利;二是程序选择权。即被告人有权要求进行法庭审理,这是他的一项权利,如果他不愿意适用简易程序,就应当适用普通的法庭审理程序;三是律师帮助权,即延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各国在设计简易程序的同时都体现出了对被告人人权的最低程序保障,被告人至少应当享有以下基本的程序保障权利:

  

  一、简易程序中的知悉权

  

  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知悉权是指被告人有知道和了解自己被指控的犯罪的内容和有罪证据的权利。这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最基本的程序权利。

  被告人的知悉权来源于程序主体性理论及其产生的程序参与性原则。程序主体性理论特别强调刑事诉讼中的追诉对象,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在诉讼过程中与控诉机关、审判机关拥有同等的主体地位。法院是审判权的主体,检察官是侦查和控诉权的主体,被告人是防御权的主体。知悉权是确认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行使主体权利的基础。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均得到立法的承认。这一种观念其思想体系可以追溯到1216年英国大宪章。正当程序概念本身最早出现于爱德华三世的时代,原来这一词语只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使用范围,意味着在广义上“剥夺某种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notice)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hearing)的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①]关于正当程序的观念与程序的正义观念有何关系?因这两个概念本身的多义性而构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但两者在有一点上是重合的,即“恰当的告知和听取”。[②]可见,被告知的权利即知悉权是一切程序展开的基础,也是被告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参与诉讼影响裁判的基础。在80年代在期,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诉讼主体理论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新刑诉法颁布之后,程序性主体理论在我国法律中已经得到了体现,被告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也被我国学者所确认。[③]在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知悉权是被告人决定是否选择简易程序而放弃接受正式审判的权利,以及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和其他基本程序权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权利的行使,其他程序内容就不可能是正当的。

  各国各地区关于简易程序中知悉权都作了立法规定。有的是体现在一般的刑事诉讼规则中;有的则对简易程序中的知悉权作了特别的规定。在英国的简易审判程序中被告人根据法庭的传票出庭。被告人拒不到庭的可以签发逮捕状强制其到庭,而一般不作缺席审判。[④]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0条规定,在审判之前,传讯应当在公开法庭进行,包括向被告人宣读大陪审团起诉书或检察官起诉书,向被告人说明指控性质,要求被告人作答辩。在要求被告人作答辩前,应当向被告人提供大陪审团起诉书或检察官起诉书的副本。此后,才可能进入罪状认否程序,在该程序中被告人如果选择了有罪答辩才可以进行辩诉交易。法国的两种简易程序中以简易程序审判的,被告人有对违警罪法庭的判决知悉并提出异议的权利(法国刑诉法第527、528条)。在第二种简易程序综合性罚金程序中均规定了在30日或者2个月内被告人有异议权,显然也具有对指控的罪名和证据的知悉权。德国刑诉法所规定的处罚令程序明确规定处罚令的内容应包括告知被告人提出异议的可能性、期限与形式(德国刑诉法第409条)。对其在普通简易程序中也规定传唤被告人时就必须通知他有关控告的内容(德国刑诉法第418条)。日本规定的三种处罚令程序中对第一种简易公审程序只是庭审程序的简化,它仍然应遵照日本刑诉法第229条之二“在提供知悉或阅览机会时对证人等的保护”的规定,而在简易程序中即交通安全即决裁判程序中被告人有了解罪名和处罚之后的书面异议权(日本刑诉法第461条之二)。我国港、澳、台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也都规定了相应的知悉权。

  在知悉证据方面各国都规定了刑事证据展示制度。英国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与侦查法明确规定检察官向辩护方进行证据展示的规则。规定侦查官员有保存证据的义务。检察官应当将证据向辩方予以展示,在辩护方向检察方进行证据展示之后,检察官还要向辩护方进行第二次展示,只要这些材料可以被合理地期望有助于被告人的辩护,同时还规定了检察官在诉讼中赋有对证据展示问题进行连续性审查的义务,即在案件被撤消或判决之前检察官发现有利于辩方的材料应尽快向辩护方予以展示。在美国也规定了证据展示制度,联邦刑事证据规则第16条规定政府方必须向辩方透露证据,其范围包括被告人陈述、被告人的先前记录、文件和有形物品、检察和实验报告等。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416和419条规定,在预审程序举行之前,允许辩护方对检察官的书面卷宗进行全面的查阅,在预审程序结束后和法庭审判开始之前,允许辩方分别到检察机关和法院特别设立的部门查阅证据材料。日本刑事诉讼法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的起诉方式,要求检察官在起诉时除起诉书以外,不得移送任何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其他文书和证据也不得引用这些证据和文书的内容。但与此同时,该法第299条第1款又明确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请求询问证人、鉴定人时,应当预先给予对方知悉他们的姓名及住所的机会。在请求调查证据文书或证据物时,应当预先给予对方阅览该项证物的机会。但对方无异议时不在此限。”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知悉权。首先,从被告人了解指控的罪名来看。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77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仅仅是审判程序的简化,有关的其他规定应当遵守普通程序的规定。被告人可以通过起诉书了解指控的罪名。其次,从被告人对证据的了解来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护律师在法庭审判开始以前的阅卷权,以了解检察官掌握的证据材料,从中找到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阅卷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审查起诉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自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及技术性鉴定材料。在法院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事实材料”。除此以外,简易程序中对案件的移送还做了特别的规定,即在简易程序中检察机关应当将全部案件材料移送给人民法院。

