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中国政治法律传统与人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2 次 更新时间:2008-12-26 22: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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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人权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产物。本文通过与西方的比较,从社会政治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法律价值观念几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没有形成人权的诸种前提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中国传统的宗法关系排斥契约关系,使个人难以成长;皇权至上的一元化权力体系使个人的生活不会出现系统的分割,不会形成个人的生活范围;以权力斗争排挤权利斗争,没有形成权利思维方式;儒家的世俗性特征使它不会形成基督教式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对现实的批判意识。

  

   关键词:人权 政治法律传统 契约关系 权利

  

   人权作为一种观念和制度为什么产生于西方而不见于中国?这里,我们将从政治法律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将人权作为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产物。我们将看到,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为近代人权产生准备了若干前提,而这些前提却基本不见于中国。通过这一视角的透视,或许会加深我们对中西政治法律文化个性的认识,帮助我们认识当代由于人权标准的普遍性与中西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带来的一些问题。

  

   一、从社会政治关系层面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关系排斥西方式的契约关系,难以使个人挣脱整体联系的脐带,成长为独立平等的人。

  

   政治学说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矛盾。近代人权学说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它突出强调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区分和对立,以“权利”的方式表达个人的利益和要求。作为它理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即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个人是独立自足的原子,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集合。而契约是将独立平等的个人联结为统一的社会或国家的纽带。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契约型的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是这种观念的历史渊源和原型。

  

   著名法律史学者梅因曾把传统社会的进步归结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⑴这大体符合西方的历史。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某种型式的契约关系无疑是存在的,但却没有在社会关系中承担起重要的职能,没有对社会政治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更没有发现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演化的轨迹。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宗法关系透入社会政治关系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国与家同构,公法与私法同一。传统的“五伦”关系几乎将中国人的社会政治关系涵盖无余。其中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外延,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外延。总之,都是家族关系及其泛化,都属于自然关系。关于这种自然关系的理念本能地排斥契约关系的介入,因为契约关系是对它的侵蚀和破坏。

  

   契约关系是人为的关系,是自然关系解体后或从自然群体中游离出来的个人的一种新的组合方式。契约成立的前提是承认缔约双方的独立和平等。它假定契约内容是双方的自由合意,要对当事者双方的权利义务予以具体明晰的规定。在上述自然关系中,个人淹没无闻,而契约关系是个人成长的温床。它使个人从整体自然联系的脐带中挣脱出来,取得一定的独立人格、独立地位,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要求。

  

   无疑,真正的契约型社会(相当于黑格尔所讲的市民社会)在近代西方才形成。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里,个人是某种自然的社会团体的成员,是其中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共同体被视为一个统一的人格,个人没有与社会整体相分离的权利,个人与整体、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完全按整体的利益和需要来确定和调解。它是一种身份社会,要求确定每个人的地位、职责与义务,而不是保障和实现个人权利。社会的理想是整体的有机统一和谐而不是个人与整体的分离。

  

   不过在西方,契约关系却在传统社会中承担起重要功能并不断成长。古代希腊移民城邦中,就出现了契约关系的萌芽。在跨海迁徒的移民内部,血缘关系有所松懈,它使移民城邦的政治关系多少具有契约的特点。城邦解体和世界帝国的建立,为个人挣脱自然联系的纽带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广大地域上不同种族、民族和部落相互杂处的社会,整体的有机统一和谐已经不可能。契约关系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这个时期的伊壁鸠鲁派就以契约关系解释国家的起源和人与人的关系,罗马法则从法律上反映了当时十分发达的契约关系。正是在反映发达的契约关系的罗马法中,正式形成了“权利”概念。这种契约关系甚至渗入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将信徒与上帝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

  

   中世纪日尔曼的封建社会关系以契约为基础。它以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相互交织的契约纽带,将不同等级的人连结为一个共同体。在贵族与国王之间,陪臣与领主之间,农奴与领主之间,城市与领主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以及贵族之间,市民之间等,都是契约关系。国家形成上下双向的甚至网络式的权利义务的连锁,而不是中国式的自上而下单向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以宗法伦理为粘合济的有机整体。诚然,这种契约确认了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它同时也承认了契约双方权利义务主体的地位和某种程度上的平等,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晰化、规范化,否定了在上者对在下者的任性专横。

  

   发达的契约关系松驰了整体联系的纽带,滋养着个人的成长,不断改变着个人在共同体中依附性的地位。由于悠久的契约传统,根据当事人合意来确定人们权利义务的方式,成为西方人非常熟悉的方式。近代人权学说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它确认,国家(或政府)是通过人们相互之间(或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签订的契约建立的,这个契约实际上就是国家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基本法。它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范围,也规定了个人权利的内容。也就是说,人权是由契约规定的个人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内容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但契约这种形式却继承了的久远的历史传统。

