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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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昭奎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和平周边关系中,日本因素基本上起到了正面作用。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日本因素在诸外国因素中的重要性长期居首位;在中国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日本因素成为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的最重要来源;在中国争取外援的过程中,日本对华援助总额在提供支援的发达国家中居首位。今后,中国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因素仍具有提供经验、合作共赢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日本经验

  「作者简介」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07)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这两件大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体现这种联系的关键事件就是1978年10月邓小平为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而对日本进行的访问,邓小平在访日前后和访日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日本和中日关系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运用邓小平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因素的交互作用,可以认为,在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的、外国的因素中,日本因素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一、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的日本因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拥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此时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对日关系。因为日本曾侵略过中国,是在西方国家中对中国欠账最多的国家;二战后,日本的岸信介内阁(1956年12月至1960年7月)和佐藤荣作内阁(1964年11月至1970年7月)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直到1972年田中角荣内阁上台,中日两国才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成为亚洲唯一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①「根据美国学者雷。S.克莱茵(Ray S.Cline)的"国力方程",1978年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国力得分分别为83和108,在世界上的排序分别为第七位和第五位。引自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与此同时,日本还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关系,虽然在当时其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这种强大的军事存在也不能不令周边国家感到巨大的压力。由此可见,构筑一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个国家核心利益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同日本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外交努力,达到了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目的,在这方面日本因素基本上起到了正面作用,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之年(1978年),中日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下简称《和约》)。这意味着以法律形式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两国结束"不正常状态"(即"战争状态")的宣示,正式开启了中日和平共处的新时代。

  从当时国际关系的现实看,《和约》签订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将日本争取到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阵线上来,形成了中、美、日联手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威胁的统一战线。

  1960年6月,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一个月后,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也使中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日趋紧张,最终于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事件。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试图联合美国攻击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导弹基地,摧毁中国有限的核设施;而美国为了冷战需要,不仅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而且将情报通知给中国政府。

  为了应对苏联大军压境的巨大压力,中国开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从而使中苏关系由20世纪50年代的军事、政治同盟变为对抗,而中美关系则由对抗转为和解。

  二战后,日本尽管亟须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但慑于美国的压力,在对华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美国为了推行反苏战略,开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971年,基辛格访华是秘密进行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也只是在几分钟前才通知日本。这一切使日本感到十分恼火,称美国搞"越顶外交".1972年7月,田中角荣首相上台后,于当年9月访问中国,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田中访华后,他就积极准备访苏,并于1973年10月成行。日苏之间存在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而田中却提出了"出口理论",①「Gerald L.Curtis,ed.,Japan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 ,New York:M.E.Share,Inc.,1993,p.281.」期待日苏经贸关系发展最终将解决日苏领土争端。田中此举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日本毗邻的萨哈林地区北部发现了储藏量巨大的优质石油天然气田,日本对参与开发西伯利亚的油气资源(当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其将近九成的油气等资源分布在西伯利亚)表现出强烈的期待和热情。

  田中内阁的对苏政策在其继任者三木武夫内阁时期(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进一步发展成为对中、苏的"等距离外交".这不仅是为了发展日苏经贸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二战后,日本虽有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慑于在地理上接近、在国土面积上位居世界第一(相当于日本的59.3倍)、在军事实力上堪与美国匹敌(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达到顶峰)的北方庞然大物苏联的威力,②「1959年,三木武夫议员访苏会见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用手指戳着身旁的地球仪奚落日本客人说:"我的一根食指就把日本列岛全给覆盖住了。"参见冯昭奎、刘世龙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日本不由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因而既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又不想在对苏战线上冒尖儿;面对中苏两国日本表面上是"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重苏轻华".

