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73 次 更新时间:2002-03-28 13:49:00

进入专题: 精英转换  

徐湘林 (进入专栏)  

  

  中国80年代所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国历史上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意义深远的政治精英的大转换。这场精英转换的指向是政治精英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自80年代初干部制度改革开始,中国领导人全力推动了这场政治的变革。在不到10年的短短时间里,几乎是所有的年迈体弱、缺乏良好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老干部离开了他们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岗位,同时,几乎是所有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凭借着激进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热情进入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与那些被清洗的运动型干部相比较,这一大批新启用的技术官僚大多是以往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或被冷落者,他们较少赞同过去激进的政治路线,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

  西方学术界有关社会流动理论一般认为,精英转换不是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完成,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然而,中国80年代政治精英转换过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其性质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经验。概括而言,中国80年代的政治精英转换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的。

  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和揭示中国80年代政治精英转换的性质和特点。首先,本文将解析经典精英转换理论主要论点,并指出一些学者用这些论点分析和解释中国80年代精英转换过程所存在的问题。其次,本文认为中国80年代精英转换的案例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经典转换理论解释的独特的模式。内在政治动力而不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变化成为大规模政治精英转换的根本原因,精英转换基本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其三,通过对精英转换政策过程中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考察,本文将对中国政治精英转换的结果作出几点理论总结和评价。

  

  精英更替社会经济透视的局限

  

  社会政治精英的历史性更替曾经是许多社会科学家们关注的社会政治现象。纵观精英转换和精英循环的经典文献,大多数的学者接受社会经济因素论的观点,在理论上倾向于把社会政治精英的更迭看作是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的结果。被认为是西方政治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意大利政治学家盖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 从其对历史的考察中推断,引发精英转换的直接原因是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可能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变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大规模人口的迁徙和战争征服的结果,但社会经济因素的改变则往往是最根本的原因。(1)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主要从生产方式的变迁分析精英的更替规律。他认为,精英群体的权力和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往往取决于该精英群体在特定经济结构中的特殊社会功能。在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对精英的功能需求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传统精英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因其经济地位的改变而削弱,其精英地位因此丧失并由新兴的精英群体所代替。政治学家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强调精英群体在社会中的政治功能。他认为,特定的精英是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求的,社会需求的改变必然要求精英类型的相应改变。(2) 社会学家锡德•斯卡思珀尔(Theda Skocpol)则从分析世界历史中几次重大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入手,试图说明精英转换的根本原因。她认为革命来自于社会要求变革的巨大压力,革命的成功直接导致了大规模政治精英的更替,由于旧的精英无法承担社会变革的任务,其地位不可避免地被胜任的新的精英所代替。(3) 欧洲新马克思主义者拉尔夫•米立邦德(Ralph Miliband)和尼科斯•庞兰扎斯(Nicos Poulantzas)认为,政治精英的构成是社会经济权力构成方式的直接结果,统治阶级往往就是社会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精英构成的改变是由社会结构的改变所造成的,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又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决定的。(4) 综上所述,几乎所有的主流学者都持有这种论点,即社会经济因素是决定某一精英群体取代另一精英群体的重要原因。

  西方主流学派这种社会经济因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精英研究领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6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东欧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共产主义比较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全面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特性的观点。他们的注意力从过去只观察社会主义国家上层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和权力精英之间权力斗争,转向了重新定义和分析这些国家政治精英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些广泛应用于西方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分析方法被引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社会关系。过去那些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独特性的研究范式遭到批评,认为所有社会都遵循着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重新流行起来。(5) 例如,许多学者在研究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政治精英时,主张以“经济法则”(economic imperative)的观点分析问题。他们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工业化所带来的劳动分工,社会的功能性分化和社会治理的复杂化,使得动员式的政治结构不再适应社会需要。党的传统统治机器在治理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所表现的无能为力,以及党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迫使这些国家重新调整其官僚体制和精英的组成成分。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愿望和努力所产生的首要的政治结果,体现为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的转换,这使得以管理技能和技术水平为标准提拔的干部大量进入政治过程。(6)

  另一些学者则从新旧精英的比较中进一步强调,在进入后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管理-专家型精英取代革命型精英的现象具有必然性。现代化进程和组织管理复杂的工业化社会的繁重任务要求国家职能部门引进管理-专家型知识分子。因为这些管理和专家型的新精英群体具有工业化社会治理所需要的技术和专业训练,他们比那些革命型精英群体更倾向与寻求理性的和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有关社会控制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例如,他们更主张用物质激励和制度化过程而不是意识形态、强制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管理-专家型精英的主张和诉求,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与主张传统方式的党的革命型精英群体的权力斗争。而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必将意味着老的革命型精英被新的管理-专家型精英所代替。(7)

