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老布什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一次这三位要人从白宫出门时，老布什的汽车在前面引路，叶利钦的车紧随其后，而邓小平的车则跟随在叶利钦的后面。在一个路口老布什的车往右拐弯了，叶利钦的车也跟着打了右灯往右拐，此时邓小平的司机赶紧请示老人家我们该怎么办，邓小平毫不犹豫地下了指示：“打左灯，往右拐！”——民间政治笑话

中国的改革，从三十年前的轰轰烈烈，到今天的死气沉沉。不论官方与舆论如何打气，始终不见起色。中国的改革事业，难道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难道真的要寿终正寝了吗？

今天中国改革所处的困境，使我想起了自二十多年前至今一直流行的一个民间看法。这个不知谁发明的看法是：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等死还是找死？这真是个大难题。最明智的选择是既改革而不找死，又守旧而不等死。所以，真正的改革只能是不死不活的、具有象征性的行为艺术。可见，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既注定要改，又注定无法完成。从改革的现状来看，不能不佩服这个民间智慧的先见之明。

改革的归宿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不能实现改革者所期盼的“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想结局？——因为在光鲜照人的外表下面，改革的内核中存有若干不可弥合的重大裂痕。

首先，从所设定的目标来看，中国的改革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局部手段来解救、完善整体的社会主义。然而，这一目标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不成立。共产主义及其政党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逻辑。在一方做出妥协之后，双方也许有一个短暂的蜜月，但是他们不可能白头偕老。甚至在今天共产党新党员的入党誓词中，两者依然是不共戴天的。在现实世界中，既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也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政党领导的。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上都未曾出现过一种由共产党领导的实行资本主义的、稳定而可持续的社会制度。

其次，中国的改革是危机累计和危机推进的改革，它绕开而不是解决旧体制中最致命的问题。这种改革用制造危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每一项改革都试图解决一个已存在的社会危机，但是改革本身又带来了新的危机。改革不是像设计者所预期的那样结合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好处，而是结合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坏处。这样，各种危机就不断积累增加，并日趋接近临界点。

第三，中国的危机在根本上是价值与信仰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正当性危机。这也是旧体制中最致命的问题。而改革关注的是GDP，它根本无视这方面的危机，因而也绝无可能解决这个危机。经济发展掩盖不了、更解决不了价值危机。所以，对中国的危机而言，改革只是一剂治表不治本的药。

中国改革之所以不能善终，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就像“变天派”所认定的，这个“天”是不可补的。改革的目标是补天，而在上面打的补丁太多太重，只会加速“天”的坍塌。所以不补天是等死，补天是找死。现行的改革已经无法在导致危机的旧价值框架内解决问题。这就注定改革修不成正果。

等也罢，找也吧，快也罢，慢也罢，这些都说明，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速度。

中国人的民间智慧指出：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改革是“打左灯，向右转”。这似乎是改革之初执政者唯一可能的选择。毛泽东时代，是打左灯，向左转；这个选项已经被邓小平排除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打右灯，向右转”也已经被中国当今的执政党完全拒绝。剩下还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打右灯，向左转”，表现为高举改革的旗帜，回归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回到中央集权，回到正统意识形态；一个是把四个转向灯都打开，四灯闪烁，但是改革之车已经原地不动了——这也许就是中国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到尽头。社会上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改革的步伐却越来越慢，以至完全停顿。

最新的意识形态风向，最近出台的许多法律和政策都表明，在行进了三十年之后，面对无路可走的南墙，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大步折返！

中国经过近30年补天的渐进改革，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没有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且一些新的危机和问题正在加速积累。目前，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

在改革之后，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话，未来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制”。不要说愿不愿意，事实上，改革已经变成昨天的一场游戏、昨夜的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