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佛论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7 次 更新时间:2008-12-29 09: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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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进入专栏)  

  

   我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

   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

   我缺少慧根,毕生同佛教研究打交道,却不能成为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是,我对佛教的最基本教义万有无常却异常信服。我认为,这真正抓住了宇宙万有的根本规律,是谁也否定不掉的。

   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

   有的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像佛教这样彻底的悲观,还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佛教梵语基本上是梵文但又掺杂了不少古代方言的文字。在小乘向大乘过渡的期间,或者在我称之为“原始大乘佛教”的期间,许多佛典都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有的佛典原来是用纯粹方言写成的,随着“梵文的复兴”以及一些别的原因,佛典文字方言成分逐渐减少,而梵文成分则逐渐增多,于是就形成了所谓“佛教梵语”。

   我是尝试着通过语言现象来探寻一部经典的产生的时代和地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是证据确凿的,别人想否定也是不可能的。印度古代的众多方言,即云方言,必然具有地域性,而且这地域性表现得十分明显,阿育王在印度许多地方竖立的石碑和石柱,上面的铭文明确无误地指明了方言的地域性,是最有价值的参照资料。

   原始佛教不允许比丘们使用梵文来学习佛教教义,它也没有规定哪一种语言作为标准语言;它允许比丘们用自己的方言来学习佛所说的话。

   据我们现在的推测,佛典形成的过程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佛陀本人不会有什么著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却不可能没有一些常说的话,佛典里面有关十二因缘的那一段经文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当时没有书籍,学习经典都是师傅口授,弟子口学。最初口授口学的一定就是佛陀经常所说的一些话;因为这些话一听再听,一传再传,就比较牢固地印在徒弟们的记忆里,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佛典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代一代的师傅和徒弟逐渐增添上一些新的东西,到了编纂写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比较大的书了。

   既然佛陀本人,以及佛教初期那些大师都是东部人,说的是东部的话,最初这一部佛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始佛典,也就应该是用东部方言写成的。

   一部用东部方言,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佛典曾经存在过。这就是所谓原始佛典。后来佛教其它宗派的经典,巴利文佛典也包括在内,都是或多或少地从这一部佛典里演变出来的;最古的那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翻译过来的。

   提婆达多在律的方面提出了五法,与释迦牟尼针锋相对。在教义方面,反对轮回,也是针锋相对。这两个方面大概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释迦牟尼和提婆达多逝世后一千二三百年,在印度竟然到处都还有不食乳酪的提婆达多的信徒。提婆达多派显然在佛教发展史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与释迦牟尼的正统力量相对立。如果说释迦牟尼派是佛教发展主潮的话,那么提婆达多派就是一股潜流。

   “浮屠”这名称从印度译过来以后,大概就为一般人所采用。当时中国史家记载多半都用“浮屠”。其后西域高僧到中国来译经,才把“佛”这个名词带进来。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内所以没有“佛”字,就因为这些史料都是外书。“佛”这名词在那时候还只限于由吐火罗文译过来的经典中。以后才渐渐传播开来,为一般佛徒,或与佛教接近的学者所采用。最后终于因为它本身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浮屠”,并取而代之。

   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

   我在这里专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来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顿悟较之渐悟大大有利,要渐悟,就得有时间,还要耗费精力,这当然会同物质发生矛盾,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顿悟用的时间少,甚至可以不用时间和精力。只要一旦顿悟,洞见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人人皆有佛性,连十恶不赦的一阐提也都有佛性,甚至其他生物都有佛性。这样一来,满足宗教信仰的需要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一扫而光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解决宗教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他们把佛的一些清规戒律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既满足了宗教需要,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科技大国。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博士说:“在日本,佛教的世俗性或社会性是十分显著的。”日本佛教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发展,原因正在于这种世俗性或社会性。

   在佛经翻译史上,玄奘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怀着一腔宗教的虔诚,总结了在他以前几百年翻译工作的经验,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译风。他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会直意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佛经梵文原本最初没有写本,全凭记忆,一直到法显时代基本上还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先要有一个人口诵,另外一个人或者第三个人先依其所诵写成梵字或胡字,然后才加以翻译。

   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提到的宗有:大乘摄论宗、小乘俱舍宗、十地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天台宗、法相宗(唯识宗、慈恩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禅宗,有人还添上地论宗、摄论宗。在这些宗派中,各宗都有自己的教规。律宗不能成为宗,净土宗没有自己的专有理论,也不能算宗;成实、俱舍都只能算是学派,不是宗派;三论宗后被天台、禅宗所吸收,不能独立成宗。能够成为宗派的只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和禅宗。天台源于北齐、南陈,创于隋,流行于江浙、湖北一带,倾向于统一统合,南方义学和北方禅定都去学习,企图通过禅定来证悟般若。华严宗兴起于陈隋之间,形成于武则天时,根据地在终南山和五台山。法相宗创始者为玄奘、窥基。禅宗源于北魏菩提达摩,盛于唐,先流行于庾岭、广东、湖南、江西,然后遍及全国,流行时间最长,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呵佛骂祖的宗派,已成为佛教的对立面,简直已经不是佛教了。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谁的天国入门券卖得便宜,谁就能赢得群众,就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反之,就不能。

   天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法相宗的入门券卖得贵了一点,所以买的人就少。它以后的华严宗和禅宗,就便宜得多。华严宗宣扬,进入佛国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立刻就可以成佛。禅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也是最简便便宜的。禅宗流行的时间特别长,地域特别广,难道是偶然的吗?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规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这里,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如果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关键是经济利益。打击别人,争取信徒,也就是争取布施,争取庙产。

   玄奘和他创立的法相宗,既反对小乘那样把天国的入门券卖得太贵,也反对大乘空宗那样连天国都要空掉。他追随印度瑜伽行者派的学说,坚持五种姓的主张,就是说,人们对佛理的接受与实践是各不相同的。他反对道生主张的、有《涅槃经》作根据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

   玄奘虽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设置下了一些障碍,但是他在印度寻求解决佛性问题的结果却是:在当世即可成佛。从他自己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玄奘在佛教哲学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有宗的传统,他比较忠实地把这一派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法相宗。不过,玄奘毕生致力的是翻译工作,自己写的著作不多,法相宗理论的奠基人应该说是他的弟子窥基。

   我觉得,中国古代许多佛教大师都似乎有这样的矛盾。讲佛理的时候,头绪纷繁,越讲越玄。乍一看,真是深奥得很,实则破绽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虚,强词夺理。但在实践方面,则又是另外一套。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可能是由于对一般老百姓,如果死钻牛角,将会把他们吓退,不如说得简单明了,只需喊上几声“阿弥陀佛”,布施一些什么东西,就扯给他一张天国入门券,西天有份。这样对吸收信徒,增添利养,大有好处。我看玄奘也没能逃出这个窠臼。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这里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这样精神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

   有的史学家形象地说,在古代印度没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闪光的柱子,这就是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确定了这个年代,以前以后的几件大事的年代的确定就都有了可靠的依据,因而才真正能谈到历史。而释迦牟尼年代的确定,中国载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记》对于确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过作用。

   统观《大唐西域记》全书,包括了100多个“国”,玄奘的记述有长有短,但是不管多么短,他的记述似乎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员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这些方面几乎都要涉及到。当时和今天要想了解这个“国”,除了以上这些方面,还要了解些什么呢?他能用极其简洁的语言描绘大量的事实,不但确切,而且生动。所以,我们可以说,玄奘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描绘历史和地理的能手,而《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一部书相比的。

玄奘这个人和他这一部书,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已经起了而且还将继续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正如我写到的:他已经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于《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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