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民:工人成熟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工会的转型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0 次 更新时间:2009-01-09 18: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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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民  

  

  内容提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的劳资问题日益尖锐。但是,在国家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工会转型始终面临困境。为此,我们另辟蹊径,从工人运动的内部入手,分析中国工会转型的条件。我们认为,如果社会法团主义能够成行,它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工人所具有的成熟权利意识和理性算计能力。当这些前提还不存在的时候,工会应当担任工人辩护士和启蒙者的角色。同时,本文还认为,工人启蒙,应当取功能"合作论"而不是"冲突论".

  关键词:社会法团主义;市场经济;权利意识;理性能力

  作者简介:王向民,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本文是教育部青年课题资助项目的阶段成果,项目名称"政府、企业、职工的理性博弈"(项目编号:06JC810002)。本文同时受到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青年基金资助。

  在市场经济和国家主义的既定框架下如何推进工会转型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基于理论和现实的考虑,我们将从工会维权所需要的主要变量——市场经济、权利意识和理性算计能力——来推断工会转型的方向,进而从理论上讨论国家法团主义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适用性,以及其中的重要变量。

  

  一、国家法团主义分析及其瓶颈

  

  两种相互联系的态势,使得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工会。首先,劳资纠纷的频繁冲突和劳资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导致工人抗议频繁发生,使得社会稳定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最大考量。其次,19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国内GDP 的高速增长,社会的贫富分化愈来愈严重,以至于有人提出中国出现了社会的"断裂",即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孙立平,2002)。出于对社会公正问题以及对弱势人群的关心,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工会。

  学界对中国工会问题的分析,大致有两种思路。一种认为工会失位,是体制原因,国家主义体制必然使工会难以发挥相对独立的作用;一种认为工会作用不明显,是技术原因,工会自身程序技术上的落后导致工会功能难以发挥。前者是学界分析的主流范式,本文主要分析此种范式。

  把工会失位归结为政治体制,是国家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在社会分析中的延伸①「相关研究文献包括:陈峰、安戈、陈佩华、顾昕、王旭等人所撰写的论文。」。学界大致认同菲利普。C.施密特的法团主义①「Corporatism 一词在大陆被翻译为"法团主义",在海外被翻译为"组合主义".本文采用"法团主义"的翻译。菲利普。C.施密特认为,"组合制度(corporatismmodel)可以定义为一种利益代表的体系;组成这一体系的各个社会集团被组织在数目有限的团体中。这些团体具有下列特征:单一、强制性、不容竞争、等级分明、功能各异。它们得到国家的承认或批准(甚至由国家直接创建)。国家授权让它们去垄断各自社会集团的代表权,但是却在各团体领导人的遴选以及它们提出本集团要求与表达态度上面的控制"(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pp.93-94)。」概念,安戈、陈佩华把它具体解释为,"政府在每个界别或社会集团中仅仅承认一个全国性组织(例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会、全国农会,等等),由这个惟一的组织来全盘代表该界别或集团中一切个人或单位企业的集体利益??政府与这些组织建立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是,"政府并不试图去直接进行控制,而是给予各组织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一定的自主权。不过,为了保证上层之间达成的协议能够被切实地贯彻下去,政府要求各组织对其所属成员加以一定制约与控制。"(安戈、陈佩华,2001)法团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宣扬合作,认为在社会组织之间需要共识与协调。这同强调集团间相互竞争与冲突的多元政治的利益集团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法团主义与政权制度并无直接关系,作为国家与专业社团关系的界定表述,它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制度结构。大致分作两类:社会法团主义和国家法团主义。社会法团主义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其特征是各个组织的高层领导人需要对本组织的成员而不是政府负责,同时政府也无权就各方协议的条件直接下达命令,它所体现的是制度化的协商(institutionalized bargaining)。国家法团主义则主要发生在国家相对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特征是国家的决策权主要由政府掌握,甚至连法团主义组织都要由政府来创建并管理,政府还掌握了随意指定或罢免这些组织领导人的权力,这类"代表性组织"(representativeorganizations )通常起着防止独立的群众组织兴起的作用。

  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对于中国工会颇有解释力。建国后中国政治一直实行"党政合一"国家体制。改革开放后实行"发展主义",其特征就是利用高强的政治权威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强权政府与竞争经济并存,是前者控制后者的发展模式。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为外国资本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国家不惜限制工人的权利,约束工人的行为。因此,出现了工会受制于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现象,地方政府默许企业侵犯工人权益。

  研究者大多采用了国家法团主义的分析框架,认为国家才是劳资关系的制定者。张允美教授的"工会与党-国家"模式,通过分析自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建政以来,中国工会与党-国家的五次冲突过程,认为工会一直没有摆脱"顺从-冲突"的怪圈,得出"理顺与冲突"的结论(张允美,2003);陈峰教授从"国家与劳工之间"的角度提出"市场经济下中国工会的角色冲突",认为"不论是判断工会与管理者的权力关系,还是理解工会在中国劳资冲突中的作用,国家与工会的关系,都是我们当前考察的焦点。"(陈峰,2003)陈佩华的"中国、组合主义和东亚模式"认为,虽然中国社团在党和国家的推动下得到了它们活动的空间和自主性,但是这些社团仍然处于党和国家的控制之中(安戈、陈佩华,2001)。

  国家法团主义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解释框架,它暗含"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工会研究的"中介"模式(intermediarymodel )、市民社会模式(civil society model )等。然而,上述分析框架实质上是同一的,只是分析的向度不同而已。

