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思想解放从哪里起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9 次 更新时间:2008-12-26 0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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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认为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改革涉及公共权力的的重新配置  

  2008全国两会

  第三期  

  本期嘉宾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刘山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站研究人员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对全党提出的要求。“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执政党再提倡解放思想意义深远。

  思想要解放,自然是因为束缚和禁锢。不僵化,不停滞,是要始终保持打破禁锢的状态。那么我们的思想遭遇了什么样的束缚,什么东西在妨碍着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是不是历史再一次到了一个狭窄的关口?思想解放的脚步应该从何迈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发生的思想解放,曾经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决绝和勇毅突破了“个人崇拜”、“计划经”、“姓社姓资”的禁锢,带来了中国的崛起和市场经济的繁荣。

  但是今天,市场这只脚长大了,政治体制的鞋变小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有很多方面不适应市场经济了。“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次“两会”之前召开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点到了思想解放的要穴,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正是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

  利刃割向自己身体的痼疾,这需要非凡的解剖自我的勇毅。此番也许不用再“杀出一条血路”,但绝对需要解开繁复纠缠的矛盾的政治智慧。

  《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或许正是思想解放的起步之处?本期时事圆桌,请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人员刘山鹰四位嘉宾,为诸位解读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方方面面。  

  官员的思想对社会进步发展直接起到推动还是束缚的作用,老百姓个人有什么想法,不至于这个作用。所以解放思想首先是官员要解放思想。

  ——蔡定剑

    

  为什么解放思想?

  社会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不冲破障碍就迈不出去

    

  南都:从年初开始,各地政要都在谈解放思想,广东、重庆、上海、安徽等地都在发动造势,有人说,解放思想成了2008年的主旋律。这一轮思想解放的真正动力在哪里?

  刘山鹰:30年来,谈到解放思想有两次:一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及其相关讨论。还有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两次思想解放都是,每当历史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执政党就会号召全党甚至全国来解放思想。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对中国的政治运作、政治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所以会有这样一种规律。

  张鸣:这次解放思想跟前两次不一样,前两次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人们真有思想障碍在,那种思想是人们真的认为计划经济是好的,真有这个保守思想。不冲破障碍,这一步就迈不出去。现在人们都明白了,中国是怎么回事,我们该怎么做。现在问题是,虽然明白了,但是第一,能不能说出来?第二,能不能做?现在经济改革基本没什么可走了,国企改革,政企分开,国企股份制改造也都开始了,障碍已经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了。实际上那还是一个技术环节。现在关键还是政治体制改革。

  蔡定剑:当然,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确实是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眼睛里面还是有很多禁锢、框框。中国经济发展到要上一个台阶的关键时刻,我的意思是,从禁锢的角度来讲,确实是需要解放思想。作为领导层要解放思想,解放什么,解放到什么程度,就要具体看待。

    

  如何解放思想?

  这一次解放思想核心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南都:谈解放思想,可以理解为寻求理念的突破,换个大点的篮子来装这些问题?

  刘山鹰: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讲,政治体制上改革虽然也在推进。但是从广度和力度上明显跟经济改革,跟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不太适应。我们从1949年后搞社会主义探索,计划经济模式行不通。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又经历了30年,还是在适应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方式、公共权力运作方式。虽然说有改革,但从总体上来说是没什么改变的。从现在看来,中国已经崛起,经济发展已经很快了,而且它在世界上要崛起,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已经明显感到这套体制不太适应急速发展的需要。

  周天勇:正因为当时改革了一些,才有30年发展的动力。现在有些活力释放尽了,有些重新遇到阻力,需要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更大动作的改革。

  南都:和前几次相比,这一次解放思想,其核心显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两会”之前的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高调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时也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那么,政府改革和政治体制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可以把政府的这次转型和思想解放联系起来吗?

  周天勇:对。从现在的改革看,改革要从行政体制更深的方方面面来解决。

  刘山鹰:应该说是公共权力的重新配置。涉及到国务院的大措施,比如今年的行政体制改革。还会涉及到执政党的权力重新配置的问题。只要是公共权力的重新配置,它就不仅涉及到国家权力,而且涉及到执政党权力。

  蔡定剑: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来理解,经济社会改革方面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经济改革方面,我觉得从理论来讲,改革的桎梏是没有的。因为邓小平1992年就说了,不要谈姓资姓社的问题,经济上不要争论,这方面没有设禁区。有些人身上还有些禁锢,那是没有很好理解邓小平的思想。实际上,这方面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解放思想的,比如土地私有化的问题,包括金融机构是否应该放开,应该有民营和个人的等等。但是这些领域从思想角度来讲,不是不能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人敢做不敢做的问题,认识得够不够的问题。真正要谈解放思想,应该是谈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方面是有禁区的,所以这才存在解放思想的问题。解放思想就是要突破禁区嘛,打破过去被禁锢的一些思想。我认为,如果真正要谈解放思想,就是应该从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过去不能说的,不能讨论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讨论。

    

  解放谁的思想?

