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译事回眸之四:贺麟先生要我翻译《精神现象学》末章“绝对知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8 次 更新时间:2009-01-08 1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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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1959年,当我随北京大学哲学系师生从清水劳动锻炼一年有余重新回到燕园后,还来不及打开书本,谁料到,一纸调令如山倒,我从未名湖匆匆来到珞珈山,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人生旅途和学术生涯的大转折。令我无限感慨的是,我的老师贺麟、洪谦先生还在继续关爱我,信任我,来信给我一些新的翻译任务,使我在赶着鸭子上架的教学重压下;在政治运动一浪高一浪、教学秩序一再被打乱的局面中;在生活极其艰难、还要自己到江边挑萝卜、在山下挑煤粉上一区山上住处自己搓煤球、连一张稿纸也是十分珍贵的三年困难时期,我还能见缝插针地完成老师的重托,做一点经典名著的翻译,这是我在回头望中心里特别踏实的地方。我越来越体会到,在年青的时候所经历的生存条件的种种磨练实际上也是我人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1950年大学毕业留校,1954年晋升为讲师。在1956年的建国后的工资调整中我又连升为数很少的两级,在自己的母校有老师的关切,好好做学问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万万没有想到,1959年我就告别了北京大学。当我扶着老母、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肖静宁在北京读研究生未能同行)到达武昌火车站时,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前来迎接的陈修斋先生和朱传启同志。陈修斋先生比我年长,院系调整来北大后我们在一起工作过。我放下行李,就急于去看望他,他当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听说是你来,我的心就放下来了!”这句话的分量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这是一种有着生死之交般的信赖!在日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们成了一对相互配合默契的“老搭档”,他一直是我敬重的良师益友。朱传启同志小我一岁,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担任过我所在的教师团支部的书记,并多次到我在中关村的家里看望,比较熟悉。他热心快肠,乐于助人,学养深厚,工作能力特强,我到武大后,我们是珞珈山的老邻居,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他对我、我的家人,也包括来探亲的亲人都极为关怀并不遗余力的帮助。在火车站我环视了一下,我很奇怪,我极想见的孟宪鸿同志怎么没有来,对他我心中有几分怨气:不是他到北大拍板我怎么会来武大?但与此同时也深感他对我有一种可以说是“知遇之恩”,因为正是他居然有这样的胆量和眼光,选中一个从未上过一堂外国哲学史的课的人来武大哲学系支援外国哲学史的教学!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来是因为他已蒙冤划成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被下放到武大农场“劳改”去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复课闹革命恢复招生后,他一直担任哲学系主任直到改革开放后80年代中期,他在工作上和学术上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上!在他因肺癌住院期间,肖静宁曾代表我三次前往探望,后来他在北京病逝,没有在武汉大学张贴讣告。写到这里,我要向孟宪鸿同志献上一份深深的缅怀!

  当我到达珞珈山上住所,家还没有安顿好,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余志宏先生(当时系主任由李达校长兼任、1962年由志宏先生接任)就来看望我。他体察到了我初到一个陌生地方而又逢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上的窘境。如摆在眼前的是一岁的孩子既订不到牛奶,也买不到奶粉,怎么办?志宏先生马上就把他订的牛奶转让给我直到订上为止。半个世纪过去了,志宏先生早已作古,这件小事却恍如刚发生那样,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温暖着我的心。

  更令我难忘的是,志宏先生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信任与关怀。他完全支持我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的想法,使我在初到珞珈山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一种现在自己都无法想像的工作状态,边写作、边讲授、边印刷、边发放给同学的方式撰写出了在期末装订成册竟有40万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特色讲义。他还推动我为湖北省哲学学会第一次年会撰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字的主题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他指导和帮助我在教学小组开展“在教学中集体成长”的工作并到高教部副部长刘西尧主持的湖北省高教厅师资培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就此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把我通过德国古典哲学教学开展科研和在教学中促进教师成长的事迹推荐给《光明日报》,记者对我专访后在该报发表了相关的长篇报导。我在北大的老师郑昕先生见报后专门写信对我进行鼓励。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深地感到,来到武汉大学哲学系遇上了志宏先生这样好的系主任和总支书记,又赶上贯彻高教60条的阶级斗争相对平稳的时期,这实在是我的最大福分!我到珞珈山短短几年一直处于马不停蹄、经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状态。1963年的工资调整全系只有两个可能连升两级的名额,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志宏先生是党的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而立之年,就作为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反组组长,为策动程潜、程明仁起义和湖南省和平解放,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独特贡献。一位这么好的党的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武大三家村黑帮干将”,受尽了罄竹难书的苦难与折磨,残酷的斗争和单身牢房的刑讯逼供,使他的肠癌加速扩散到胃,生命垂危,已不能再劳动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在全国开先河,1968年“斗批改”就一锅端到农村办学(湖北襄阳隆中),志宏先生以重病之躯随之前往,几年来没有任何治疗,与群众完全隔离开来,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也在隆中,直到1972年他病入膏肓,当时的“军宣队”、“革委会”才派我护送他回武汉就医。在长10多个小时的火车途中,我们相对无言,只靠会意的眼神交流。