  中日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但两国开展缔约谈判时正处于三木武夫内阁推行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时期,在谈判中,对于中方坚持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反霸"内容写入《和约》的主张,日方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日本与第三国(苏联)关系,会使日本陷入"敌视别国"的境地。与此同时,苏联不断对日本施压,指责中日缔约"直接把矛头指向苏联",极力阻挠中日缔约谈判,致使"反霸条款"是否写入《和约》成为中日缔约谈判中久拖不决的悬案。③「最终写入《和约》的"反霸条款"(即《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条)称:"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和约》关系到联合日本、美国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来,只有有效地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国才能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安心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并向西方国家开放。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在日本,福田赳夫首相(1976年12月至1978年12月)上台后,对恢复中日缔约谈判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加上美国卡特政府出于"联华制苏"战略也规劝日本尽快与中国缔约,中日两国终于在1978年8月缔结《和约》并写入了"反霸条款",虽然由于日方强烈要求《和约》中也写入"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立场",但《和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的'等距离外交'显然从倾向于苏联转变为倾向于中国——当然是在得到美国首肯的前提下完成的".①「Gerald L.Curtis,ed.,Japan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p.282.」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日苏关系趋于恶化,中、日、美形成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共同战线。

  (二)冷战后的日美同盟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失去了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纽带,日美同盟也失去了所要针对的主要对象。然而,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需要与日本借助美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企图令双方感到需要继续利用这种同盟关系,从而导致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不仅未被削弱,反而日益增强。

  1996年,日美签署《联合宣言》。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简称"新指针")出台。这个"新指针"与199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紧密配合,旨在强化日美同盟在日本"周边地区"的作用,明确将台湾海峡的未来战事包括在其防卫范围之内。

  对于国家间的同盟而言,存在共同的敌人或威胁是维系同盟关系必不可少的纽带。上述日美同盟的发展动向在实质上就是企图以中国"置换"苏联作为日美同盟所要针对的新的共同威胁。不断加强的日美同盟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的主要影响是:(1)对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形成牵制,特别是对中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行使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构成潜在威胁;(2)对中国实施海洋战略,维护通往中东、非洲地区产油国的海上运输线形成掣肘;(3)对中国开发东海天然气等资源、解决与日本的钓鱼岛领土争端构成潜在威胁等。

  然而,由于中国在力阻"台独"分裂祖国的邪恶图谋的大前提下,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由于中国理解日本对其海上运输线即"生命线"的关切,②「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每年进口货物达6亿~7亿吨,出口货物近亿吨,其海运量占世界海运总量的25%,换句话说,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的每四艘货轮中,就有一艘是为日本运货的。特别是从中东经马六甲海峡通往东亚地区的"海上运输线"更是日本从中东产油地区运输石油的生命线,一旦这条航线受阻,就等于割断了日本经济的命脉。即便日本没有遭到敌国的直接攻击,日本经济也可能遭到致命的打击。」也认识到维护从非洲、中东直至东亚地区漫长的海上运输线安全不是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做到的,因而主张中国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中国在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依照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今年也是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针提出的30周年),通过长期努力与日方就"使东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达成共识;由于中国采取了着眼于广大日本国民的对日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和支持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通过改善两国关系使疯狂敌视中国的少数右翼好战分子煽动日中对抗的企图难以得逞;由于中国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努力防止美日军事同盟剑指中国的潜在威胁转化为现实威胁,也使日本右翼学者套用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Modekski)的"霸权周期理论"③「莫德尔斯基分析了15世纪以来世界大国地位变迁的历史,认为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可划分为"领导者"、"支持者"、"挑战者"和"乘车者"四类。16世纪葡萄牙曾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西班牙是向葡萄牙的"领导者"地位挑战的国家,而荷兰则是葡萄牙的"支持者".到了17世纪末,取代葡萄牙的领导地位的,不是作为"挑战者"的西班牙,而是作为葡萄牙的"支持者"的荷兰。其后的几百年相继出现了法国挑战"领导者"荷兰、德国挑战"领导者"英国的局面,结果取代荷兰、英国成为"领导者"的国家均不是"挑战者"国家,而是原来"领导者"国家的"支持者"、即英国和是美国。参见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Hampshire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1987,p.12.」,认为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在同美国的对抗中被大大削弱,从而使作为美国的"支持国"的日本得利的期待落空;也由于上述中国的外交努力得到了日本国内"鸽派"政治力量的响应,从而在一些关键时刻避免了两国关系走向对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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