  尽管我国简易程序中和普通程序中都规定了被告人对罪名和证据的知悉权,但是刑诉法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表现为在罪名知悉权方面,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了疑罪按无罪判决的形式,但是又通过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改变指控罪名,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中指出,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做出有罪判决。这样就赋予了人民法院的罪名确定权。这一做法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罪名知悉权。因为改变后的罪名与被告人在审判前知悉的罪名是不一致的,这样做使被告人当时知悉罪名的权利流于形式,而变得没有意义。为了改变这种做法,实践中可以通过检察机关及时变更起诉来解决。因为变更起诉权是检察机关控诉权的一部份,通过变更起诉权来改变罪名是合符法律的规定的。

  简易程序在证据知悉权方面也存在问题,也具使之完善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庭审过程中尽管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法院调取对其辩护有利的证据材料,但是这一申请的决定权掌握在法院手里,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在法院要求查阅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是否有权拒绝,依照现行法律,检察机关一旦拒绝,法院并没有进一步的措施可以采取。而且即使是这种法院的调取证据的权力能够得到实现,那么也必然造成诉讼的拖延,影响法官对整个案件印象的形成,完全有可能造成对被告人不利的后果。其次,对于检察官不准备在法庭使用而对被告又有利的证据材料,难以纳入展示的范围。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其他国家的做法,建立我国的完备的证据展示制度,即明文规定辩方有权要求检察官向律师展示所有收集到的材料,否则法院可以发出强制性命令,要求其展示。同时为确保控、辩双方的平衡,法律也应当确立辩护律师向检察官展示证据的义务。另外,应规定违背证据展示义务的程序性后果,即对于突袭的证据法院应不予采纳。

  

  二、简易程序中的选择权

  

  所谓选择权是指刑事诉讼程序的参与者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识,决定启动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后变更该程序的权利。因此,从其内容来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启动的时候它应有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二是在简易程序进行中或者是在结束之后,被告人如果不满意自己的选择,有权要求使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其来源实际上是来源于被告人有权选择按正当的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权利。因为选择普通程序审理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因此,被告人对这种权利拥有处分权,他可以放弃普通程序而选择简易程序。从此也可以看出,简易程序选择权的实质其实是对普通程序的选择权。这种权利同样也直接导源于程序主体性原则,“国民之法主体程序主体性原则,及程序主体权等原理,纷争程序当事人即程序主体亦应为参与形成、发现及适用法之主体。”[⑤]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公认的宪法和诉讼法原则,因此,当事人必然有意识自由,有处分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愿意选择简化的程序,而不适用普通的程序,那么司法机关就应当尊重他的这种权利。即使这种选择有时候可能对保证他的实体权利是不利的,但程序选择者是自己根据自己的各种利益均衡之后所做出的明智的选择,我们也应该尊重这种权利。当然,他会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而所谓选择普通程序进行审判的权利,这是确保程序的利害关系者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和证据的机会的一个最基础的保障。这就是正当程序原则最基础的内容和要求,也是满足程序正义的最重要条件。为了保证这种参加权利的实现,一方面要求事实和证据应当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使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攻击和防御,以更加有效地发现真实。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有权决定诉讼进程的最关键之点。[⑥]除了这种制度保障之外,讨论诉讼程序的参加如何才能达到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还必须要仔细考虑程序的进行过程。其中给予参加者机会并不要求当事人实际上真正的参加了诉讼,只要给予了参加的机会就视为达到了参加的目的。[⑦]如果没有给他这种机会,那当然就视为剥夺了他参加的权利。

  各国对简易程序中的选择权都作了规定。在英国,在实施简易程序的时候,开始审判时要询问被告人是作有罪答辩还是无罪答辩。如果对所控之罪表示认罪则不再听证,从而予以判决。如果对所控之罪表示不认罪则法庭应该举行听证程序,听证程序的内容同普通程序相同。因此,可以说英国的简易程序是由简易法庭在审理过程中直接根据被告人的选择进行处理,并且普通程序不另行启动,而是由同一个法庭在同一次开庭中完成。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中规定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之间或者与被告人之间(当被告自行辩护时)可以进行讨论达成协议。即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或者轻一点的犯罪或其它相关犯罪作承认有罪的答辩或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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