  最重要是解放政府部门、解放一些官员的思想

    

  南都:我们注意到,“思想解放”是一个共识,但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解放思想的热情常常被“稳定”压倒。解放思想的期望常常落空。思想解放的阻碍到底在哪里?

  周天勇:现在说“解放思想”,不是解放老百姓的思想,最重要是解放政府部门、解放一些官员的思想。但部门思想很难解放,因为有部门利益。因此要进行改革。首先要自我改革,否则社会推动你改革。

  蔡定剑:官员的思想对社会进步发展直接起到推动还是束缚的作用,老百姓个人有什么想法,不至于有这个作用。所以解放思想首先是官员要解放思想。

  刘山鹰:其实官员何尝不知道这些观念呢?归根结底这是个利益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公共权力配置问题。

  南都: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显然需要思想的解放,这轮思想解放可能的方向是什么?

  周天勇:能解决问题的就是改革方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讲,政府要改,立法要改,收费体制要改,单位公权与利益关系要改。更深的改革是建立人大对政府的制约,立法民主化。从而保证全体人民能创业,个体、微型、中小企业像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那些大力发展,中等收入的人迅速增加,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有事干。要改革铁路、电力、银行、土地的垄断状况,使得社会动力和活力的桎捁打破。这样经济社会才有20-30年的高速发展。

  张鸣:既然把它喊出来了,总还是想证明他有所作为的。具体怎么作为,这个比较难。比如说现在解决大部制的问题,即是精简机构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思路还是想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改革,这样基本上是不太会成功的。大政府,管得这么大,问题自然就会存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玩小,但小政府毕竟就有制约,从问题出发,最后就变成一次改革。

  刘山鹰:这次提解放思想,就是解放人。把人当成一个平等的个体来解放。以人为本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不是一个群体的人,而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解放出来。你理解起来可能觉得很抽象,实际上很具体,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改革开放的享受者,同时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参与到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来。这个解放就是解放人,就是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一向以来,思想解放的动力总是发生于民间。人民群众有一种天然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常常是出于他们迫切的需求。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公民社会的成长、社会需要文明政治的时刻,这种时刻更需要自由的思想空间和自由的表达空间。从政府方面来讲,就是要解决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之中,怎么执好政,怎么使执政更科学、民主,这和民间的诉求并不矛盾。

  南都:当前社会的集中忧虑,仍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这种情形下谈思想解放,社会气氛其实是很急切的。但通常一接触这个话题,便被告知,改革一定要务实。怎样认识这重关系?

  蔡定剑: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谁都希望改革是适合中国情况的,也必然应该是这样的。但是,首先是要不要做的问题,不要还没做,就说不适合中国国情,说什么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不能做。因为只有做起来后,哪些情况适合我们,哪些情况不适合我们,才会有一个讨论、选择、实践的过程。我理解你的问题,我们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实事求是,要符合实际,这样一套理论就来了。这套理论实际上是在以它为挡箭牌来阻挠改革,不让搞改革。真正搞起来,哪个国家的国情和政治制度是一样的,世界上也没有啊,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看西方的国家,美国跟英国关系够密切的吧,但是它们政治体制差距就很大嘛。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这句话就是错的,什么叫照搬西方模式呢?实际上这种话语是用来阻挠改革,用来拖延的盾牌。

    

  从政府转型开始?

  从具体问题入手,最后转到一个大的问题上去

    

  南都: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安排的主题是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也通过决议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大部制,如何解读这些迹象?服务型政府就是小政府?

  蔡定剑:我们要看解放思想到底要做什么,政治改革是不是就限于行政体制改革呢?我认为这一阶段应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这是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刘山鹰:中国不可能走向一个小政府。即使是中国民主改革了之后,它还是一个大政府。这是由中国本身的观念和传统,社会管理方式来决定的。小政府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很难实施。公共服务越多,政府就越不可能小。盲目提“小政府大社会”是不科学的。西方的国家政府都很强大的,美国政府也很强大,远不是我们想像的小政府、守夜人。它是双刃剑,社会越发展,人们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务越多,政府就越不可能小。你的要求越多,它就越强大。

  张鸣:现在还把它限制在技术层面的改革,就是不改政府的行政框架,是不行的。政府只是转变职能,以前是管理,现在变成服务了,这怎么能分得清楚呢?权力在那里,虽然说是服务,但是收费服务,这不就跟管理一样了嘛,反正你得给我交钱,我得管你的事。政府不能没有制约,不然服务都说不清楚,再怎么小也没有用的。好的推测,是可能从具体问题入手,最后转到一个大的问题上去,这种期待是有的。

    

  解放之路有多长?

  未来的一二十年,对中国的机遇是非常宝贵的

    

  南都:何为合理的政治改革速度?如何判定?

  周天勇:务实,改革方案不能急进。急进的方案行不通。民主要认清国情,实事求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沿袭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稳定成长,甚至政变不断,无法发展经济。前苏联这个多民族的地域大国,采取急进的方式,最后导致国家解体。普京的话说得非常好。他说:有人认为应回到斯大林时代,这是完全错误的,没有良心的。我们现在的改革基础还不如前苏联,它城市人口比例很高,城市人口生活水平比我们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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