  

   二、从政治法律制度层面分析,中国的法律和宗教制度使个人的生活维持着整体性的统一,没有形成与整体相区分的个人的生活范围。

  

   人权思想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权利”概念——即当代英文的Right——不见于中国传统思想理论。而在西方,权利概念是在高度发达的罗马私法中形成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罗马法的"Jus"概念已经具备权利概念的基本要素,是权利概念第一个正式的表述形式。

  

   中国没有形成权利概念有着复杂的原因。如果从纯法学的角度来分析,首先是因为它没有罗马式的市民法与万民法并存的双重法律体系。万民法所适用的领域是一种松散的社会共同体,其中不存在有机整体性的统一,所以产生了划分和保护个人权利的需要。在中国,普天之下皆为皇帝的子民,人与人之间由伦理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法律所调解的社会关系是单一的宗法团体内部的关系,而不是异类群体间的关系。这些人不是以契约而是以宗法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在一个有机共同体内分享利益,而不是各自申张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法律体系下,没有将个人与他人界限予以清楚划分的需要,个人利益被统一和谐的需求所遮掩而难以凸现出来。

  

   其次,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也几乎没有私法的地位。在罗马法中,通过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划出了国家权力和私人活动范围的界限。法的目的就是界定和保护个人权利。所以我们看到,罗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私法庞大而完备,在它旁边,公法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谈到罗马法,人们习惯上指的就是罗马民法,而在中国,法与刑同一,法几乎就是刑法。罗马法由私法调整的领域,在中国大体上是由伦理性的礼的规范来调整的。至于礼的功能,古人说:“礼节民心,……礼至则无争”⑵以“无争”为最高境界的礼不可能着意区分和维护个人利益,相反,它追求的是消弥这种区分。至于法,它是礼的消极附属物,整个古代,它没有实现由维护秩序功能转向保护权利的转变。纯粹从法律本身来说,没有私法或民法的高度发展,就不会有权利观念的产生。 ⑶

  

   罗马法对个人生活的分割到中世纪又被基督教所强化并获得了僵硬的法律所不具备的精神力量。

  

   近代西方人权学说的核心,是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划出界限,将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视为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个人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所谓个人“权利”。而西方人关于个人生活范围的观念,直接起源于中世纪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悠久传统。

  

   在中国,没有国家与教会在组织和功能上的分化。皇权控制了教权,世俗政权或直接承担起道德教化的功能,行使着宗教权威;或将教权作为政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权力体系是一元化的,个人的社会角色是统一的,个人的生活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活在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下的西方人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生活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向国家负责,另一部分向教会负责。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最为珍惜的部分,国家则无权干预。这种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

  

   然而正是这部分原由教会控制的范围,经过近代的变革,演变为个人的权利。传统上教会与政府权力领域的划分转变为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划分,个人权利取代教会权力而与政府权力相抗衡。近代产生的所谓“第一代人权”所确认的内容,其核心部分正是中世纪教会控制的领域。在中国,皇权至上的一元化权力体系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困扰其它民族的宗教纷争和政教之争,没有给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严重的问题。但它也使个人软弱无助,没有形成一个有着坚强支撑的内在世界,不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也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依托使他可以抵御或逃避皇权的控制和侵犯。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遁世。像基督徒那样,将个人生活的一部分置于世俗政权控制之外,使世俗政权的范围只限制在维持社会共同生活必不可少的限度内,是中国人未曾想过的。

  

   三、从政治行为的层面来分析,中国以权力斗争冲淡了权利斗争,缺乏西方式的权利斗争传统和权利思维方式。

  

   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威表现为万能的、无所不在的力量,个人在它面前软弱无力,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权力结构呈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排斥来自下面的任何积极性和主动性。个人或集体维护其权利的行为被视为作“乱”,难以得到合法的地位。而礼治的主要目的就是消弥争端。“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礼的秩序贯彻“去私”、“无私”的普遍性道德要求,不能容纳合法的权利斗争。

  

在中世纪西欧,存在着多元主义的政治格局,其中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角色,分别与领主、国王、教会、城市等发生关系,被置于多重政治秩序之中,受多重管辖权的支配。法律体系也是复合型的,其中每一种法律都治理个人作为其中一名成员的交迭重合的次级共同体中的一个。没有一种法律要求统揽整个司法管辖权。这些法律体系包括王室法、封建法、庄园法、商人法、教会法等。这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权威可以控制个人的整个生活。多元主义政治秩序也使社会区分为界限清晰的不同集团,每个集团内部又细分为不同的阶层。其中每个集团和阶层都有特殊的身份、地位、权利和特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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