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中国的改革开放未有穷期

——原中国体改所副所长、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讲述其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3 次 更新时间:2009-01-01 13: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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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 (进入专栏)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童海华

   今年67岁的徐景安,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日前,本报记者约请徐景安谈他经历过的改革决策历程。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谈起上世纪那些历史,徐景安依然显得十分激动,对一些重大决策依然记忆犹新,思路十分清晰。

  

   一篇文章让徐景安步入了改革战线

  

   徐景安是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的。“当时,研究人员总共才4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

   徐景安说,打倒四人帮以后,搞拨乱反正。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叫《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按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徐景安说,在国家计委工作,比较了解情况。“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决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

   针对这种情况,徐景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徐景安参加了会议,发表了这篇文章,既有一点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他步入了改革战线。

  

   我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是怎样形成的?

  

   徐景安告诉记者,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徐景安。

   “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徐景安说,当时,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很难接受。尽管我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国家经委的观点就是主张企业本位的。

   徐景安记得,当时,理论工作者还有刘国光,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

   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是计划调拨,为什么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为了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恢复了奖金制度,还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有利润了,就留出一块利润,建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的时候就要引入市场机制。

   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

   “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

   徐景安说:

   这个设想的革命性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体制历次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而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经营管理自主极;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整个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什么指示,其中柳随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徐景安主要做文字工作。“劲夫同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一样,他讲着、讲着就会激动起来,离开座会,摊开双手,兜一个圈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他当过科学院院长、财政部长、安徽省省委书记,后来当国家经委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我对他非常崇敬。”

   徐景安记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是徐景安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在那儿东拉西扯。“我很着急,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我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徐景安说,现在想想,当时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赞同,是可以理解的。来参加会的人,对怎么改革,改什么呀,没有思考过,要他们怎么说啊?弄出一个总体规划来,要他们表态,真是难为他们了。但是这个稿子,能得到小平、陈云的认可,像国家计委、财政部这样的权力部门也没有反对,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调整经济结构是如何决策的?

  

   徐景安回忆说,1980年,赵紫阳刚当总理,就面临经济调整。

   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要来个快速发展。搞了一个“洋跃进”,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财政巨额赤字。所以,赵紫阳当总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

   “我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作安排。”

   赵紫阳于1980年11月22日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后来中央的方针就改成以调整为主,改革要服从调整。

   经济调整,就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生产就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得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不能喊少,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

   于是,徐景安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在文章中,徐景安写道:“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

   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

   徐景安还对紫阳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如果在您的领导下,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1981年4月起草了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九条意见。这是赵紫阳上台后的第一个施政纲领。

  

   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从1980年到1984年,徐景安先后参与起草了8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人员就增加了,机械委也合并过来。由赵紫阳亲自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徐景安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徐景安说,对于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上有反复。1979年的《总体设想》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

   “今天看,这算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治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啊?”徐景安解释说。

   徐景安回忆说,1987年3月13日,他与李峻联名写信给邓小平,信中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形势,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企业改革,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价格改革,处理好国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三是机构改革,处理好国家与干部的关系。结论是“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向前。”

   1987年10月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

  

   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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