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静宁:试论意会知识的认识论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9 次 更新时间:2009-01-04 19: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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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静宁 (进入专栏)  

  

  人们在涉及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时,常常陷入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境地,我国古代即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之说。这是怎样一回事呢?这表明作为我们思维外化的语言并不能尽情地表达出我们的内心活动,还存在着非语言的所谓意会问题。首次把这一问题作为认识论课题来研究的是英籍匈牙利著名物理化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M.Polanyi,1891.3.12—1976.2.22)。1波兰尼的学术生涯是从自然科学进入哲学领域,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他对于认识中的不可言传明示的非语言的因素、即未曾表达出来的缄默的、隐性的意会的东西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进行了独具一格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理论概括。他把在言传背后的、具有鲜明个体特征的意会的东西明确表述为知识的另一种形式、一种合理而必要的知识形式,并强调它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我在一篇有关思维方式互补的文章中2曾涉及言传与意会知识问题,现试图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并结合脑研究的进展,对于意会知识的认识论意义作进一步的多视角的剖析,以期引起理论界对这一新课题的关注。

  

  一、波兰尼对意会知识的发掘

  

  波兰尼十分重视对认识主体的研究,他的《人的研究》、《个体知识》等著作在西方具有广泛的影响。当众多现代哲学家纷纷注重研究系统的、用逻辑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时,他却另辟蹊径,潜心于另一类问题的研究,首次发掘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意会知识问题。波兰尼明确指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所指的用书面的文字、图表或数字公式表达出的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像我们行为中的某些东西,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称前一种知识为言传的(Explicit)知识,后一种则为意会的(Tacit)知识。可以说,我们总是意会地了解那些被我们确实看成言传的知识的。”3

  

  波兰尼把言传知识之外的意会因素提到知识形式的高度,充分论证了意会知识的存在。基于对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表现和特征进行分类,波兰尼提出了言传与意会知识的结构。首先,波兰尼从“觉察”与“活动”两个基本方面出发来考察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表现。(1)就人对一个事物的觉察而言,可分为“集中的觉察”(Focal Awareness)与“附带的觉察”(Subsidary Awareness)。集中觉察是对认识对象的某些重要信息的专注;附带觉察是指某些因素虽未被注意到,但仍被认识主体所觉察。例如,与人交谈时,注意力集中在讲话的含义上,但同时也能附带觉察到讲话的语音、声调等。波兰尼认为,集中觉察与附带觉察共同组成一个“觉察连续统一体”。在人的每个现实的觉察认知里,这两种觉察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着。(2)就人的活动或行为表现而言,波兰尼从总体上把它区分为概念化(Conceptual)活动与身体化(Embodiment)活动两大类。概念化活动属于通常用语言表达的思维活动;而身体化活动属于非语言行为,如定向注视、表情、姿态、手势等躯体性行为。同样,概念化活动与身体化活动共同组成一个“活动连续统一体”,人的每一现实活动中都同时存在着这两种活动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波兰尼认为,不仅概念化活动明显地是一种判断作用,而且身体化活动也包含着一种判断作用,暗示着一种对于认识主体的认知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当英国学者吉尔把波兰尼的上述两个连续统一体联系起来考虑时,其结果就导致第三个连续统一体——“知识连续统一体”的出现,并认为“它处于言传和意会两极之间”。4从而为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的结构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也就是说,当集中觉察与概念化活动相联系,产生清楚的、明晰的知识,而这正是言传知识的特点;附带的觉察与非语言的身体化活动相交汇,则是认知中沉默的、不明说的、用身体动作示意的因素,而这正是意会知识的特点。这表明,在有认知意义的每一情况下,都包含着言传与意会两种知识,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知识都是言传因素与意会因素的“混合物”。

  

  波兰尼认为意会知识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种不脱离认识主体的所谓“个体知识”,身体化活动是意会知识的构成要素。这是很有新意的。而在论及言传与意会这两类知识的根本逻辑区别时,波兰尼指出:“我们可以批判地思考明确言传的东西,却不能用这种方式思考我们对某一经验的意会觉察”。5与人的身心结合为一的意会知识,不仅具有个体的体感性和不可逻辑判断的直接性,而且带有个体情感色彩的主观性。这样的意会认识也就与一般所谓的直觉、灵感、顿悟等等特殊认识活动相近,或者说,意会知识是把直觉、灵感、顿悟等都包容在内的一个更高更大的认识论范畴。

  

  由于通常所指的知识都是言传知识,以致言传知识就成了知识的代名词。由于言传知识具有非个体的、普遍确认的、客观明晰的特点,它在认识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波兰尼也就把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在迄今尚未得到真正的研究、甚至确认的不脱离认识主体的意会知识上。他认为,“个体”与“知识”并不矛盾,个体知识(意会知识)作为言传知识的基础和背景,不仅不破坏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反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认识主体的知识获取过程,有助于了解知识的本质、范畴与特点。波兰尼就此强调地指出:“意会知识比言传知识更基本。我们能够知道比我们能说出来的东西多,而不依靠不能言传的了解我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6

  

  总之,意会知识属于人类认识结构的底蕴部分,它不仅是知识的合法形式,而且在逻辑上先于言传知识。在现实的认识活动中,意会知识与言传知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波兰尼关于意会知识的理论对于研究认识主体自身以及主客体的统一不能不说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开拓。

  

  二、吉尔关于意会认识与大脑右半球功能关系的创见

  

  在波兰尼逝世4年后,哲学家吉尔在《裂脑与意会认识》7的论文中,首次注意到了裂脑研究成果与言传、意会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把言传、意会认识建立在现代脑科学的基础上的新课题,并进行了广泛的哲学讨论,把言传、意会知识(或认知)与大脑功能关系的研究扩大到认知心理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等领域,从而大大深化了关于意会认识的研究。

