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0 次 更新时间:2008-12-23 17: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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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进入专栏)  

  而如何获得“性与天道”的认识,又是借用了佛教的“转识成智”,他说:“通过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人与自然、性与天道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互相促进,经过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终于达到转识成智,造成自由的德性,体验到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接着冯契先生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经验”、“主体”、“知识”、“智慧”、“道德”等等层层分析。得出如何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转识成智”,由此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对这个命题的解释说:“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行,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无论“化理论为方法”,还是“化理论为德性”,都离不开实践的辩证法。“化理论为方法”,不仅是取得“知识”的方法,也是取得“智慧”的方法。但“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所及为可名言之域,而“智慧”所达为超名言之域,这就要“转识成智”。而“转识成智”要“凭理性的直觉才能把握”。对此冯契解释说:“哲学的理性的直觉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具体生动的领悟到无限的、绝对的东西,这样的领悟是理性思维和德性培养的飞跃。”“理性的直觉”是在逻辑分析基础上“思辨的综合”而形成的一种飞跃。如果没有逻辑分析,就没有说服力;不在逻辑分析基础上作“思辨的综合”,就不可能为哲学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冯契同志运用逻辑的分析和思辨的结合的深厚功力,正是由于此,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才具有理论的力量,也说明他研究哲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实践唯物辩证法来解决“性与天道”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国哲学问题。我认为,只有像冯契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才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经之路。

  

  这里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这就是自1998年起我提出的“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有着比西方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但是中国却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解释哲学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而在西方,主要是由解释《圣经》开始,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rmacher,1768— 1834)和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狄尔泰(W.Dilthey,1835— 1911)才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论体系。这就是说,在西方“解释”成为一种“学”也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为什么中国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而没有“中国的解释学”,这里有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因为在西方解释学传人中国之前,我们还没有自觉到要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对经典解释的各种方法和理论总结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学”。一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现在西方解释学传到了我国,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参照系,来考虑创建中国解释学了。我们能否建立起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化的解释学”呢?我认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我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解释经典的资源以及对经典解释的独特的方法和理论,如果我们对之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定会得到某些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无疑将会对人类文化,对世界哲学做出重大贡献。当然要创建中国解释学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我国已在多种学科中运用着解释学,但大多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也有一些学者在创建中国解释学,但很难说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故此,在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应做三个方面的努力:(1)应该很好地研究西方解释经典(特别是解释《圣经》)的历史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创造的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当代西方各流派哲学如何动用解释学和在西方不同哲学流派运用解释学问题上的不同点(争论);(2)对有长达两千多年的我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我们必须作一系统的梳理,以发掘我国解释经典的某些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并使之系统化,成为一种哲学;(3)研究近年来我国在多种学科中运用西方解释学所取得的成绩,找出西方解释学在解释中国经典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我写了六篇有关研究“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论文,就教于学界同仁,以期能引起重视,并通过大家的努力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这就是说创建中国化的解释学将不仅丰富“解释学”本身,也是把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大潮的一重要途径。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应该结束,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有所长,而且事实证明目前中西哲学已在对话中相互吸收着。中国哲学因吸收了西方哲学,而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弗朗索瓦• 于连、恩巴托•艾柯等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同时现在人们已经注意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汇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中国哲学正在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会的转型期,如前所说它一方面在创建着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中国化的种种哲学流派(如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解释学等等);另一方面也在吸收着西方哲学(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中更新中国的传统哲学,创造着新的现代中国哲学(如现代新儒学,或者现代新新儒学、现代新道家等等)。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必将在“反本开新”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取得辉煌的成就。“反本”必须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地把握,即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回顾两千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我们的哲学源头。我们对自己哲学的来源了解得越深入,才会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并给以新的哲学解释,才可以使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当今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实现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创建出新时代的新的中国哲学。

  

  注释: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引自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②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③ 熊十力:《答某生》,见《十力语要》,卷二,《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收入《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和《十力语要初读》(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三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⑤ 张耀南:《张东荪》,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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