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梅: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6 次 更新时间:2009-01-14 1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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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梅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IPE)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门新兴学科。该学科学派林立,内容庞杂,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IPE的学科性质及其基本理论,仍存在很大争议[1]。

  事实上,IPE的理论母体是古典政治经济学。18世纪70年代,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以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形成的新政治经济学的IPE理论,构成了IPE的主体部分;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渊源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IPE理论,也成为IPE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学者运用IPE理论,从政治与经济相互结合的新视角,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IPE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修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政治因素作为外生给定的假设,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他们认为,资源无法实现有效配置不仅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而且应当从政府失灵尤其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政治领域去寻找原因,政治因素应当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因素之一。不同的政治制度对经济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制度是内生的”,“而且是决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2]。因此,这些经济学家将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理论,亦即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ics),国内学界将其称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该学科在西方学界已发展成为最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是与微观经济学有密切联系的公共选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的一些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发展直接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3]。一些学者将新政治经济学引入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创立了IPE。

  布鲁诺·弗雷等学者根据公共选择经济学,将贸易政策视为公共产品,通过分析贸易政策产生的政治过程,“使政治内生(endogenous)于国际贸易之中”[3]。公共选择经济学最初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比较薄弱,布鲁诺·弗雷的研究对早期公共选择理论作了清晰完整的考察,探讨了影响一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因素。他认为,贸易政策是由政治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所谓“仁慈的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物。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和利益集团是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产品——贸易政策。如同企业家生产出能获得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争取选票最大化。一些利益集团通常通过竞选捐款和游说等活动,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为实现选票最大化,政治家往往屈从于少数利益集团的压力,采纳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不是推行代表大多数选民利益的自由贸易政策。同时,行政官员的主要行为动机,是在作为职务服务对象的人群中享有声望、权力与影响。官员的服务对象属于某个特定的经济部门,他们比政治家更加依赖于与某一利益集团的关系,因而也就比政治家更加赞成贸易保护政策。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没有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基础的贸易保护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其原因应从政治市场上去寻找。其他一些学者也研究了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提出了各种内生贸易政策模型。W.迈耶的“关税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和马吉·布洛克·杨的“选举竞争模型”,通过对选举过程进行模型化,分析了贸易保护政策决定的政治过程。A.L.希尔曼的“政治支持函数模型”和R.芬德利与S.威利兹的“关税形成函数模型”,对利益集团的行为和作用方式进行了分析,弥补了以上两个模型无法预测贸易保护程度的缺陷。G.M.格罗斯曼和E.赫尔普曼提出的“保护待售模型”,从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并将这一模型扩展到国际层次,将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政治因素相结合,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对一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影响[4]。其他一些学者还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对影响贸易制裁、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的政治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和权力分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布鲁诺·弗雷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现实中,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各个领域有可能产生强烈和持续的影响[5]。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将公共产品的概念引入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创立了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国际社会没有世界政府,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存在一个起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这个霸权国家能够并愿意提供国际贸易、货币体系等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经济就会保持稳定;反之,如果没有霸权国家,或霸权国家处于衰落之中,国际经济就会处于混乱状态。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将英国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同其政治和军事实力结合起来,认为英国和美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具有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关系规则的权力,对国际经济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作为分析对象,认为这场危机波及面如此之广,程度如此之深,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其原因是无法用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等单一的原因来解释的,也不能用历史上一系列偶然事件来解释。造成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为维护国际贸易、货币体系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即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和在危机时期提供贴现。”[6]罗伯特·吉尔平等学者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霸权稳定论[7]。他们强调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权力尤其是霸权的重要作用,深入分析了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地位发生的变化对国际贸易、货币体系产生的影响。认为霸权国家不可能无代价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它将通过建立分担成本的机制,要求所有享受利益的国家对公共产品做出贡献。一些学者还分析了国际贸易、货币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转化为霸权国家私人产品的可能性,即霸权国家维护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行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美国在战后利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自己开拓全球市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等学者汲取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借鉴了理查德·库珀的相互依存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创立了国际制度论(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与以权力为基础的霸权稳定论不同,国际制度论倡导发展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强调国际制度自身的作用[8]。他们认为,霸权的兴衰和国际制度的变化之间并不同步,国际制度能够在霸权衰落后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国际制度的创建和维持就成为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该理论不仅分析经济上单一的相互依存,而且将权力与经济相互依存相结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下,各国在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交易成本,相互依存越紧密,交易成本也就越高。而通过建立各种国际制度,可以对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管理,提供沟通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将潜在的利益冲突抑制在最低限度,并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使各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可控制的稳定状态。因此,国际制度即是“在相互依存背景下为控制冲突而实施的控制的人为安排”[9],是“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以及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10]。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国际制度通常采取正式的组织安排——即国际经济组织的形式,不仅包括全球性的经济组织,而且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道格拉斯·诺思曾将交易成本的分析推广到政治交换中,提出了“政治交易成本”的概念,认为政治市场比经济市场更多地被交易成本所困扰,但诺思没有对产生这些成本的核心因素以及各种利益主体如何应付这些成本的机制做深入研究[11]。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弥补了诺思的缺陷,提出了政治交易成本理论,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交易成本,以及可以减少这些成本的工具[12]。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存在大量的交易成本,很多契约会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达成,从而导致最优政策——自由贸易政策无法形成。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政治过程将能够制定出自由贸易政策。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尽管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很不充分,但在分析贸易保护政策方面,有较强的解释力。