  国家法团主义的工会研究假设,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劳资冲突,并严重影响了政治社会生活的秩序。他们敏锐地观察到,现政权推进市场经济的决心为工会的转型注入了更为强劲的动力(从某种角度说,"中介模式"和"市民社会模式"正是此种观察的产物),"无论中国的精英还是老百姓都不想看到中国正陷入以不同形式折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安戈、陈佩华,2001)。因此,在市场催生工会维权功能的同时,政权也默许工会的某些维权行为。

  此种假设有其历史合理性,其特点在于,从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外部逻辑入手,寄希望于国家-党-政府的自动理性转型,假若工会和工人运动"能够"顺势赶上,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境地也就水到渠成了。在这种体制下,工会成为国家的伙伴,并且在三方的制度性安排中具有独立地位。

  但是,此种分析的缺陷在于,他们往往着眼于逻辑或者国家需求,忽略了工会运动的主体-工人。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工人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工人在法团主义的框架中只是一个被救助、被安抚的对象。因此,在研究中经常处于窘境:一方面,把中国工会研究的困境归结于国家体制,而国家体制的瓶颈又难以改变;另一方面,工人只是满足于工会的救助,而不反过来支持工会。因此,工会维权似乎只是一个"家长式"的维护机制,只有工会的独舞。

  如何使工会能够从独舞的尴尬状态中解放出来,要求我们必须回到工人和工会的主体性意识上来。这意味着从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内部成熟入手,谋求工人运动的理性成熟,使工人成为中国工会转型的自变量。工人运动的成熟,笔者以为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劳资关系下,促使工人权利意识的生发与成熟,同时,各行为体还能够有精确的理性算计能力,从而为集体行动提供合适的判断基础。因此,市场经济、权利意识和理性算计是工人运动的几个核心分析概念。

  

  二、市场经济:基于利益区分的工会增建

  

  市场经济与工会是一对孪生子,二者有着天然的关联。市场经济以资本增值为目的,资本增值离不开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依赖于资本管理者的薪酬工资。假设商品价值总量既定,可以设想资本管理者总是试图压低劳动力价格,以期获取更多的资本增值额(剩余价值)。所以,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劳资纠纷和劳资矛盾。然而,劳资双方的博弈,在力量上是不均等的。资本管理者凭借着雄厚资本、企业所有权以及雇佣工人的主动权,占据着博弈天平的制高点。工人在博弈游戏中处于劣势地位,除了不得不遭受剥削以外,工人往往自我组织起来,以集体力量抗衡资产者,从而尽力使得劳资双方达到动态的平衡。工人的自我群众性组织就是工会,它以代表工人利益为天职使命。所以,市场经济下的资本游戏必然需要工会作为工人利益代表。

  对于中国而言,这个逻辑过程具体为:首先,市场经济导致工人队伍的多元化和阶层化,从而使得工人权益问题更为严重;其次,资本无国界,其他国家或者企业的工会运动和人权理念"流动"到本地,如中国南部地区的"一场由老外推动的工人权益变革"(王金红,2005),从而使得工会职能被宣扬出来;最后,市场经济的权利意识和理性算计功能也会逐渐移传给工人和工会,从而使得工会成为一个工人利益代表组织。

  市场经济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功能性关联,主要以两种方式呈现出来:(1)体制内工会以增建形式呈现;(2)体制外社会自组织以原生形式呈现。这两种组织都是市场经济推动的产物。

  工会增建不但与市场经济发展呈正比,而且与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呈正比。工会规模较大,工人运动较为成熟的企业多为非公有制企业,企业所在地也以广东、福建、浙江、湖南、上海等省市为多。而非公有制企业所在地,广东、福建、江浙地区以及上海,都是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目前学界关注的"义乌工会模式"、"温州工会模式"等,都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

  市场经济为什么会为工会组建提供契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经济能够提供以"利益"为中心的谈判机制。这里的"利益",最为重要的就是"物质利益",直接的物质利益是劳资谈判的核心内容。当前中国工会活动的主要取向也是物质福利和民主权利。所以,当体制内组织无法满足社会所需要的利益调节功能时,社会就会自组织起来,形成原生的维权组织。这就是工人维权中的"类工会"组织。

  如果说,体制内工会的增建模式主要通过体制优势,依靠政治资源在各个企业和部门展开"布点"工作,那么,这种体制外社会原生组织则主要来源于社会利益调整的自发需求,吸引工人"以脚投票".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较发达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社会利益不能迅速、有效地被体制内社团所吸纳和代表,从而出现了一些替代性组织,譬如"地下工会"、"老乡会"等维护职工权益的非法组织。在用脚投票的过程中,很多权益受损的职工投入到这些社会自组织中。这些原生社会组织与体制内工会有着重要区别。工会履行"双重代理"职能,而原生社会组织却只有一重代理职能,并且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等与政治权力为敌的非法组织。

  

  三、权利意识:非对等的维权结构

  

  权利意识,指基于自身政治地位而形成的身份意识。具体言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具备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意识,能够判定自我身份具有的权利的内容及性质。其次,完整的权利意识还包括义务责任观念,权利与义务并重的权利意识是积极建设性的,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权利意识是消极破坏性的。最后,成熟的权利意识是一种包括积极建设性权利的合适合法行为,而不是一种非法、破坏性行为。否则,这种权利意识就是原始的、自发的,当然也是粗暴的。

  按照工人行动的主体,我们可以分作工会的权利意识和工人的权利意识两类。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会向来不缺乏权利意识。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经济的进程,工会内部要求工会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呼声也不断增加。中国工会的权利意识,也可以在工会参与制定并颁布的法律法规中看出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1995年颁布了《工会参与解决劳动争议的试行办法》,强调了工会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工人提供司法帮助的必要性,号召工会建立自己的法律部门,专门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工会的自我改革也反映出工会的权利意识增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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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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