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史慧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

——萧萐父教授学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8 次 更新时间:2008-12-31 10: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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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萧萐父教授于1924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萧参(仲仑),为蜀中狷洁独行之士,老同盟会员,辛亥后学优不仕,教书为生,有道家风。他的母亲杨励昭也善诗词、工书画。萧萐父从小耳濡目染,大都是左、孟、庄、骚之类。萧家曾挂着廖平左书的横幅,上面的好多字他幼时尚不认得,而这位被父辈敬重的廖经师的不少奇闻逸事和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却在他的童心中引起一阵阵好奇。童年的他,曾从家里旧书堆中翻出清末印作革命宣传品的小册子,其中有《明夷待访录》、《黄书》、《扬州十日记》等及邹容、章太炎的论著,书的内容他当时还看不懂,但书的封面上写着“共和纪元二千×百×十年”或“黄帝纪元四千×百×十年”,却引起他新的好奇。好奇心,成为他日后求知的起点。他幼时常去的舅父家在一条窄巷,叫君平街湛冥里。大人郑重地向他解释,这里原是严君平隐居卖卜的地方;严君平如何有学问,精通《易》、《老》,每天卖卜挣一百钱后就下帷著书。1937年萧萐父考进了成都县中,校园后有个大污水塘,老师们郑重介绍,此乃扬雄的洗墨池,说扬雄当年如何勤苦好学,认得许多奇字,写了不少奇书。扬雄每天在池里洗笔砚,所以水都变黑了。这些童年的印象,在往后的岁月里时隐时显,乃至变成心中潜存的酵母。

  抗日风雷打破了四川的封闭,各种思潮涌进了这一盆地。萧萐父念高中的三年,正当抗战最艰苦、青年最苦闷的时节。对青年萧萐父影响最大的是几位文史老师,特别是讲授中外史地的罗孟桢老师。他的充满爱国激情而又富有历史感的讲课,深深地吸引住了班上的许多同学。有一次罗先生偶然讲到刘知几、章学诚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等素质,激发萧萐父写了一篇《论史慧》的长文,算是萧萐父的第一篇论史习作。在民族忧患意识和时代思潮的冲击下,当时中学生读课外书的风气特浓,自由选读,漫无目的,古今中外,囫囵吞枣。萧萐父在泛读中似乎也有点倾向性,一本《希腊哲学小史》使他在一次五题必作的外国史考试中,大胆地只选作了有关希腊哲学家的一题,居然得到老师的赞扬。由是可见他的独特个性和他的老师的不拘一格。在高中二年级时,风闻冯友兰先生来成都讲学,萧萐父与几个同学逃学去旁听,听后还争论不休,并因此而读了冯的“贞元三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等,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哲史书刊。这些,都为他后来选择哲学系这个“冷门”作了铺垫。1943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的武大迁到四川乐山,哲学系仅十几位同学。几位教授自甘枯淡、严谨治学的精神使学生们深受教育。那时武大哲学系所开的课程几乎全是西方哲学。万卓恒先生所开的“西方伦理学史”和“数理逻辑”,以清晰冷峻著称。张颐(真如)先生主讲“西方哲学史”和“德国哲学”等课,朴厚凝专,言必有据,教材用德英两种文本对照,一字不苟。张真如先生以“哲学与哲学史”为题的文言论文阐述黑格尔哲学史观,萧萐父至今不忘。当时萧萐父还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选读”、缪朗山先生的“俄国文学”、彭迪先先生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等,使得他的眼界更加开阔。时值抗战胜利前后的动荡时期,在茶馆自学和社团活动中,同学间相互交流知识、思想,更是别有天地。文、史、哲,左、中、右,各种书刊都在学生中流传。萧萐父当时也阅读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

  抗战胜利后,武汉大学于1946年夏迁回武昌珞珈山。大学的最后一年,萧萐父在武昌度过。在此期间,渊博嶔崎的金克木先生新来武大,开出“印度哲学史”与“印度文学史”等新课程,令他倾倒,并多次向金克木先生请教中西印文化思想比较研究的问题。系主任万卓恒先生贫病交加,卧床不起,但仍然热情而严肃地指导他写关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毕业论文。同时,在反美蒋、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高潮中,萧萐父义无反颐,积极投入,参加主持过抗议沈崇事件的全校座谈会等活动。1947年在武大发生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时,他曾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1947年毕业以后,萧萐父回到成都,教中学,并受聘为一所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又为《西方日报》主编“稷下”副刊,积极参与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50年春,成都解放后,受党的派遣,萧萐父参加接管华西大学,任该校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组长。

  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留四川医学院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他在青年时代即奠定了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理想、追求自由的生命旋律。时代铸造了几代人的基本性格。父辈参加辛亥革命,子辈参加反独裁统治的人民民主革命,孙辈参加民族自强的改革开放事业,构成了20世纪时代与人生的洪波曲。虽然其间不免坎坷曲折,而为了民族复兴,“虽九死其犹未悔”。

  

  二

  

  1956年他被送到北京中央党校理沦班深造。1957年春,在北京初次聆听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关于重建武大哲学系的宏伟设想,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应邀来武大工作,并按办新哲学系的教学需要,到北京大学进修中、外哲学史。院系调整后,全国哲学界精英都汇聚于北大哲学系。这一机缘使萧萐父得以涵泳其中,先后听过冯友兰、郑昕、朱谦之、张岱年、吴则虞、杜国庠、吕振羽、侯外庐等著名学者的专题课和学术讲演,又得到导师任继愈教授的具体指点,并常去汤用彤、贺麟先生家中侍坐求教。他曾以“未名湖畔花千树,一夜春风次第开”的诗句来形容当时在北大获得前辈道德学术滋润的心情。这次定向进修,虽仅一年多,然而因缘合和,使他自觉进入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殿堂,走向了