  西方主流学派的社会经济因素论和6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精英转换研究的“经济法则”理论,被80年代研究中国后毛时代精英转换的新一代学者所继承。这些追随者在研究和解释中国8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时,完全接承了老一代主流学派的衣钵,他们认定,中国80年代政治精英的大规模转换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后毛时代中国的社会分化、政治非集权化以及高度集权的国有经济的根本性变化,改变了党对社会全面控制的地位,“党不再是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过程中唯一的政治精英制造者”。(8) 此外,他们还认为,党的领导不仅仅是社会政治转型的代理人,他们也会受社会转型的支配。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用主义的技术官僚替换了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党的干部,成为中国政治和官僚体系中的主导力量。而“技术官僚”一词则成为各级党政领导群体中管理-专业型精英的代名词。(9)

  然而,无论社会经济因素论如何主导着过去和现在的精英转换的研究,这一主流学派的有关转换的基本理论还需要解答多方面的疑问。首先,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决定精英的转换这样的命题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案例。并不是所有的精英转换过程都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革命过程,即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巨大转变。精英成分的构成和转换有时候取决于非社会经济原因的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精英的循环是保持社会系统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结果。在他们的理论中,社会的稳定可以通过精英的循环得以维持。在这里,不胜任的精英群体周期性地被来自社会下层有才能的人所代替,以保证国家治理能力的恢复和维持,从而减轻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之间的张力,避免使这种张力在日积月累后导致暴力革命。(10)

  无论是中国古代社会还是西方现代社会,都有一些案例可以证实这种没有社会变革和政治动乱的渐进式的精英转换的可能性。历史学家何柄棣在研究中国古代精英流动(elite mobility)时发现,精英成分构成改变的起因并不是来自社会经济结构,而是产生于官员录用制度的改变,例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竞争性科举制度逐渐的打破了先秦以来政治权力由世袭贵族垄断的局面”。(11) 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在对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精英构成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发现,现任的政治领导人实际上充当了决定精英准入条件的“看门人”。他指出,现任领导人通过修改录用方式、选举人产生的方法以及资格条件来影响政治精英的组成,而这一切都与社会经济力量和派系力量的改变无关。(12) 另外,60年代有关苏联东欧精英转换的研究,把精英看作是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被动接收者而忽视了领导层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力,这种观点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例如,杰克•比拉斯亚克(Jack Bielasiak)就批评道,占主流的社会经济因素论将苏联东欧政治精英研究引进了一个在概念上十分狭窄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政治精英成为依附于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附属品,而不是对社会发展发挥作用的力量。这种分析框架忽视了这些国家社会精英作用既有的事实,即“精英既是社会变化的客体,又是社会经济转变的主导人”(13)

  比拉斯亚克的观点是十分中肯的。在评价建立在社会经济因素论和技术官僚模式基础上的中国毛后时期的精英研究时,这一观点也是具有意义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对中国的精英研究,除引用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解释之外,并没有实证性地证实“经济法则”是如何影响和决定了精英的转换。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人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分析。这种对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职业资格以及事业成功模式的比较确实是有助于描述不同政治精英群体的不同特点。跨时期的比较也可以用来刻画政治系统不同发展时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属性。然而,这一切却很少能够说明80年代政治精英构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密切联系。

  中国现代精英研究起始于60年代后期。柯英茂(Ying-mao Kau)1969年的研究对1956年武汉市政治精英的个人背景资料的分析可能是最早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发现,虽然一些科学研究者和技术人员被党政部门吸纳进入基层精英群体,但他们通往中层和高层精英群体的路径则充满着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于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运动的革命型精英群体。该研究还指出,中国后革命时期党政机构中没有大规模出现技术-科研型精英群体,这主要反映了上层政治领导人对依靠技术-科研型精英管理复杂的工业化社会缺乏兴趣。(14) 此外,德雷克•瓦勒(Derek J. Waller)1972的研究也对用社会经济因素论解释中国政治精英变化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瓦勒的研究是将1956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个人背景特征与1927年江西瑞金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个人背景特征进行比较,并以此来检验当时的现代化理论提出的某些假设。根据现代化理论的这些假设,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与官僚科层制的细分化和专业化之间有相关性,因此,在后革命时期的社会,为精英所认知的现代化系统性要求被认为必将会在这些精英自身的特性中得到反映。所以,假如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能够最后取得成功,老的革命型精英必然就会在这一过程中被迫放弃权力,并将权力交给“管理型现代化推动者”的新一代精英。然而,通过对革命和工业化两个不同时期精英群体的特征比较,瓦勒发现,尽管两个时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方面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别,但精英特征的相似性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徐湘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精英转换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0.html
文章来源:发表在《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