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中国学术传统与实践的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6 次 更新时间:2009-01-06 00: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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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泽奇  

  对“天道”的了解可以“即物而穷其理”,致使“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做到“格物致知”。不仅如此,由于“天道”与“人性”理一,则知“天道”,即明“事理”。这样,对自然世界理解本身就变成了获得美好世界的工具。换句话说,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并不是终极目标,“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才是终极目标,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致中和”才是有效的途径。

  当我们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方法论来反观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后者对自然世界的探讨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即“格物致知”,对于“中和位育”,他们完全不讲。这大概就是在社会学中我们看不到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理学之于科学更多地关注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并且认为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息息相关,对自然世界的道理,不是不知,而为着“位育”而知,且要“致知”。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科学?”之类的问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三、实践的社会学:方法论改造

  

  由本体论差别所导致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差异落实到社会学的发展上,就变成了方法论的改造问题。简短的比较分析已经说明,社会学之于美好社会的关系并不在于既有本体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错误,更不在于具体研究方法的错误,而在于如何把科学的方法论向“致中和”的方向推进。

  根据李亦园先生的研究,认为“中和”观念仅仅存在于上层社会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指出在民间,这一观念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表达的更加普遍、更加充分。这种表达不仅存在于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更表达在对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譬如针对“八字”、“风水”、个体有机性、人际关系、以及人神关系的认知与实践中,几乎处处都展现了这样的观念[⑧]。李先生的研究已经证明,作为学术的知识积累事实上成为了建设美好社会的价值观念,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理学的方法论:把社会实践作为科学知识积累、认识社会现象的起点和目标。

  今天社会学方法论的误区正在于无法摆脱把自生物学诞生与发展以来所产生的方法论多元化放在柏拉图理想世界框架中的困境。好在生物学的发展已经说明了科学的方法也需要以实践为目标来建构实践的方法论。这一点,正是社会学的发展需要认清的。

  人类知识的积累已经无需在科学的逻辑上去论证实践之于理论的意义,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已经说明,没有社会实践的知识积累终将归于遗忘,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不胜枚举,只有那些在实践中获得应用的知识才进入了“永恒世界”、获得了积累,社会学也不例外。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学的方法论为社会学的改造提供了已经被历史证明的可行路径,那就是在方法论上把一个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放在认识问题的框架中,并将研究的意义指向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这才是使社会学进入“永恒世界”的正确方向,也是使这样的社会学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学的根本所在。如果一定要给这样的社会学一个名字,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实践的社会学”,它的方法论基础并不抵触科学方法论,而是要改造科学方法论,使其迈向“致中和”。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我的恩师,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中一再重复的,“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才需要科学。毋需隐瞒和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科学才会在人类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⑨]这也是致中和的核心所在。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①]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16页。

  [②]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SAChina工作论文》,2003年第3期,第3-19页。

  [③] 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2002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 [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2004年,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38-42页。

  [⑤]谢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编《21世纪与中国社会学》,2004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61页。

  [⑥] 谢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编《21世纪与中国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61页。

  [⑦] 阿佩尔:“解释—理解争论的历史回顾”,《哲学译丛》,1987年第6期,第56-57页。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陈启荣、曹志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理解’与‘解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23-29页。

  [⑧] 李亦园:“致中和——论传统中国乡民的基本价值取向”,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1993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95-108页。

  [⑨]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选集》,1996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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