  一个探索的新天地。他参加了1957年1月和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两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启发。这时,他曾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我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几点意见》、《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等几篇习作。他后来对这些幼稚习作很不满意。不用说,在当年理论界相当苏化的氛围中,这些习作不免带有教条主义的印痕。不过,从这些初学的习作中,我们亦不难发现萧萐父进入中国哲学史园地开始耕耘时,确乎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相当重视中哲史研究中的价值取向和方法学问题。

  萧萐父当时形成的主要观点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主要在于揭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根据,即毛泽东哲学思想赖以产生、发展的思想土壤问题。为了科学地阐明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全面地批判总结中国哲学遗产,分析其精华与糟粕,揭示其规律和特点;为达此目的,在着手研究时,必须刻苦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系统周密地占有历史资料,坚持论史结合、古今通气的总方向。

  萧萐父是在北大进修时面临反右斗争的,也曾写过批判“右派”的文章;但他作为支部副书记,在自己所在的单位,由于为一些同志辩护和其他“言论”问题而被视为“严重右倾”,与支部书记汤一介同志一起,同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

  50年代末,萧萐父到武大哲学系工作,任哲学史教研室代主任,与李德永、唐明邦等一道,提出了以研读“两典”(马列经典著作与中国古典文献)为基石,以清理“藤瓜”(哲学发展的线索与重点)、探索“两源”(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与认识论根源)为起点,来规划组织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使武大中国哲学史课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理论风格。

  60年代,他广泛地探究玄学、佛学,尤重明清之际哲学。他在《哲学研究》、《武大学报》、《江汉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冯友兰先生史学思想的商兑之一》、《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方法问题》、《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唐代禅宗慧能学派》、《关于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等论文。这些论文的总体思路,是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来分析哲学史上的个案与哲学史研究方法。例如,重视发掘为以往哲学史家所鄙夷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贡献,发掘传统思想家所具有的素朴唯物史观思想萌芽等等。又如,在哲学史方法论上强调共相(一般规律)与殊相(历史人物的个性、偶然事件、思想特点等)的统一等等。

  1962年11月在长沙举行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全国学术界的一次盛会。会议由李达、谢华倡导并主持,由湖南、湖北两省社联筹办。萧萐父参加了筹办工作。他所提交的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即《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和《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使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并开始以王夫之研究专家名世。这两篇论文在日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卷本《王船山学术讨论集》(1965年版)中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充分肯定了王夫之哲学体系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性质及启蒙因素,又深刻指出了王夫之哲学的理论局限和思维教训。这一成果代表了当时国内船山学研究的水平。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浩劫中,萧萐父被定为李达“黑帮”,因武大“三家村”案的株连而横遭迫害,长期住“牛棚”,又在襄阳农场(分校)劳动,接受学生批判。他的家被抄查七次,他父亲留下的珍贵遗稿,他本人的论著、诗文稿和夫人精心绘画的百梅图等,至今不知下落。他的子女也因他所谓“黑帮”问题受到牵连,一再贻误升学。文革中他除了参加过王夫之、柳宗元等人的著作选注或评论之外,基本上被剥夺了从事真正学术研究的权利。

  回首这些往事,萧萐父却坦诚地解剖自己:“由于自己在论和史两方面的根底都浅薄,就不可避免地在行程中时陷迷途,特别是受左倾思潮的蛊惑,有时作茧自缚,有时随风飘荡,教训很多。经过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咀嚼苦果,才若有所悟”。①近年来他又说:“在鼓励青年一代作跨世纪的哲学思考的同时,我常深自反省,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虽然自己也热爱专业,奋力耕耘,有时自得其乐、宠辱俱忘;然而,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思想局限,往往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甚至迷信权威而丧失自我,这就难于作出创造性的学术贡献。”②这是一位敢于直面自己、敢说真话的自省者的可贵品质!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伪君子不同,我们于此看到的是真君子的坦荡胸襟。

   “四凶”翦除之后,萧萐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斗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真理和民主》、《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等文章,为清“左”破旧、转变学风作出了一定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权威,真理标准的讨论结束了哲学贫困的局面,激发了萧萐父重新学习、重新研究中国哲学专业的信心。他发表了《略论王夫之的矛盾观中“分一为二”与“合二以一”》、《略论杨泉》等学术论文。从此,他以惊人的毅力投身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学术组织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萧萐父参加并主持了教育部组织的九校合编《中国哲学史》新教材的工作。他与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被推为主编,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等参与编撰、修订工作。这部著作,开始跳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的窠臼,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净化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着力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注意发掘哲学遗产中的启蒙因素,是一部具有哲学智慧的哲学史著作。该书以其鲜明的理论特色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教授、石峻教授等肯定“这是一部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较好地揭示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本书把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哲学史独立列为一编,这是一大创举。本书关于秦汉之际思潮的论述亦有独创性。该书上下卷自1982年12月、1983年10月分别出版之后,已陆续印行10多次,累积达11万余套,被许多高校选作教材,并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又被韩国学者翻译成韩文版。

  三年集体编书的理论收获,以及主编此书的指导思想,被浓缩在萧萐父执笔撰写的该书“导言”中。这一“导言”又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为题单独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该文是萧萐父1957年以来研讨方法论问题的集中论述,特别反映了他在70年代末重新研究专业以来的一些心得,亦吸取了哲学史界冯契教授等同行们的看法。在方法学上,萧萐父相当重视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逻辑圆圈论,认为真正要总结先辈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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