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大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3 次 更新时间:2008-12-24 13: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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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30年,气象万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我今天提出一个思路和框架,梳理和概括30年的历程,这就是“30年来的四次大争论”,也就是四次大突破。也有学者说是三次大争论,这是偏重从经济领域着眼的。我认为,如果把政治、文化、经济各领域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是四次大争论。

  这四次争论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是过去的争论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到今天利益的博弈已经凸现出来,还有就是改革的技术层面也有争辩,比如医疗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有时,这三者交织在一起。二是过去往往一锤定音,今天可以说是多种声音的表达和平衡。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两个月,我骑车经过天安门,看到东观礼台前墙贴出一条刚刷好的大标语:“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三副一正,是邓小平“文革”后期复出时,在1975年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四个职务。这幅标语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语呢?1976年3月底4月初,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4月5日,运动被镇压,388人被捕。4月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决议。这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显然是一个冤案。但是,民众的呼声很快遭到了压制。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主席批准,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最高宣传权威。社论一出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央最新工作方针。这个社论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

  我们可以看出来,“两个凡是”的近期目的,就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更广泛的含义,则是继续神化毛泽东,不许人们对“文革”那一套理论提出质疑。

  5月24日,当时尚未复出的邓小平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两个凡是”不行。如果要讲“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天安门事件合乎情理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在党心、民心的强烈支持下,邓小平恢复了三副一正职务,但是“两个凡是”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大家知道,针对“两个凡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先是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我简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诞生过程。

  当时,中央党校展开了一个活动,就是总结“文革”期间的“党内路线斗争”。怎么判断路线斗争的是非呢?学员中出现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以毛泽东指示为准,再一个就是“文革”的实践为准。两个标准显然打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党校研究室决定写一篇文章,说判断是非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就是实践。由孙长江执笔的这篇文章接近完成的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一篇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请党校帮助修改。最后由孙长江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就整合成了见报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单纯阐述理论,它的现实针对性很强。比如文章说:“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显然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之后,遭到了“凡是派”人士猛烈指责。当时压力非常大。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支持。5月30日,邓小平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开了36天。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但当时成千上万的冤案压在人们头上,非常紧迫。开会第二天,陈云就提出六个问题,包括薄一波、王鹤寿、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的冤案应该平反,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等等,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响应,并且提出了更多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比如“二月逆流”冤案等。这就打破了原来的议题。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北京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通稿,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会议开到11月25日,华国锋讲了10点,包括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薄一波、陶铸、杨尚昆等同志平反等等。25日之后,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点名批评汪东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压制讨论。接着,在会议上,围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又展开了长时间激烈交锋。辩论的结果是,“两个凡是”失败了,实践标准胜利。

  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全会公报还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要着手认真改革,这是在中央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公报还说要努力采用各国先进技术经验,这就是“开放”。所以,现在我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经过第一次大争论,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我举出一些标志性人物和事件作一些说明。

  一、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二、小岗村包产到户。

  三、成立特区,杀开一条血路。

  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制度改革的命题,批评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5个弊端。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个讲话里说:像斯大林这样破坏法制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这篇文献指导下往前走。

  五、个体、私营经济破土而出。

  六、1984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回顾一下,1977年的十一大报告说:“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说:“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1984年的《决定》说:“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往前走了一步,是一个突破。

  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八、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双轨制。

  九、农村在80年代中期开始海选,大约90万个行政村的村民开始选举村委会。

  十、文化方面的变革,包括《伤痕》、《班主任》等小说问世;邓丽君、李谷一通俗歌曲唱法的争论;朦胧诗的争论;星星美展的争论;话剧《于无声处》、《“炮兵司令”的儿子》的争论等等。

  

  第二次大争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1989年下半年,“左”的东西得势。当时有人说中央要抓抓阶级斗争了,有人说要取消个体户了,有人说出国留学政策要变了,有人说留学生回国探亲都要扣下来一个一个审查在海外干了什么,还有人说要让知识分子重新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等等。当时私营企业减少了50%,个体户减少了15%.

  1990年2月22日,一位权威人士在北京某大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文章还对中国的改革提出质问:到底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当时第一篇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文章。

  另一家北京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改革开放》一文。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30日,北京某大报发表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文章直指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讲话中提到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当时这类文章铺天盖地,表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阻碍改革开放。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在1990年柏林墙倒塌。有人说中国应该挑头充当世界革命中心。在很多单位里,改革开放没人提了,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当时的局面非常严峻。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当了头,很多主动就失掉了。他还说,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针对北京一些人提出的“问一问姓社姓资”,邓小平说:当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很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希望上海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

  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但他的讲话精神,通过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传达出来了。从1991年2月15日(大年初一)开始,皇甫平接连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四篇评论,第一篇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第二篇是3月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是3月22日发表的《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是4月2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针对北京铺天盖地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浪潮,皇甫平的文章驳斥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北京一些媒介合力围剿。我这里举出一些文章:《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姓资?》、《问一问姓社姓资》等等。这实际上是向邓小平理论挑战。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形势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很多人为改革开放捏一把汗。

  邓小平面对这种形势,也十分焦虑。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思考的问题,有如他在“文革”中被下放江西的时候,在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的思考。邓小平当时已经88岁高龄,时间留给这位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庆幸的是,老人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用了最后一把力气,推了中国一把。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一下子把形势扭转过来了。凡是从1992年过来的人,都能回忆起邓小平讲话激起的改革开放的热潮,人们一下觉得阴霾廓清了,思想解放了。真正的邓小平时代,也是从1992年开始的。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这就是用市场经济重塑中国经济体制。

  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模式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对猖獗一时的“左”的思潮给予了有力回击。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标志性事件和人物:

  一、1992年4月25日,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反“左”讲话,震动朝野,这是来自高级领导人的最犀利的反“左”檄文。

  二、上海股票市场一飞冲天。

  三、下海潮。

  四、个体私营经济爆炸性增长。

  五、党中央、国务院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新措施,比如开发浦东等。

  六、1993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即“50”条。《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绩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要求展开税制、外汇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这比1984年的《决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七、经济增长摆脱了前两年徘徊在5%左右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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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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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也是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是对中国的前途走向何方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价值将在若干年后显示无比巨大的威力,也许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可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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