  一些学者在国际制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治理论(Global Governance Theory)。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相互依存的基础,当今世界的相互依存已发展到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在全球层次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治理是必要而且是迫切的。”[13]“进入21世纪时,我们所面临的一种两难境地是,当市场努力成为全球性市场的同时,为它们提供支持的制度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性的。”“长期而言,摆脱困境的方法就是设想一个政治也像经济一样全球化的世界。”[14]该理论认为,所谓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15]与国际制度相比,全球治理包括的领域更加广泛,不仅仅局限在具体的贸易或货币领域,而是将全球范围的各种制度有效地结合起来。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各国政府及有关政府部门。一些学者主张,虽然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但主权国家的政府仍应是全球治理的主角。“治理仍应将建立在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国家权力、国家间的权力分布仍然十分重要。美国是否继续占主导地位,或其他大国成功挑战其地位,将从根本上影响全球性的方向及其治理形式。”[14]二是国际组织,包括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的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等。一些学者提出,应将联合国改造成为世界政府。三是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它主要由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网络和公民运动等组成。近十年来,国际性的非政府民间组织已明显增多。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政治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阿伦·德雷泽作为该领域的杰出学者,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宏观经济领域政治因素如何对经济政策产生影响[16]。他指出,利益冲突或利益不一致性是宏观经济学的实质,在现实世界中,宏观经济政策是由一个必须平衡利益冲突的政治机制所选择的。因此,宏观经济领域结合政治因素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决策的政治性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以及最终影响这些政策所具有的经济结果。阿伦·德雷泽结合各种政治因素,对于开放经济中的固定和浮动汇率的选择、资本流动政策、货币危机及其传导、货币一体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等国际金融领域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系统地分析了影响各国对外金融政策可信性的各种政治因素,如政党和选举制度、法律制度、决策机制与授权机构(中央银行)等。T.佩尔森和G.塔贝里尼进一步推进了新政治经济学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研究。他们提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常对政治制度视而不见,只关心经济政策决策的结果。但政治制度决定了制定政策的程序。为何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可否将这种差异归因于民主制度的区别?比如欧洲的议会制和美国的总统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吗?不同的选举制度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实中出现的背离最优的政策是否反映了由于政治过程不完善而导致的失败?两位学者综合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经济学,提出了新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的一种统一框架和方法,对个体、利益集团、政治家、政治体制等因素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如何影响政策结果进行了严密的实证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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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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