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继学:国土公有制下的土地混合所有制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2 次 更新时间:2009-01-04 21: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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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继学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在区分“国土所有制”与“经济所有制”基础上,提出一种新土地所有制改革思路:即在农村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上,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当事人的意愿建立经济上的土地混合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之所以“新”,在于农民第一次在生产资料意义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因而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劳动者。

   关键词 国土所有制 经济所有制 新土地制度 自主劳动者 混合所有制

  

   中国农业改革发展到今天,土地所有制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所谓“三农”问题,说到底,终究绕不开地权这个核心。近期,一股又一股的土地私有化风潮不断袭来,气势汹涌,话语强劲,大有势在必行之架势。作者认为,土地私有制于中国,不合国情,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背道而驰。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出发,阐述我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看法,即建立国土公有制下的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混合所有制。

  

   § 土地的“国土所有制”与“经济所有制”

  

   我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提出反对土地私有制的,因为土地所有制事实上有终极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的严格区别。我反对的是终极所有权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而且须予申明,在本文中我们是在经济意义上即将土地仅仅作为生产资料来占有意义上讨论土地所有制的。

   其实,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土地所有制,都是在土地最终国家所有制或者土地全民所有制基础之上实现的。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我提出一个新概念,叫土地的“国土所有制”,用以区分土地的“经济所有制”。所谓国土所有制,是指对土地从一个民族国家对领土的占有意义上的所有制制度。所谓土地的经济所有制,是指在经济生活中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占有的所有制制度。任何经济意义上的土地所有制,最终都是由土地的国土所有制决定的。

   经济学家们大凡都忽视了,土地不同于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生产资料,它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土地的存在离不开地球的载体与地理位置,就是说它是不可移动的,万世固存的,并与地球生命共存亡。其二,这一特点决定,土地的存在与国家领土不可分,虽然不能说凡领土就是土地,但凡土地必然是领土。土地及其共生的矿山、河流、海洋、森林等等不可位移的可再生资源,产生了一个终极的最后所有权问题,即国土所有权。在实现上,它才可能与其它任何资源一样,在经济活动中被利用,在市场经济中被交换,其所有权被让渡。就是说,在经济社会中,土地获得经济所有权特征。正是由于土地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决定,土地的经济所有制无论如何变化,其终控权依然在原本的经纬线上,依然掌握在这块土地所依的政体上。没有人能拿走,没有人能改变它本来的地理位置。

   所以,土地所有制在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一概地都是默认土地国有制或者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二级所有制、派生所有制。国土所有制是土地的最终所有制,它决定其经济所有制。换句话说,所谓土地的经济所有制,实质上都是土地的使用权所有制。

   经典作家的论述给予了我们更坚实的佐证。在西方的历史上,如果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所有权证书,在行政权力的范围内当这个证书已经变得多余或成为威胁因素时,国家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寻找各种理由轻易地把这个证书废除。“小农──仅仅是名义上的私有者,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实际上的私有者。在英国,凭议会的一道法令,在两个星期里就可能使土地变为公共财产。在法国,这却要通过土地所有者负债累累和担负重税才能实现。”[1] 如果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什么所谓集体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可能是一个十足的冒牌货,国家始终掌握着任意动用土地变更和土地买卖的垄断权力,这样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在国家手里而不是在那个所谓的什么被愚弄的集体那里。“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 而在东方,在亚洲,在中国,前资本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制度是古老的土地国有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这就说明用其他理由难以说明的下述事实,即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整个地区,现在却荒芜起来,成了不毛之地。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3]

   回顾人类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都没有史实证明,可以在经济所有制的层面上通过购买获得国土成其为民族国家的成功范例。人类群族对外部世界的占有,起步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来演变为群族与群族之间的争斗。民族国家的国土建立,都是军事强权下的占有。不过,人类社会的漫长文明史经历了几千年之后,一个被称之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以一种划时代的方式改写了以往历史对国土的获得方式:经济购买。

