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重振启蒙精神,招回大学之魂

——亲历三十年高等教育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2 次 更新时间:2008-12-31 15: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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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 (进入专栏)  

  

  “教育改革失败”的本质

  

  我在高校从学生到教师,有五十多年,所以应该说对高等教育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一般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很大,30年有很大的变化。最近我发现很多文章都在评功摆好,什么教育大国的崛起,30年剧变。确实,中国教育外部或者说非本质性的变化不少,搞创收啦,搞分校啦,搞量化管理、大评估啦……,还有扩招、合并、大学升格等等,师专变师院、师院变师大、师大变综合大学等等,这种变化、这种折腾是很多也很大的。但是我认为中国教育深层,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一般说教育改革的失败,是指这些瞎折腾,带来了很多坏处,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改革失败了,但是从教育的根本改革上,可以说谈不上失败,因为根本没有改革,甚至还有人认为当前高等学校,包括中学的一些腐败现象,是改革的结果,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没有改,瞎折腾带来一些结果,造成了大学精神萎缩,失去了创新能力,平庸之风大起,甚至学术剽窃成为常见现象,这些不良现象,是多年教育弊端被掩盖下来,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出现的恶果。

  

  搞实用主义,权和钱结合很实在,而教育恰恰是这一现实下受害最大的。现在搞自然科学的同志们说我们把资源破坏了,我们把孙子的这些资源用掉了,将来他们怎么过日子呢?日本人到中国买煤过去埋在海里不用,留给他们的子孙用,可是我们把我们子孙的资源挖掉拿出来用了,这是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对教育的破坏,这是破坏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资源,这是更加可怕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到了50年之后,我肯定不在了,但是在座很多年轻人还在,那个时候我们今天种出来的苦果他们还要吃。教育看起来是软事情,但是也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大学”的价值:精神、人格、真理,以及大师

  

  现实强迫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学是干什么的?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大学不是国家的一个机器,不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大学是一个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是提升人格、完善道德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国家、民族之文化和精神的最高标志。看一个国家的大学如何,就知道这个国家的精神和软实力是如何的了。据胡适考证,中国大学最早是兴起于公元前124年(西汉)的“太学”,但后来由于专制主义的统治者把这种太学政治化、官僚化,使之直接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于是中国大学不复存在,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现代大学的诞生,像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等。西方有上千年、几百年历史的大学,中国则无,这与中国专制主义统治的严密性、强韧性、长期性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最早讲出大学价值的人我认为是黄宗羲,黄宗羲身上有现代启蒙精神的萌芽。他认为不应仅仅视学校为“养士”之所,而应视之为生产真理的地方。黄宗羲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就是说,生产真理的中心不在最高政治权力的所在地———朝廷,而在最高文化的集聚点———大学。西方大学兴起,大致也是这么看的。一个国家真理发展研究的中心,如果是在最高的权力机构,而不在最高的学府,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蔡元培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精神之父,他也说得很明白,“大学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地方,不是拿文凭以谋求官位的场所”。所以他讲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蔡先生当时在北大,聘请新旧中西各派教授,也包括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都被他聘请过来作为教授。蔡元培认为,“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按照这句话来看“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这就是不对的。

  

  胡适则多次强调,“大学最具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是政治批评的中心。”大学能进行政治批评,这说明一个国家的高度文明。胡适提出大学是政治批评中心,这可不简单,如果一个国家允许大学的老师、学生批评政治,说明这个国家高度文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做很多错事。

  

  上面三个人的观点我们概括起来看,我认为大学之“大”,不是什么“大家来学”,而是包括有四点:第一是精神空间大,人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进行研究。第二是人格为大,以道德养成、人格提升为要务。第三是学术独立,在这里真理(而不是政治权力)的权威最大。第四是这里集聚着各个学科最大的学术权威———大师。这四“大”的核心是自由与文明。

  

  大学教育的理念:是和谐的人,而不是工具

  

  爱因斯坦说我们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用的机器,而应使他们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有用的机器培养方法强调训练,不强调学生学习的自由、自觉、主动,不把学习看成是完善人格很高尚的东西。这个工具还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现在机器是受人操纵的,你没有自己的自觉性和主体性,理科到了院士的时候就不应该是机器了,而应该有精神价值观念,大科学家和工匠的区分就在这里。但是文科比较麻烦,有用中可能就做了无用或者有害的东西,因为文科跟价值观念的东西联系太多。我大学本科毕业,读了研究生留校教书,1962到1972年之间,十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个时候,我本人基本上是有用的机器,因为我笔头还可以,能写一些,学校说我们要向教育部汇报工作,我能写出来,作为工具还是可以的。“文革”前期我受批判,“文革”后期我也是有用的机器,比如说要向毛泽东写致敬电,文字要非常好,最敬爱毛主席不够了,要用最最最敬爱毛主席,要用长江水研墨用完长江水也表达不了我对毛主席的感情等等,后来发现太华丽了,把我最得意的句子都砍掉了。

  

  工具制作型的教育为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实用主义者所欢迎,因为是培养工具嘛,当然很受欢迎。但是人格提升型的教育则与开明、进步、民主的政治有关,也与健康的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相联系。特别是17-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运动,开启了“人的觉醒”、“人的现代化”的历史以来,人格提升型的教育理念便成为了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主流,但是一直受到保守势力的否定。

  

  当前教育的症结:教育政治化

  

  30年高教改革的最大问题,我认为就是违背“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教育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号召,掩盖并强化教育长期以来政治化的弊端,结果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教育的政治化、官僚化丝毫未触动,反而变着花样加强,以浮夸的“大跃进”之风,制造假繁荣,追求“政绩”,而市场经济下的商品化大潮带来的一切污秽,全被教育所沾染,结果是“官”与“商”相勾结、“权”与“钱”结了婚,教育的腐败和危机由此而生。这是我总体的看法,通俗的说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教育改革当中是拿来了两者之弊,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最坏的东西拿来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的优点都放掉了,把两方的缺点集中在一起搞教育。中国30年高等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化、官僚化没有被触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根本没有改革,而所谓改革是在一些表面上操作、管理层面上瞎折腾,有些已经承认失败,有些还没有承认失败。

  

  大学的政治化主要表现在:一不是学校自己办学。“公立”成了“商立”,“公立”变成了“官办”,教育拨款单一化,资源配置垄断化、集权化。二是现代大学教育“提升人格”(以人为本,学习的自由、自觉、主动)的理念严重异化,变成了“工具制造”型的教育。三是教育变成了强制性的“训育”与“训练”。西方研究证明,此种“训练”式的教育扼杀自由与个性,四是教育管理“官本位”,校领导由官方任命,是官员(副部级、厅级),而不是教育家(有一个时期,甚至要校领导当政治家)。大学机构膨胀,非教学、科研人员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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