  当我把他送到珞珈山上武大招待所后,我要打电话通知他的家人,他阻止了,说他自己能打。他立即非常关怀地低声向我说:“你赶快过江回汉口家里去吧。”直到这时,他想到的还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人!谁知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我真是恨我自己,那时为什么不留不来多陪伴他一点时间性啊!志宏先生远远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含冤去世,死不瞑目!终年只有56岁。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苦泪横流,心头紧缩。志宏先生,我在这里仅以你在最黑暗日子里的以诗言志的诗句“丹心夜夜照明月,未记生前死后名”作为对你的缅怀与景仰,请安息吧!请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我十分清楚,调我来武汉大学是为了支援教学,如果我利用当时已有的一些“西方哲学史”教材照本宣科上上课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始终不渝地走在教学、研究、翻译三者结合的道路上,把“教材建设”作为我工作的重点,这是我在武汉大学站住脚唯一正确的选择。那本40万字的讲义经提炼后直至今日仍不失其学术光芒(以《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为题再版列入武汉大学“名家学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我先搞起来的、与陈修斋先生合著的《欧洲哲学史》试用教材,经修改后以《欧洲哲学史稿》为名正式出版,在全国学术界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我依然见缝插针,力争译事继续进行。最难忘的是,我已离开北大多年,我的老师还是想着我,信任我,提携我,继续给我一些新的翻译任务,还有一些想不到的任务。下面只说几件事。

  洪谦先生把他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下卷中克拉夫特的《道德的理性论证》交给我翻译,由王太庆先生校订。维克多·克拉夫特(Victor Kraft,1880-1975)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但他在哲学观点和伦理观点上都不同于维也纳学派创立人莫立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他被认为只是“同情”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他的哲学观点被认为是“经验理性主义”或“演绎经验主义”,伦理观点则被认为是“理性的自然主义”。 克拉夫特的《道德的理性论证》一书集中地论述了他的这种伦理道德观。洪谦先生要我翻译的是该书的第4 部分“道德的理性论证”,共25000余字,该译文先后收入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下卷、《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中,两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洪谦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对于扩大我的知识面、改变知识结构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意想不到的是,我到珞珈山不久,由校长办公室或党委办公室给我下达了一项“反修”的翻译任务: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篇——“历史过程的目标”(德文版,约10万字)。通过这次翻译,我到了解到,还有与当时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为依据的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很不相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看了为之一惊。它继承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传统,从12个方面深入详尽地讨论了“历史过程的目标”这样的论题:(1)来自经验的预见,(2)对社会的预见,(3)超经验的预见,(4)天文学历史观,(5)向自由上升,(6)向伦理上升,(7)向人道上升,(8)向健康和力量上升,(9)向幸福和满足上升,(10)向完满上升,(11)进步的规律,(12)进步的界限。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作为“反修”内部资料出版。

  此外,80年代后期,我还校订了孙周兴选编的《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中长达四万多字的海德格尔著作《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译文,对其中不当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没想到在正式出版时,译文还挂上了校者我的名字。

  最后,我才能回到正题,回眸关于贺麟先生要我翻译《精神现象学》的 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的事。大约是在1963-1964年间,贺麟先生来信交给我这一任务。其实当时“光明日报”已有相同的译文发表了。这种情况就更增加了对我进行重译的压力。这一章虽然只有14000字,实际上是《精神现象学》全书的总结,它展示了从感性意识到绝对知识发展诸环节和阶段的必然进程;指出了绝对知识是概念对自身的概念式的理解;深刻地阐明了:绝对知识以意识的现象学发展进程为前提和基础,就是以人类实践史和认识史为前提和基础,换句话说,人类实践史和认识史的辩证统一是作为逻辑学对象的纯概念的最深刻的基础、生命力的最根本的源泉和真理性的最后根据。但是这些看似明白易解的道理却是隐匿在黑格尔式的晦涩难懂的语言里的,而不掌握和理解这些道理,是无法信而达地译出黑格尔的原文,特别是他用以结束《精神现象学》全书的那段名言:

  Ihre Aufbewahrung nach der Seite ihres freien ,in der Form der Zufalligkeit erscheinenden Daseins, ist die Geschichte, nach der Seite ihrer begriffenen Organisation aber die Wissenschaft des erscheinenden Wissens; beide zusammen, die begriffene Geschichte, bilden die Erinnerung und die Schädelstätte des absoluten Geistes, die Wirklichkeit, Wahrheit und Gewiβheit seines Throns, ohne den er das leblose Einsame wäre; nur ___

  aus dem Kelche dieses Geisterreiches

  schäumt ihm seine Unendlichkeit.

  我经过反复思考和多次尝试最后是这样译出的:

  对那些成系列的精神或精神形态,从他们的自由的、在偶然性的形式中表现出的特定存在方面来看,加以保存就是历史;从它们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组织方面来看,就是精神现象的知识的科学;两者汇合在一起,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惟有

  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

  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起泡沫。

  (译文引自贺 麟 王玖兴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275页)

  当我十分认真地译出“绝对知识”一章的初稿,惴惴不安地将其寄呈给贺麟先生时,心中总是感受到贺麟先生对我的期望、提携与教诲。这篇初稿经贺麟先生和王玖兴先生校阅修改后,就成了两位先生合译的《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

  至于稍早一些时候贺麟先生要我翻译《精神哲学》的译事,我将在以后专门记述。

  从洪谦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要我首译《精神现象学》序言,到60年代初贺麟先生要我重译《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相隔十年,首尾相接,这是我译事中最为难忘和幸运的事。

  

  (200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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