   我们知道,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此时,美国领土只有大西洋沿岸13个州的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先后把13个州以外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土地划归美国,美国领土达到230万平方公里,约占现在美国本土面积的30%。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刚刚成立的美国很快就走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除了用战争,金钱成了获得领土最常用的方式。180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斐逊与法国谈判,希望以高价买到这一大片土地。结果,谈判出乎意料的顺利和迅速,拿破仑竟以8000万法郎(当时约合1500万美元)的价格把如此大片的土地卖给美国,连美国都感到不可思议。1848年2月2日,美国与墨西哥签订条约,美国只象征性地支付1500万美元,就购买了包括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地区在内的近140万平方公里土地。接着,在1853年,美国驻墨西哥公使加兹登又以1000万美元购得美墨边境近10万平方公里土地(后以“加兹登”命名此地)。当然,这笔交易是以战争胜利、军事威慑为前提而完成的。1867年3月,俄国派官员到美国洽谈出售阿拉斯加问题。当时,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在同俄国谈判时,开始出价500万美元,后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同俄国在一夜之间达成了购买协议,并且急不可待地于第二天凌晨在协议书上正式签字。终于,美国以绝对低廉的价格买到了面积达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半岛及其周边的阿留申群岛。总之,美国在100多年中,只用5000多万美元,却夺取了相当于独立初期3倍多的领土。[4]

   不过,史学家在描述这一购买过程中,似乎并没有否认这种购买背后的军事威慑与强权压力。那末,用今天的市场理论来解读,美国式的国土购买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济交易,尚存疑惑。这就是人们总是发问:为什么美国的国土购买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迄今也没有再出现过国土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通过土地购买获得国土的实例?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尝试用这种办法来扩大疆土,至今仍然两手空空。

   美国“9.11”以后成立的“国土资源部”,对其所属的所有领土实行的严控,证明了在国土意义上,从来也没有土地私有制,只有土地国有制。

  

   § 土地私有制断然不可取

  

   土地实行“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土地私有制的攻势屡战屡败,但却也屡败屡战。

   细究争论双方,人们在土地的国土所有与经济所有的区分上,并未有清晰的表述,常常混为一谈。本文在建立了这种区分的方法论前提下,首先予以廓清的是,在国土意义上、在终极所有权上的土地私有制讨论毫无意义。有关土地所有制争论,事实上只是土地的经济所有制基础上的讨论。

   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占有的所有制,一当讲到土地私有制,还必须辨析两种完全不同的私有制:一种是小生产方式的农民土地私有制,一种是大生产方式的资本土地私有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小生产方式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是一种落后的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方式,它有着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一个未开化的阶级,它半处在社会之外,并且兼有原始社会形态的一切粗野性以及文明国家的一切痛苦和穷困。”[5] 在这里,产业未及分化,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往往混沌在一起。比如“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6] “后者则直接消费他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尽量少买少卖,只要有可能,就自己造工具,做衣服等等。”[7] 在小生产方式土地私有制下,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按着习惯分散生产,孤立劳动,劳动的社会分工尚未展开。“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孤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8]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传统农业称为维持生计的农业和谋生农业,并且指出作为农民人身依附的那一小块土地是那个旧制度为了维护社会统治秩序而给予农民的最重要的生存保障,这样土地就具有较强的生存保障功能。农民丧失了土地就意味着贫困化。[9]

无疑,资本土地私有制是一个历史进步。资本降临人世,当它进入农业领地后,使传统的农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10] 在英国历史上,从15世纪著名的“羊吃人”到19世纪初的“清扫领地”,并相加于暴力手段,强行剥夺农民土地,经过了大约300年的历史,最终完成了将传统农民从伴随他们祖辈渡过了世世代代的土地上赶出去的任务。这是一个二重性的结果: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自由劳动者,使昔日农民变为自由民,自由得除去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们成为大批进城的雇佣工人。这是资本必需的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资本进入农业,将农业按照新的产业规则与资本的意志加以再造。“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即使在目前这种使生产者本身沦为牛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11] 用今天的话来说,土地实现了规模经营、集约化经营,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在资本魔方变幻下,土地农民所有制的小农经济,演变为产业化、公司化的农业企业,它的典型经营模式就是资本所有制的大农场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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