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自我认同和国际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3 次 更新时间:2009-01-03 13: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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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 (进入专栏)  

  

   中国当前面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和社会道德重建的价值。在社会道德层面,儒学具有一些永久的价值: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社会责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敬业乐群思想;“君子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通过修身而达到博爱思想。毫无疑问,儒家文化中对待人生和生活的态度,交友处世和为人的方法,学习、修炼自己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精神等,都有无价的精神财富。它应成为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的重要基础和要素。

   但是,儒家文化不太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即政治层面的价值和信念。现代中国社会年轻人不可能重返对孔子的信仰,中国近代经过一个世纪的批孔,儒学离年轻人已经很遥远了,文化已经中断,重建传统需要几代人的教育。问题是当代年轻相当多的人不喜欢儒家文化,原因是儒家文化中的君权、父权、夫权等级秩序扼杀个性与自由。“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一样对法律与伦理进行了区分。但法律和公民自由在西方传统中占了上风,而伦理和公民义务则在儒家传统中占了上风。”27 由于儒家过分强调公民的义务,而忽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这一点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中的家长制文化与现代自由、平等精神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儒学中的精英政治,总是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总是让君子统治小人,这就不应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可见,要恢复儒学以重振中国的文化和道德并非能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同。

   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分裂,出现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新左派以强调正义﹑平等,主张工人权利和劳动保障等价值﹐反对中国“西化”和经济全球化,反对民主,对毛泽东时代怀有感情,试图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制度创新因素,以对西方的现代性作出超越。28 中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也在以他们的思路寻找中国自我意识。他们的主张就是重新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道德价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填补中国近代推翻封建文化以来道德文化真空,毛泽东以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了利他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这就是“老三篇”29所确立的思想道德观。“老三篇”推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为人民服务》讲的是人的生活目的和价值,提倡一个人活着不应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应为人民服务,为了社会。《纪念白求恩》提倡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要求人对待工作的态度,要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有艰苦朴素,戒骄戒躁。《愚公移山》讲的是不怕困难的精神,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全国学习“老三篇”的运动,并不断地树立这样道德人物榜样,雷锋就是当时树立的众多典型人物中的一个。雷锋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经常为老百姓做好事,努力帮助各种人解决困难,把自己的钱送给别人。从1960年代以来在全民中一直开展学雷锋运动,并有雷锋纪念日。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希望按照共产主义理想所要塑造的一种新的道德人格。这些精神也是当时中国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下,要改变贫困落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一些价值和精神。这些价值观构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道德信念。尽管这些价值观有些超出人性的理想成份,但它通过国家的宣传确实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共同认可并努力实践的价值观。这时的中国虽然物质极度贫乏,但人都很有理想和信念,社会秩序很好。

   新左派利用人们对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滑坡,对人与人之间的陌生、自私、缺乏诚信、欺诈和腐败的社会风气不满,唤起人们对毛泽东时代利他主义的怀念,主张以“老三篇”和雷锋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道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不但不相信雷锋精神,而且做好事被认为是傻瓜。1996年,一部叫《离开雷锋的日子》的电影红极中国,创下上座率的高峰。电影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是由于电影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一定反映,它反映了人们对雷锋精神的深深怀念和惊叹中国社会道德的如此堕落,完全走向了雷锋精神的反面。

   新左派只在少数理论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还得到一些退休老干部的支持。由于他们有反对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倾向,因而受到官方的节制。他们试图恢复的共产主义理想道德观也不太可能为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因而也不太适合人的本性和时代潮流。

   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西方的政治价值观:法治、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不可阻挡地影响着中国。尽管这些观念的进入不断遇到政治压力,到今天,这些价值观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并为国家领导人宣布为普世价值。中国社会是在一步一步接受西方世界的价值观的。