  

  吉尔首先摆出问题的双方:“一方面是所提出的大脑左半球和右半球的功能,另一方面是言传的和意会的认知,这两方面之间都分别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关联”。8他把裂脑研究揭示的大脑左、右两半球功能专门化的理论与言传、意会认知的特征对应起来,发现左半球的功能和言传认知都是与以概念、推理和清晰的言语表达相一致的;而右半球的功能和意会认知都是与非语言的整体关系觉察、身体化体验活动的判断相一致的,吉尔把这两组区别联系起来作出推论说:“既然言传认识是大脑在左半球的功能,那么意会认识就是大脑右半球的功能了。”9吉尔的推论不仅合乎逻辑,而且完全符合脑科学的实际。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有关裂脑研究的问题。自从1861年法国医生布洛卡通过对特殊失语症病例的研究,首次发现了语言障碍与大脑病变的关系,从而把语言中枢定位在大脑左半球,并宣布“我们用左大脑半球说话”,于是左半球的语言优势随之确立。由于语言总是同逻辑思维、推理分析、概念形成等高级智力活动相联系,传统上也就将左半球视为具有全面优势的所谓主半球或优势半球,而非语言的沉默的右半球也就冠以次要半球,劣势半球的贬称。优势半球的概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造成左脑功能的惟我独尊以及言传知识的一统天下。

  

  随着脑科学的进展,优势半球的概念已受到严重挑战,而逐渐被两半球功能专门化的新概念所取代,这一观念性的转变突出了大脑功能的“两院制”特征,强调两半球功能已经高度专门化了。传统意义上的劣势半球——右半球也具有其独特的功能作用或优势。对脑功能认识的这一转向主要归功于美国心理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关于“裂脑人”的研究,他因这项成果荣获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裂脑研究(split-brain research)是指用手术方法将人或实验动物大脑联合部(主要指含有近2亿根神经纤维的胼胝体)切割开,形成两个互相独立的半球,即“裂脑”。裂脑的显著效果就是中断了正常时两半球之间的极其有效的、每秒高达40亿次的川流不息的信息传递,使被掩盖了的功能专门化得以展现出来。在裂脑动物研究的基础上,斯佩里抓住机遇,把眼睛死死盯住因治疗需要而切割胼胝体的裂脑人。通过独具一格的巧妙的实验设计,利用特制的实验装置,十分成功地分别考察了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功能,获得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资料,揭示出大脑两半球功能专门化的崭新图景。一般而言,左半球长于语言功能、逻辑分析、推理判断、数学计算,即提供了抽象思维的脑基础;而右半球更长于非语言的空间关系、知觉辨认、完形综合、艺术创造、情绪直觉,即提供了非语言的表象、形象思维、直觉的脑基础。可见,吉尔将左、右两半球的功能与波兰尼的言传、意会认知联系起来的推理是很有科学根据的。虽然波兰尼在发掘意会知识结构时并未提及斯佩里的工作,但言传与意会认知与大脑左右两半球功能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裂脑研究权威斯佩里在一次获奖时的演说就暗示出这种联系。他风趣地说:“在我右脑中所感觉到的极大的愉快,比我左脑能用言语向你们形容的还要大”。10吉尔的创见正是在裂脑与意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立了言传认知与大脑左半球、意会认知与大脑右半球的对应关系。由于传统上视左半球是语言半球,因而吉尔的贡献主要在于把意会认知看作是右半球的功能,或者说提出了意会认知的脑基础。

  

  虽然目前还远未弄清左右两半球与言传、意会的关系,特别是右半球在意会认知中的作用机理,但吉尔提出的问题却令人深思。一方面提出了揭示右脑功能的新课题:既然意会因素是知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认知手段,在认识活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从广义来说,直觉、顿悟、灵感、想像这些不能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又都属于意会的范畴,对意会认识的研究必将推动人们进一步去认识右脑的功能并开发右脑的潜能。另一方面把意会认识建立在右脑功能活动的基础上,可以消除具有显著个体特征和鲜明情感色彩的意会知识的神秘感,找出意会知识发生、发展的规律,赋予其科学的内涵。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裂脑人”的研究虽然成功地揭示出左右两半球具有两种迥然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但“在正常的状态中,两半球看来是紧密地结合得如同一个单位在进行工作的,而不是一个开动着另一个闲置着。”11正是由于这种大脑功能结构的既相对独立又紧密协作的“两院制”才足以充当认识的统一与完美的脑基础。而大脑功能的高度整合性与前面所说的“知识连续统一体”的概念是相一致的。吉尔所阐发的“知识连续统一体”即是以言传知识和意会知识为两极的连续统一体,而他强调在有认知意义的每一种情况中,都包含着言传和意会两种因素。在这样的统一体中,意会知识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以及它与言传知识的相互作用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认识论加以探讨。

  

  三、意会知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尼关于个体知识的理论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除了吉尔把裂脑研究成果与意会知识、言传知识联系起来,把意会知识的研究推到一个新水平外,“波兰尼关于人的知识的两种构成理论已经获得了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等不同学科研究的大量证据”。12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概念、皮亚杰的实践性智力概念、日本逻辑学家泽田允茂的自然性思维概念、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常识性推理或动物性推理概念都从不同角度触及到先于语言而存在的意会知识问题。又如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把波兰尼观点作为其“范式”概念的论据之一,并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再版后记中,专门有一节谈到“直觉和意会知识”问题13。那么,意会知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的总规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14,因为人的知识只能来自实践,感性知识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上升为理性知识,而理性知识又只能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证实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实践当然是社会的、阶级的、群众的实践,但离开社会、阶级、群众的各个成员所从事的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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