   早在1957年,主张法制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并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中共结束文革,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中国开始走上法制建设的道路。但是,在1992年以前,法制只不过是党的领导人加强对社会秩序和经济有效管理的手段。1992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使法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法学家提出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理念,法律开始替代政府权力保障经济有效运行,法律开始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此后,大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法律如民商法和公司法等法律得以制定,中国法制才开始转型,计划经济时代以政府管理为目的管制性法律,被以平等主体自由市场经济的法律所取代。在法学家的推动下,1996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于1999年修改宪法时把它写进了宪法。这样,法治的价值才在中国得以确立。近六十年来,中国法制发生的变化可用两个字来表达,即从“刀制”(法制)变为“水治”(法治)。2004年,为了落实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在十年左右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措施。中国政府正向法治政府目标努力。

   在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谈起“人权”无不谈虎变色。人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用来干涉别的国家主权的手段。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权概念还只是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下的外交用语。1989年“六·四”以后,为了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政府允许在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开始设立人权研究机构,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人权研究会,从而开始了人权的研究。早期的人权研究只是为了更好地批判人权。1992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人权白皮书》,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人权观点和立场,说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重视。随后,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权对话也开展起来。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正视人权问题,并加入到国际人权对话中来。随后,人权也进入大学的教学课程。1997年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并于2001年正式批准了后一个公约。2004年修改宪法,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这表明,人权已经被中国政府确立为政治价值观了。

   可见,30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对人权的敏感、拒绝,到批判地对话,再到承认人权的价值,最后人权被作为政府义务和国家努力奋斗的目标。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当然,承认人权并不意味着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切实保障人权。但是,当政府把人权写在旗帜上的时候,一些维权的公民(他们包括普通居民和农民)都开始打着“国家保障人权”的标语,反对政府的强制拆迁和征地,反对警察的违法暴力行为等。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公民维权的有力理论武器。

   在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正在寻找失去的自我,不仅从历史传统文化中寻找,更要从全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中去寻找。这一点也得到政府领导人的理解。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30这些长期以来被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东西,已被政府所承认为普世的价值观。Roman Herzog先生曾指出:“人权思想仅仅起源于西方文化这一流传甚广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了解中东文化和亚洲文化的人非常清楚,印度教,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正宗起源均提出了与我们的文化以之为基础的希腊古典文化,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类似的标准。所有这些文化及其典型的哲学体系都创立了人道主义伦理。例如,所有文化都承认下面的金科玉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至少人的根本权利可以说是这一金科玉律的直接后果,而世界上所有文化都适用这一金律。”31

   可见,只有树立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价值观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获得人民的普遍认同,才能成为团结人民形成新的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因为这些价值符合普遍的人性、也包涵儒家文化的因素、现化文明和全球化因素,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所以,中国的自我认同应该建立两个价值体系:在政治层面,它的价值谱系应该是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公正等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文化道德层面,应该是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等。这样的中国既保留它传统的道德文化,又融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来。中国才会找到真正的自我,才会有真正的崛起和承担好它的国际责任。

  

   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与国际责任

  

   21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和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这个答案是开放性的和具有不确定性。它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进行以适应经济社会变革的政治改革。

   面对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从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在江泽民时代,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政策,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GDP第一。这导致全国上下各级政府不顾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不顾劳动者的体面(基本的劳动条件和保障),甚至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手段来发展经济。胡温执政后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经济发展时要保护环境和资源,要尊重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条件,并让劳动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04年,修改宪法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写入了宪法。中国政府从过去不承认人权到今天也着手建立一些人权保障制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些制度包括私有财产的保护。2007年制定了物权法,同时更加严格和规范了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制度,强化了对公民住房和其他私有财产的保护。在保障人身权利方面,1996年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严格了刑事司法程序,把过去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推定”变为“无罪推定”的原则。32 最高法院收回了1983年授予省级法院的死刑决定权,以减少死刑和严格统一死刑的标准。废除了一些非司法程序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收容审查制度、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审查办法等法规和规定,并正在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检讨。1995年颁布的劳动法没有很好地得到执行,为了保障这个法律的实施,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保证劳工基本权利落实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也在反对就业歧视方面作出努力。现在胡温政府正在积极推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从城市逐步向农村推进,以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为目的医疗改革也在研究之中。由此可见,保障人权确实已经提到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并逐步得到落实。

但是,中国人权保障仍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一是公民政治权利缺少有效的法律和制度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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